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聆听

崔立

    晚上。一个陌生来电，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哥——”

    我愣了一下，说：“你哪位？”

    “哥，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你能听我说说话吗？”

    “好。”

    “哥，我很孤单，也很寂寞，在这个城市，我没有朋友，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无助。以前在老家，我总是在想，将来一定要来大城市赚大钱，闯出一番天地来。真正来到这里，才感觉到万分的不易……”

    我静静地听他说，他接二连三的话语，似乎也不想让我插嘴发表什么意见。

    “……哥，你知道吗？我刚来第一个月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把家里带来的钱也都花完了。有一晚，我还睡在了街边石椅子上，有点冷，但睡着就不觉得冷了。我刚睡着，就被几个巡逻的警察给吵醒了，叫我别睡那里……”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哥。”

    又一个晚上。又一个陌生来电，“哥。”

    我笑了，说：“你好啊。”

    陌生男人想不到我那么客气，不好意思起来，说：“哥，没打扰你休息吧？”

    “没事，你说吧。”

    “哥，知道吗？在这个城市，我是迷路的人，找不到方向。我是一个工头老乡介绍来的，老乡说，大上海，遍地都是钱，只要弯弯腰，你就能把钱捡起来。可是，并不是这样的……”

    我认真地听他说，屏住呼吸没有说话，我怕我的呼吸声影响了他讲话的气氛。

    “……哥，我干了一个月，问老乡要钱，老乡说投资方还没给钱。干了三个月，再要，老乡说投资方资金周转不过来。干满半年，老乡竟然不见了。我们就问投资方要钱。投资方拿出签收单给我们看：原来老乡携款跑路了啊！我们一大帮子人就去投资方那里去吵、去闹。闹到后来，投资方只好再结工钱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哥。”

    多年之前，一个人站在街角的封闭式的电话亭前，落日的余晖照在他疲惫的身上，不时有路人不无鄙夷地从他身边走过。

    他给家里打了个长途。

    “你都习惯吗？工作累吗？想家了吗……”妈的问题像连珠炮一般。

    “我很好，您放心吧，一切都很好……”他是想笑的，但笑不出来，寻了个理由，匆忙挂了电话。

    电话挂了，他没有离开。他有倾诉的想法，许多无法和熟人去说的苦闷与难过。

    他拨了一个陌生号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找谁？”他说：“我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我能和你说说话吗？”电话挂了。

    在他拨了第七个陌生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说：“我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我能和你说说话吗？”

    男人说：“可以呀。”

    他说：“我来这个城市一个月，太苦了，你知道吗？蚊子特别多，第一晚我都没睡着。还有，这里养了一条大狗。那狗白天虽然是拴着的，可很吓人。见人吼两声，能把人给吓尿了。到了晚上，这狗就被放了出来，说是为了看家护院。我就不敢开门，天一黑关在屋里。和我一起上班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住得近，晚上可以回家，我只能呆在这里。白天我们几个人去干活，去挖那大大的树穴。挖树穴我挖不动，一天勉强挖了一个。老板眼睛瞪我，很不满意。老板让我给树浇水，那长长的管子，那重重的机器，都是我从没干过的。浇过水，我身上脏兮兮的像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他还说：“我想家了，我想过放弃，想过回家，但我又不能回家……”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

    电话挂了。他的心头却暖暖的，是倾诉过后的放松，还有别的什么。

    那个人，是我。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头柜

相裕亭

    天成大药房紧挨着一栋红楼房。

    但是，他们并非一家。天成大药房隶属大盐商吴三才，而红房子则是杨家在外做官的的大公子折腾起来的。那些红如鸡血的砖、瓦，据说是从荷兰国购来的，杨家人用它建起一座红彤彤的楼房，鹤立鸡群似的矗立在盐区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式建筑群内，如同冬日里灰土土的树枝上摇曳着一枚大红的柿子，打老远就能望到，可显眼！前来盐区寻医问诊的患者，奔着红楼而去，自然就找到了“天成”。这在那个尚不知“广告”为何物的年代，是何等受益。

    而拥有“红楼”的杨家，整天看到南来北往的患者打门前走过，陡生开店问诊之意，就地办起一家名曰“康乐”的大药房，与隔壁吴家的“天成”，悄然拉开了竞争的态势。

    可“天成”凭着它百年老字号的声誉，丝毫没把个“初出茅庐”的“康乐”放在眼里。

    天成大药房的大东家吴三才吴老爷，看到他的“天成”长盛不衰，干脆把店内的事务甩手给头柜德昌。吴老爷作为大东家，闲来店里坐坐，所能见到的，多为德昌的笑脸。

    那时，药店的头柜，也称大先生。但凡是药店的大先生，大都是坐诊把脉的高手。

    可德昌这位大先生，医术并不高明。他的能耐是善于用人，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思，三岁小孩哭着抱进店来，他都有招数把孩子给逗乐了。颇为经典的一例是，他用一对小酒杯，与孩子玩“碰杯”的把戏，愣是哄着孩子把苦叽叽的汤药当酒一样给喝了。这在“天成”，曾一度传为美谈。

    德昌在店内看似不做什么事情，可他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什么事情都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店，开门头件事儿，先把店里的炉子捅开，给顾客和店里伙计把开水烧上。

    这期间，店里伙计陆续进门，他便摸过门后的扫把，或是抽出瓷瓶中的鸡毛掸子，帮伙计们收拾店面。但那样的时候，不等他真去弯腰做活儿，眼疾手快的伙计们，早把他手中的物件儿接去。那场景，有点儿像合唱团的领唱，他起头唱上一句，大伙儿很快就跟上唱了。

    在外人看来，德昌是个闲不住的人。

    东家很看重德昌身先士卒的这一点，有事派人传个话来，德昌饭不吃、水不喝，都会亲自把大东家的事情办好。所以，东家很少到店内来。但是，东家的名字，每年会在店内出现几次。比如年底分红及店内人员晋升，店门外的告示栏里就会贴出一张大红纸，上书：经店内举荐，某某某即日起，晋升“天成”的三柜、或二柜，特此告之，落款：吴三才。

    那张看似与头柜德昌无关的“告示”，实则与德昌有着很大的关系。细心的人，从“店内举荐”四个字上，总能咂摸出其中的味道。

    德昌那人善于忍耐。凡事只要东家高兴，他就高兴。东家不高兴，他也笑脸相迎。平日里，德昌在吴家大院里行走，无论是见到老爷、太太、丫鬟、还是吴家的某位老妈子，他都会弯下腰来笑脸相向。更为离奇的是，黑夜里，德昌一个人走在吴家的院墙外，他脸上都时刻挂着微笑，生怕猛然间遇上老爷家的什么人。德昌脸上的笑容，已经职业化了。店里新来的伙计犯了事，要挨板子时，他会笑着对他说：“去吧，去长点记性。”

    好像挨板子是什么喜庆事似的。

    但凡在“天成”这边受过处分，或降级使用的二柜、三柜，投靠到隔壁“康乐”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名医能手。刚开始，大东家没太在意这事，可等他发现自家的“天成”一天不如一天；而隔壁的“康乐”又一天比一天火红时，东家忽然觉得“天成”这边该找找原因了。

    于是，民国二十几年，恰逢西医在盐区盛行时，东家借这个当口，重金聘来一位留学东洋的西医坐诊。其目的，就是要逼头柜德昌让位。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德昌，自然意识到这一点，他主动向东家递交辞呈。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脸很白、手也很白的西洋医生，不知怎么迷上大东家的四姨太，这让东家十分恼火，当即辞退了那家伙。

    此后，德昌临危受命，又在头柜的位置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听内部人说，当初那位西洋医生主持“天成”时，并没有像外面传言的那样花哨，好多情话，都是头柜德昌自编自导出来的。

最后的下午茶

龙应台

    ①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②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习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③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④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个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 ， 我们谈下去谈下去，彻底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⑤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⑥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绚丽。

    ⑦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⑧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⑨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⑩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⑪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⑫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⑬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⑭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深信，真的相信：____________。

    ⑮我看见一个伟大光明的人格。

——原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删改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台湾《中国时报》创始人。

推磨

高军

    朱大爷老两口看到胡同志住进来后很担是非儿，见了面总是笑着打招呼。这些日子，和同志们接触多了，朱家人也早已没有了任何拘束。现在整个沂蒙山区正在春耕备播，老百姓都在忙农活儿。胡同志也是忙得脚不沾地，要么出去一天不着家儿，要么招来一些人商量事情。大家都各忙各的，相互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这里的风俗堂屋是主屋，胡同志被安排到家里来住，朱大爷老两口一直想把他让到堂屋里住。胡同志看到西屋虽然低矮．但里面东西并不多．就坚持住了西屋。从西屋门里就能看到左前方的堂屋西窗下那盘磨，磨眼圆筒状向天空敞开着，磨台周边凸起一层边沿儿，只有正南方留出了一个稍微向前伸出的石嘴儿，方便从这里向下刮煎饼糊子。沂蒙山区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有一盘磨，用来磨糊子然后在鏊子上烙煎饼的。

    其实，胡同志是带着重大使命来解决山东分局和1 15师一些关系问题的，所以非常忙。他经常到深夜还不休息，在灯下一会儿皱眉思索，一会儿奋笔疾书，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腰身，然后又坐下了。

    第三天鸡还没叫，窗外漆黑一团，沉睡中的胡同志就听到院子里有了动静，他抬头从窗棂里向外看去，影影绰绰看到是朱大爷和朱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已经开始推磨了。他两眼辣辣的，连着打了几个哈欠，应该是自己刚睡着才不长的时间。但是磨盘有规律转动的咕噜咕噜声和两个人杂沓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在黎明前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知道自己想再休息一下已经不可能。于是他也就起来了，他小声制止随行同住的警卫人员起床，打开门走出去。

    朱家老两口停下了脚步：“哦，把胡同志聒噪醒了吧？”

    他赶紧说道；“不是，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怎么这么早就起来推磨啊？哦，是了，农活忙了，早干完家务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哟。”

    “是啊，三春大忙时候，都这个样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笑笑。

    “来，我推一会儿，”胡同志说着就接过了朱大娘的磨棍，推起来，“你来添磨吧。”

    朱大娘一会儿往磨眼里添上一勺地瓜干糁子，磨台上的糊子就逐渐多起来。

    胡同志和他两人继续说着话：“我们老家那里也有磨，只是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一个花鼓戏专门唱磨豆腐，怎么唱来？哦，这样——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哈哈哈。”老两口被逗得大笑起来。

    一边推着磨，胡同志一边了解村里的各种情况，并征求对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意见，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事主要在东家，老百姓哪能有不欢迎的？”

    太阳从东边露出红红的脸，一大瓦盆地瓜干糁子磨完了。

    白天，分局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表态说：“我们马上安排有关干部和朱大爷老两口谈谈，让他们不要这么早就推磨，以免影响胡服同志休息……”

    他使劲摆摆手，笑道：“千万不要小题大做，群众都忙于春播春种，起早贪黑干完家里的事，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呢，何况也没有影响我休息，反而让我听到很多真心话，你们绝对不要去说这个事儿。”

    翌日一大早，胡服又在那个时辰醒来，可是院子里推磨的声音并没有响起来。他感到很奇怪，就悄悄地起来走进院子，来到作为厨房的东屋，只见泡好的地瓜干糁子还静静地在那里，于是他回到西屋，轻轻叫起警卫员：“来，咱们推磨去。”

    他们一人抱起一根磨棍，咕噜咕噜推起来，走几圈胡服就往磨眼里添上一勺瓜干糁子，不一会儿就推下糊子来了。这时候，朱大爷老两口急火火走出堂屋门：“这可使不得，胡同志！俺这不是想让你和同志们多眯一会儿，怎么……唉……”

    “你们都能起来，我们怎么还要多睡，真的不用见外哟。”他一边说着，一面继续推着磨，脚步显得更有劲，“那个歌子怎么唱来？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大家都爽声大笑起来，气氛是那么融洽。

    多年后省里有个下乡演出活动来到村里，有个来看演出的青年人竟然很有韵味地念白道：

    “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演员们很奇怪：“啊，这是湖南花鼓戏《磨豆腐》啊，在咱们山东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俺爷爷过去经常这样念叨，我小时候就学会了，他说当年有个叫胡服的革命同志住在俺家里，从他哪里听来的。”

    演员们明白了：“哦，原来你们家里住过大人物啊。”大家笑着告诉他胡服的真名是谁，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啊哟，原来是他啊……”

纪念（节选）

孙犁

住在定县的还乡队回村复辟。为了保卫农民的斗争果实，我们队伍开来了。

一清早，我又到小鸭家去放哨。她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她家只有两间土坯北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就爬到柳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

柳树的叶子黄了，小菜园里满是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小鸭的娘刚刚起来，正在嘱咐小鸭，等门楼醒了给他穿好衣服。随后她就忽地一声把门开开，嘴里叼着用红铜丝扭成的卡子，两手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看见我，就笑着说：“呀！又是老纪同志，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你好吧，大嫂！”我说，“今年斗争，得到了什么果实？”

她把头发卡好，抬手指着家前面的园子说：“分了这三亩园子。它在大恶霸陈宝三手里待了十年，现在又回来了。地多了，明年咱要好好种！叫恶霸们看看，是他们种得好，还是咱穷人种得好！”

她回手关上门说：“纪同志，咱们回来再说话吧，我赶集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望着她那壮实的身子和那比男子还要快的脚步！

不一会儿，老远传来了母亲喊小鸭的声音。母亲回来了，提着一个大柳罐，满脸红光，头发上浮着一层土。她说：“鸭，我在集上买了几十斤山药。我们娘儿俩去把它抬回来。”

正赶上我要下岗，小鸭就说：“叫纪同志和我抬去！”

我和小鸭把山药抬回来。我这么高她那么小，我紧紧拉着筐系，不让筐滑到她肩上去。她一路走着笑着，到了家里，她娘留我吃饭，我在她家屋里坐了一坐。屋里比夏天整齐多了，新安上一架织布机，炕上铺着新席，母亲说，都是用斗争款买的。门楼那家伙却不言不语地摘下他自己造的木枪来。那枪做得很不高明，只是一根弯榆木棍，系上了一条红布条子。我只能夸好，小鸭在一旁笑了，母亲也笑着说：“纪同志，你知道他是什么心思吗？夏天，你在这里不是答应给他一支枪吗？后来你就走了。他整天磨翻你记性坏，赌气自己做了一支，这是拿出来叫你看看，羞臊你哩！”

我赶紧说：“这怨我记性坏，回头我们做一支！”

母亲这时才红着脸说：“纪同志，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俺家他爹，出去了这就九年了，老也没个音讯，你费心给打听打听！”

我说：“这好办，我们去封信打听打听。大嫂，不要结记，队伍开远了，交通又不方便，接不到信是常有的事。我也是八九年没和家里通信了。”

“纪同志不是东北人吗？有人说俺家他爹也跟着吕司令开到东北去了。”

“很有可能，那里来信不容易。”我说着告别了出来，想着一定要给小鸭的爹写封信，告诉他：他的孩子长大了，这样聪明；老婆进步了，这样能干；家里的生活变好了，一切是这么可羡慕，值得尊敬。他该是多么愉快！

晚上，我又到小鸭家放哨，小鸭听见动静就跑出来，说：“纪同志，俺爹来信了！”

“怎么这样巧，拿来我看看净写的什么？”

母亲也掩饰不住快乐的心情，把信交给我，并且把灯剔亮。我把信看了一遍，这是走了很远路程的一封信，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可是，别提信上的言词是多么热情激动！我拿着信纸，好像握着一块又红又热的炭。不只小鸭的母亲吓得脸烧红了，我的心也跳起来。上面写着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上面写着希望妻子进步，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反顽的斗争；上面问到小鸭长得怎么样了……

小鸭嘻嘻笑着，指一指门楼说：“上面没提他！”

“那时他……”母亲像是要安慰门楼，说着脸红了。我明白那意思是，爹走的时候，门楼还在娘肚子里，出远门的人，恐怕是忘记临行时遗留的这块血肉了。

我回到我的岗位上去。想到我的同志们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分外兴奋。天已经黑了，星星还没出全。我把身子靠在那根大干上，把背包架在老鸹窠里，把枪抱紧，①望着堤坡那里。

夜深了，月亮升上来，照亮半个窗户。我听见门楼像大人一样呼呼地酣睡，像是小鸭翻了一个身，说：“多讨厌呀，人家越睡不着，他越打呼噜！”

“鸭，明天我们给你爹写一封信吧！”母亲问。

“叫他回来吗？”

“干么叫他回来！把家里的事情和他学说学说。写上咱家新添了三亩地。”

“对！给爹写封信，娘，我们给信缝一个布信封吧，布信封就磨不破了。”

过了一会儿，小鸭又说：“娘！我看还是叫爹回来吧，听说陈宝三的大儿子参加了还乡队，要领着人回来夺地哩！”

“不要听他们胡嚷嚷！”母亲说，“有八路军在这里，他们不敢回来。天不早了，快睡吧。”

从此就听不见母女两个的交谈，月亮也落下去。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张木犁，它长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撒的种子。

母子三个睡熟了，听他们的鼻息睡得很香甜，他们的梦境很远也很幸福。我想到战斗在我们家乡的雪地里的同志们。我觉得肩头加上了很重的东西，②我望着很远的西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修改于博野史家佐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