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食指：我这样写歌

李翚 庄劲扬

    “我就是喜欢写诗，就是写了几首当时那个环境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诗”。2009年10月食指在中国诗坛第一次专门为他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作了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不要用“大师”、“英雄”、“先驱”这样的词句来界定他。

研讨会期间，食指大多时候都是低着头默默地聆听、记录，只是偶尔对专家们坦诚地对他的诗做出“文本还不够精美”、“部分诗歌在语言的美感方面还欠火候”这样的评价时，抬起头来频频点头。在历时近3个小时的研讨会结束时，主持人请他再次致辞，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朗诵了他的诗作《我这样写歌》：“这首小诗完成的一刻／结束了一切精神的折磨／别人以为是不修边幅／其实我早已失魂落魄／……一个人承受心灵的寂寞／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远离污浊／就这样在僻静荒凉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诗人喜欢朗诵。南京大学的文学评论家傅元峰副教授说，食指是那种能背下自己所有诗的人。食指点头，“这都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

食指在诗作《世纪末的中国诗人》中说自己是“自幼追求艺术的一生”。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中考失利，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天文学家。“都是5分的特优生，居然没考上，只好学文了。”

     “我是从一些批判文章里偷学的”，食指有些狡黠地笑着谈到了他的诗艺学习之道。

     “ 文革”期间，几乎读不到什么书了，诗歌也都是政治口号语体。但食指却找到了自己的源泉。他从《文学评论》里读到了那些作为批判对象的外国诗歌，虽然大多只是片段，他也觉得太美了。

食指偷学的第二个源泉是刘白羽的藏书。当时刘白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书房被查封，里面有很多国外的诗歌集，食指就和伙伴们从天窗翻进去“借”书来翻阅。

      第三个源泉是当时能够公开出版的国外近代诗人的诗歌，普希金、拜伦、马雅可夫斯基等等，他都阅读吸收。

而让食指感到尤为幸运的是在写诗的起步阶段得到了“高人指点”，这“高人”就是何其芳。何其芳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当时已很少有人敢去家里看望他。食指在中学课本里就学过他的诗，很仰慕他。食指回忆那天去何其芳家的情形时说，那是1967年夏天的一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虽然当时郭路生只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可父亲没有把他        当成是小孩子，而视他为同辈人，与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新诗的创作、发展，诗歌的韵律、语言等等，对郭路生所提的问题也一一做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从那以后，食指就经常带着自己的诗歌去何其芳家向他请教。他说，“何其芳把我引向了正道”。遗憾的是，不久何其芳就离开北京，而食指也于           1968年12月下乡去了……

      1966年——1969年，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论调甚嚣尘上，一派“全面内战”之势。食指却在这几年里完成了他“最为辉煌的青春期创作”，大部分代表作都是这几年写的，诗人林莽认为食指的这些作品“是对那些心灵命题的记录与回答”。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食指1968年12月作为知青去山西时，在火车上写成的。他写道：“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戈小丽当时与食指一起下乡到了山西杏花村，她在回忆文章中说 “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食指的诗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

    食指觉得幸运的是，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只集中在他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上，而没有完全解读他的那两篇长诗《鱼儿三部曲》和    《海洋三部曲》。按那时的标准，这两首才是真正的“反动”诗，都直接指向了“文革”与红卫兵。

  “幸好我的诗只是在传抄，而且传到上面的是些短诗，躲过一劫”，食指这样说。

        1973年，在青春还在奔放地燃烧时，诗人却在理想幻灭爱情受挫的打击下精神抑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从这一年第一次住进北京第三福利医院，直到2002年，食指在这家精神病疗养院断断续续住了12年。

        即使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食指仍然坚持思考，坚持写诗。“我知道进福利院是一种沉稳，于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人生”。

       ​2002年他从福利院走了出来，有了新的家庭，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删改）

一个走运的人秦文君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有一株高大茂密的香樟树，粗大苍劲的树干，四面伸长的枝叶，昭示这是一株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香樟树的清幽常引人驻足。

    香樟树下卧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小商铺出售一些糖果、烟草之类的小东西，那些瓶瓶罐罐上没有一点积尘。

    女店主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女子，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真走运啊!”

    女店主总是端坐在那里，含笑着招呼客人。闲下来时，她就低下头用丝线编织些小饰物，诸如手链啦、发带啦，随后就挂在店里，有谁喜欢就买走。

    最初，我到她的店里，就被她编的一个精巧的笔袋所吸引，淡绿色的，像很娇嫩的草。“这笔袋就像春的颜色。”我说，“特别美。”

      “我真走运，”她的眼里漾起了春光，“遇到了一个知道我心思的人。”

    她见我喜欢，随即从桌子下面拿出她编的各种小饰物，我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手上呢:天空的云朵，海上的浪花，草原的骏马，还有那永远开不败的四季花。

    我买下了笔袋，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制作者，也许是受到了她友好的对待，也许是她单纯的眼神，也许是她那句“真走运啊”。

    我常会顺道去看看那家杂货店，有时买些东西，有时只是看看。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很幸福。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他们本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

    可这店主，多么平凡。她终日坐着，等待人们的光顾，还得一张一张抚平那些乱糟糟的零钱。但就是这个人，每天穿着得体的衣裳，还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后门口，她正在吃午饭，就着开水吃一只大大的糯米团。看见我她笑笑，又说自己真走运，吃到了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面。”我说，“那才舒服。”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那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走运。”

    还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了她编的发卡，给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用它来盘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她又说:“真走运啊!”像是恭喜我，又像是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归来后，我如约前去把我拍摄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带给她。我还怂恿她，哪天请人照看一下杂货铺，亲自爬上黄山。“有缆车吗?”她问，“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真幸运啊，要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不必坐缆车，慢慢往上攀，爬上天都峰!”我说。

    “是啊!是啊!”她微笑着，沉醉着，“我梦到过。”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有去店里。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到了那，香樟树依旧挺立，却不见了小商铺，也不见了女店主，只有石凳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惊诧极了，连忙上前打听，老太太说:“搬迁了。”

      “那您知道女店主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太太浑浊的眼里一片黯淡。

      “不容易呀，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子!”

    “谁?”“女店主啊，你不知道?”我瞪大眼睛，张着嘴却说不上话。原来她是个不能行走的女子!她是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的!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笑容，却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还怂恿她去登黄山……

    一瞬间，歉疚与失落漫上心头。或许今生再难相见了!

    夕阳中，历尽沧桑的香樟树依旧高峻挺拔，依旧香远益清，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抬头间，那灿烂的笑容似在眼前……

                                       (摘自《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23期，有改动)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1875~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材料一：

    北京时间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左右，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发射后，将用8天至9天时间完成调相轨道段、地月转移轨道段和环月轨道段飞行。2007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嫦娥一号卫星在控制下成功撞击月球，为我国月球探测的一期工程，划上了圆满句号。

    嫦娥一号卫星首次绕月探测的圆满成功，实现了多个中国航天史及航天器的“第一”：第一次研制并成功发射中国首颗绕月探测卫星；第一次实现了绕月飞行和科学探测；第一次形成了深空探测任务的总体设计思路和研制流程——这些都充分体现出我国科技水平在不断提高。

材料二：

    “嫦娥三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第二步，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步。2013年12月2日1时30分，“嫦娥三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2013年12月14日成功软着陆于月球雨海西北部，登月任务获得成功。

    “稳稳当当地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是一个难题。”欧阳自远说，“嫦娥一号”是撞月“硬”着陆。“嫦娥三号”是“软”着陆，不能使用降落伞。研究团队已计划在接近月球表面时首先利用反作用力缓冲，然后让“嫦娥三号”自由落体实现降落。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次。

    嫦娥三号首战告捷，对整个探月工程乃至航天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人类探索太空的征程上，中国是后来者。但广大航天人可上九天揽月的梦想始终不变，跨入航天强国的志向始终不渝，书写出中国航天事业的崭新篇章。

材料三：

2019年1月3日早上，“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距离月面15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探测器的速度从相对月球1.7公里每秒逐步下降。在6到8公里处，探测器进行快速姿态调整，不断接近月球；在距月面100米处开始悬停，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别，并自主避障；选定相对平坦的区域后，开始缓速垂直下降。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冲机构的“保驾护航”下，一吨多重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的预选着陆区（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

    2019年1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完成两器互拍，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嫦娥四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四期的首次任务，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继通信。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航天战线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材料四：

（一）

    ①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出柏林，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几乎看不到一个健壮的男子。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战时后备役老兵，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身体虚弱而多病的老妇人。显然她在独自沉思，旅客们听到她在数着：“一、二、三……”声音盖过了车轮的“咔嚓咔嚓”声。停顿了一会儿，她又不时重复数起来。两个小姑娘看到这种奇特的举动，指手画脚，不假思索地笑起来。一个老头狠狠扫了她们一眼，随即车厢里平静了。

②“一、二、三……”神志不清的老妇人重复数着。两个小姑娘再次偷笑起来。这时，那位灰白头发的后备役老兵挺了挺身板，开口了。

    ③“小姐，”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位可怜夫人就是我的妻子时，你们大概不会再笑了。我们刚刚失去了三个儿子，他们是在战争中死去的。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前线了。在我走之前，我总得把他们的母亲送进疯人院啊。”

    ④车厢里一片寂静，静得可怕。

（选自《在柏林》）

（二）

    ①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②“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③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④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⑤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⑥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⑦“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百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