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37年，在国共庐山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特区的观念”。1937年9月，中共承认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接受国民政府指导，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一国两制”的实践。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国统区实行的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

材料二：“一国两制”理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在香港回归后的1998年的5月的第一届特区立法会的选举中，港人积极投票充分显示了港人治港的成功。

材料一：民国廿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虞洽卿昨发表对陕变意见：应先恢复蒋委员长自由，努力剿匪以期将功赎罪。……否则国家前途，固实不堪设想，且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

——《申报》

材料二：本书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则是决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方面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转而求和。

——引自《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简介

材料三：2008年12月15日，两岸空运、海运直航和直接通邮的同步实施，“三通”终于变成了现实。有人说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又一历史性突破”。

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美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妥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駐英大使顾维钓，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关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属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受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カ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回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漸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进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致区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