材料一：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电中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为急于使红军出师作战，才同意红军改编和设总指挥部，并答应不派参谋长。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联合政府在延安正式建立，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从此，中国两个政权由尖锐对立转变为并存合作的局面。

——摘编自李荣武、范丽梅《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材料三：“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提出的，由于香港问题的提前到来，使这一构想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付诸实现，并获得成功。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史符合中国实际的伟大构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卢培琪《从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看“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美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妥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①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

②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④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召开，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迈出重要一步

1987—1992年台湾与大陆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状况（单位：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