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矮人

【波兰】姆罗热克

    从前有个挂牌“小小”的矮人剧团，一个很认真的常设团体，每周至少有四场演出，大胆涉猎了所有剧目。文化部因而把它提高到了样板矮人剧院的水平，并授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这个扩大了的叫法是“中央小小”，对此谁也没有感到奇怪。这个剧院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在这里找到一份差事，成了每一个业余的或职业的矮人演员的幻想。不过，这家剧院的编制早已配备齐全，拥有精兵强将。有个矮人是该剧院最杰出的明星，他表演情人和英雄的角色，因为他最矮小。他大获成功，收入可观，评论界对他天才的演技赞不绝口。如果剧院得以存在，首先是由于他的功劳。

    有一次，他在化妆室里化装——那是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首场戏公演之前，他担任剧中的主角——突然发现镜子里没有照出他的金皇冠，可皇冠明明是戴在他头上的呢！过了一会儿，他出台的时候，皇冠碰到了上方的门框，掉落到地板上，像个铁壶盖子一样在地上滚，还发出金属的铿锵声。他拾起皇冠，走到前台。第一幕结束后他回到后台化妆室，本能地低下了头。“中央小小剧院”的房子是根据剧团的比例为它特建的。

    《勇敢的包莱斯瓦夫》一幕一幕往下演，而我们的演员在进出化妆室时都习惯性地低下了头。偶尔他瞥见了剧院老理发师的目光正停留在自己身上。理发师也是个矮人，但还不够矮小，由于太大，就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做些辅助工作；他怨天尤人，灵魂深处对一切事和每个人都充满了妒忌。他的目光是那样专注，那样阴沉。小矮人怀着不快心情走上舞台。过了一段时间这种不快心情仍然没有离开他；每天带着这种不自觉的感情睡去，又带着它醒来，虽然极力想摆脱它。他自我欺骗，佯装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快，下意识地去抵制心中早已萌发的怀疑。时间并没有给他带来平静。恰恰相反，有一天，他从化妆室走出来的时候，不得不低下头，尽管头上没戴皇冠。在过道里他又跟理发师擦肩而过。

    这一天他决心正视现实。他在自己雅致的套间里，拉上窗帷，给自己量了身高。这一测量说明了一切。再也不存在什么幻想，他长高了。

    傍晚，他瘫倒在沙发上，喝着一杯格罗格酒。第二天他砍掉了鞋后跟。他希望长高只是一种过渡现象，或许过些时候又能缩回去。在一段时间里砍掉的鞋后跟确实帮了他的忙。终于有一回他走出化妆室，正好老理发师在场，便故意挺了挺胸脯，额头上却碰了个大青包。他从那人的眼中看到了讥讽。

    他为何长高了？他体内的生长激素为何过了这么多年突然从昏睡中苏醒？剧团已经发现了吗？有几次他看到老理发师在幕后的一些角落里跟演员们窃窃私语，他一走过去，絮语声便戛然而止，换成了毫无意义的闲扯。他留心观察伙伴们的面部表情，但是从他们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走在街上越来越少碰见老太太对他说：“小家伙，你跟妈妈走丢了吗？”倒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对他说：“请问，先生……”他回到家里，倒在小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眼望着天花板。可是后来他不得不改变姿势，因为他的双脚伸出了小床外，麻木了。这张小床对于他已经太短了。

    终于，他对“中央小小剧院”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都已看到，或者都已猜到是怎么回事，昔日热情洋溢的评论也沉寂了，对他的赞扬也愈来愈少见。到处遇见的都是同情的或嘲弄的眼神。或许这只是他那亢奋的想象力在起作用？幸好领导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演出中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不像演《哈姆雷特》那样成功，但毕竟也是很成功的。领导照常毫不犹豫地指定他扮演《黑衣骑士》中的主角，这个剧已经发了海报。

    排练过程中尽管他很痛苦，但并没有经历什么特殊困难就实现了首次公演。他坐在镜子前面，不看镜子就化好了装。舞台监督按了铃，他从座位上沉重地站起来，不意脑袋竟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电灯。他转身朝门口走去。整个剧团的人在灯光明亮的过道上站成了半圆圈，理发师站在中央。理发师身边站的是剧团里另一位扮演情人的演员，同样很有才华，但迄今他只能演B角，就是因为高出了几个厘米。两人默默对视了片刻。

    他不得不同剧院告别了。后来随着身高增长，他变换过几种职业，在青年剧院跑过龙套，当过跑腿的，在有轨电车线上扳过道岔。他已经是个中等身材的成年男子了。

    他经受过怎样的痛苦？他有什么感觉？他的姓氏早已从海报上消失了，早已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他在保险部门当了个职员。

    这样又过了许多年，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为了度过周末的自由时间，他走进了矮人剧院。他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得适度，笑得也适度，并不曾表露出过分的兴趣。一边看表演一边剥着薄荷糖糖纸。散场后，他来到衣帽间，穿上了深蓝色的长大衣，扣上了扣子，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因为等着他的是一顿可口的晚餐。

    “不错，一群很好玩的小矮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有删减）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杰克·伦敦

    卡鲁塞尔斯小姐简直是美得惊人，她迷住了周围的每一个男人。她又是一个骄傲的女人。种族的骄傲，门第的骄傲，性别的骄傲，权利的骄傲——她都占全了，这是一种又奇怪、又任性、又可怕的骄傲。

    在科伦坡的一天早上，在甲板的天蓬下面，卡鲁赛尔斯小姐召来船长本特利，叫那群给游客表演泅水的当地小孩都到上层甲板上来比赛。她把我们的零钱全收罗过去，亲自把它们一个一个或者一把一把地扔下海，并且规定捞不着的要挨骂，捞得巧妙的会得到额外赏赐。

    有个小家伙最出色，他对天鹅入水式非常在行，我从没见过比他跳得更美的人。这个孩子一次次地这样跳，我们都很喜欢看，特别是卡鲁赛尔斯小姐。他至多不过十二三岁，是一个美丽的孩子，好像一个身体柔软的少年神仙的青铜塑像，几乎全身都射出了生命的光辉。他的皮肤闪烁着生命，眼睛里充满了炽热的生命，我几乎听到了生命从他身体里爆裂的声音。一瞧见他，就像闻到一股臭氧的气味——他就是这样新鲜，这样身体健康、精神焕发，这样粗野奔放。

    突然这些孩子拼命奔向舷门，用他们最快的姿势游水，乱糟糟地、手脚不停地打得水花四溅，脸上充满了恐怖，一蹿一跳地爬出水面。

    “怎么回事？”卡鲁赛尔斯小姐问道。

    “大概是鲨鱼。”船长本特利回答道。

    “他们怕鲨鱼吗？”她问道。

    “难道你不怕吗？”他反问道。

    她耸耸肩膀，噘了一下嘴。“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敢到可能有鲨鱼的地方去冒险，”她说完又耸了下肩，“它们太可怕了！”

    这时，那些小孩全走上了甲板，表演结束了，船长本特利就叫他们下船。可是，她拦住了他，“等一会儿，船长。我一向听说这儿的土人不怕鲨鱼。”

    她把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喊到身边，要他再跳水。他摇摇头，那群孩子笑了起来，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

    “有鲨鱼。”他指着水面说。

    “不，”她说，“没有鲨鱼。”    

    可是，他肯定地点着头，站在他后面的那些小孩子也同样肯定地点着头。

    “没有，没有，没有。”她叫道。接着她就对我们说，“谁愿意借给我半个克朗和一个金镑？”

    我们立刻掏出了许多克朗和金镑，她从邓尼森手里接过了两个硬币。

    她举起那个半克朗给孩子们瞧。可是谁也没有准备跳下去。她把这个半克朗扔下了海。他们望着这个银币飞下去，脸上都带着惋惜渴望的神气，不过谁也没有跟着一块下去。

    “千万别用那个金镑来引诱他们。”邓尼森低声对她说。

    她一点也不理睬，反而用这个金币在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子眼前晃来晃去。

    “不能这样。”船长本特利说道。可是她却笑了起来，仍然引诱着那个孩子。

    “别引诱他。”邓尼森坚决地劝她。“这对于他是一笔大钱，他可能跳下去的。”    

    她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孩子，又把那枚金镑举到他眼前。接着，她做了一个要扔出去的样子，这时，那个孩子好像不由自主似地向栏杆跑去，可是伙伴们的大声责备又把他拦住了，他们的声音还带着愤怒。

    “我知道你不过是在逗着玩，”邓尼森说道，“你愿意怎么逗他就怎么逗他好了，不过，看在老天面上，千万别扔出去。”

    话音未落，那个金币一下就从天篷的影子下飞到了耀眼的太阳光里，在半空中划了一道亮晶晶的弧形。大家还没来得及把那个小孩抓住，他就翻过了栏杆，非常美妙地弯着身体随着那个钱下去了。两个同时都在半空里，很好看。金镑破水而入，那个小孩子也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几乎连声音都没有地钻到水里。

    水很清，从上面望下去，什么都清清楚楚。那条鲨鱼很大，一下子就把那孩子咬成了两半。

    第一个开口的是卡鲁塞尔斯小姐。她的脸白得跟死人一样。

    “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一面说，一面发出一种短促的、神经质的笑声。

    她的全部骄傲都在勉力使她能克制自己。她有气无力地瞧着邓尼森，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可怕的难过神色，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着。

    “邓尼森先生，”她说道，“你愿意扶我下去吗？”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凝神注视的方向，他连眼皮也没有动一动。船上一片沉默。

    她转过身子，打算镇静地走下甲板。走了不过二十尺，她就摇晃起来，用手扶着墙以免栽倒。后来，她就这样走下去，用手扶着舱板，慢腾腾地走开了。

（节选自《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杰克·伦敦》，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家女

彭瑞高

    ①连生把脚伸进被窝，背靠壁脚，从枕下拿出一件球衣，悄悄对我说：“洗过了。袖口也补好了。还缝了一块垫肩！”

    ②我取过球衣，看那密密细细的针脚，轻声问：“是她？”连生点点头，显出神秘而得意的样子。

    ③“她”，是指东家小女儿西凤。这年冬，我们开河吃住在她家。其实她家已没有几间房了，堂屋、东西厢房、耳房，都成了生产队仓库和会计室；她和她爸老磨头只住两间偏房。老磨头是地主，一脚还瘸着，平时就在家摇个石磨，给人磨个芝麻米粉什么的。我们睡在堂屋的地铺上，夜夜能听见石磨的呼噜呼噜声，还有老磨头的咳嗽声。

    ④没想到这么个糟老头，却生了两个出客女儿，大女儿东凤嫁得还很好，女婿是松江的手艺人，既能做木匠，又能画灶头，家境还不错；小女儿西凤比东凤模样更清秀，还读过初中，可惜因为成分高，至今还没嫁出去。

    ⑤也怪西凤眼高了些。这些年，陆续有人来做媒，一一都给她回头了。地富出身的，她一听就摇头，说，高成分的亏吃够了，不能再嫁地富门。但媒人介绍的贫农子弟，要么长相不好，要么文化差，她都没谈。她要的男方，成分要过得去，人也要过得去。

    ⑥前些天帮灶，西凤悄悄跟我打听连生的情况。她劈头就问：“连生怎么不去当兵？超龄了吗？”我就想，这女子精乖，当兵的事，其实可以探出许多情况来——年龄、出身、健康状况等。我说：“他才二十出头，超什么龄？不过他家是中农，村里当兵还轮不上他。”她又问：“他上过学吗？”我说：“他是县中毕业的，你不知道啊？”西凤说：“怪不得他铺上放着《艳阳天》呢！”

    ⑦借送茶的机会，西凤上工地偷看连生干活。连生挑担总往河底跑，上河阶还两级一跨。西凤一看就知道他是好身坯。当天坐烟时，她就挑大的热山芋给连生吃；午饭时，还把他的饭压得特别瓷实。

    ⑧连生看出西凤的意思，放了胆向她靠拢。他从工地回来，泥都不洗，就提起水桶挑水。他跟我说，他往缸里倒水时，常发现西凤一边烧火一边从灶眼里觑他，那张脸给火映得红扑扑的，真是好看。一说起这些，他两眼就贼亮。

    ⑨有一夜，连生回来特别晚。我轻声问他：“钻树林去了？”他说：“没的事，就在桥口聊聊。”我问：“有戏吗？”他一笑，没说什么。

    ⑩这夜过后，西凤对连生更体贴了。她才不管我们取笑呢，放开手脚给连生洗衣服、晒被子；还在每日放工后，把他畚箕上的泥巴剔干净，让他的担子减轻些。完工前几夜，她千针万线给连生做了一双鞋，是蚌壳式的棉鞋，黑布面、千层底，手摸着就暖和，把我们眼热死了。

    ⑪新开河终于竣工，大队人马即将解散。拔寨前夜，连生半宿过后才回来睡下。西凤一清早就过来给他打铺盖，眼圈红红的，两人都不说话，但西凤一抬眼一低眉间，千般离绪都有了。

    ⑫五一前，连生捎信来让我去喝喜酒。我提前去送礼，问：“是西凤嫁过来呢，还是你做上门女婿？”连生说：“什么呀，你当那是真的？新娘又不是她．”

    ⑬我吃惊地问：“那是谁？”他说：“是我县中同学，我们订婚好几年了。”

    ⑭我送了礼金，但没去喝酒。

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

    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黢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有删改）

时间

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丽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衡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上挂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新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删减）

择死与择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抑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汩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是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真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临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史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