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做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语)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十年笔墨与生活

老舍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

    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产生好的作用。

    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族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鲁地割断历史。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它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若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源泉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选自《老舍自传》第六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注】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老舍自传》第一章）

【注】布尔乔亚：英文“资产阶级”的音译。

秋的气味

林海音

    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个地方──西单牌楼。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最是扎眼，就不由得就进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铛铛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给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地，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老五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材料一：一般而言，攻读博士学位，最少需要三年时间，多则七八年。有数据显示，我国博士延期毕业率高于56%，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博士都不能正常毕业。但是，不知道知网为何物，论文“查重率”过高的翟天临不仅顺利毕业，还风光地成为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后。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的背后，其实已经涉及到硕博培养模式、导师指导方式以及评价制度等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

    熊丙奇说：“在强调硕士和博士的规模的情况下，一个导师带的学生可能就比较多。再加上现在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也让很多的教授去关注论文课题经费，他们没有时间去陪学生一起做科研，然后导致学生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受多少学术训练，急功近利地去追求这种任务的发表，这也就相应地出现了这种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的现象。”

    近年来，除了明星被曝论文抄袭，企业高管、官员也都在跨界成为名校的“博士”。熊丙奇表示，名人凭借权力、地位、财富而非学术能力获得学术光环的背后，无非是“利益交换”四个字。

    他表示：“学校可能是给他一个博士的头衔，然后相应的获得一些资源。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老师在具体的培养管理过程中放水的问题。老师一方面可能比较疏于管理，而另一方面可能本身就没想到过要去严格要求，由此就导致了这些网友很容易找出的问题。”

    （摘编自《翟天临博士论文曾通过“双盲审”，多个审查环节为何全部失守？》，新华网2019年2月6日，有删改）

    材料二：值得注意的是，在翟天临事件发生的同时，某高校教师涉嫌篡改研究生复试成绩的消息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月11日，微博网友“平凡的世界overlooker”爆料称，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师，在此学院2018年研究生复试结束后，篡改了8位考生的考试成绩，并质疑“这些被提分的考生与他们之间是否有金钱利益关系”。

    齐爱民（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对记者称，这两起事件反映出我国高校教育领域问题严重，可以说某些高校管理层存在领导权力大过法的问题，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底线的挑战。只有构建一个完备的教育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发生。

    谌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认为，人才选拔与培养必须坚持“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应贯穿始终，并严格确保“三公”原则落到实处，相关规定获得不折不扣的执行，并通过加强监督等举措，最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摘编自《惩治学术不端须改革评价机制》，2019年2月18日《法制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国际上学术不端丑闻连年不断。最近的重磅丑闻则是2018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宣布曾在该机构任职的皮耶罗·安韦萨有31篇论文因涉嫌造假而要撤稿。由于安韦萨曾被认为开创了心肌细胞再生的新领域，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学术界。

    再往前追溯，还有连累导师自杀的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事件、韩国曾获“最高科学家”称号的黄禹锡的造假事件、美国贝尔实验室科学家舍恩制造的“物理学界50年来最大的造假事件”。国内也有受到广泛关注的韩春雨事件等。

    某些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很可能危及生命。在“撤稿观察”的榜单上以96篇撤稿量排名全球第二的，是德国麻醉研究者约阿希姆·博尔特，他的一大“发现”是含有某种胶质物的羟乙基淀粉可用于静脉注射。在相关论文没有被发现造假前，一些医学机构曾将此写入注射指南。但实际上人体肾功能可能因此受损，严重时可致死亡。

    从更深层次看，学术不端损害社会诚信和人们的信任，以各种手段“轻松”获得学业成绩或学术荣誉的造假者会成为坏榜样。美国也有类似案例。2010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运动员马文·奥斯汀发了一条推特，引发人们对其学业成绩的怀疑。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从1999年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许多运动员就没有正常上课，却获得了不应有的学业成绩。舆论哗然，有关机构对这项丑闻的调查一直持续到2017年，大学进行了多项整改。

    （摘编自《学术不端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麻烦》，新华社2019年2月6日特稿，有删改）

第二天早晨，黑娃起来时已不见新娘，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一手拉着风箱，一边在膝头上摊开着书本。黑娃洗脸一毕时，她先给他递上一杯酽茶，接着端给他一碗鸡蛋。黑娃喝了口茶又捉起筷子，挟住一个鸡蛋随即又沉入碗中，扬起头说：“我从今日开始念书。”

玉凤说：“你想念就念。”

黑娃问：“晚不晚？现在才想起念书怕是迟了？”

玉凤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念书没有晚不晚迟不迟的事。”

黑娃说：“那我就拜你为师咧！”

玉凤摇摇头：“你要是真想念书，应该正经拜师。我不能够做这样事。”

黑娃问：“为啥？”

玉凤说：“甭忘了你是丈夫，我要是当了你的先生就没有丈夫了，你在外边拜师去。”

黑娃怀着虔诚之心走进白鹿书院，看守门户的张秀才拒绝他进入：“不管谁不论啥事，朱先生一律谢客。”黑娃说：“你去传话，就说土匪头子鹿黑娃求见先生。”

朱先生正在庭院树荫下闭目养神。他送走了编纂县志几位同仁，不仅身俸无法支付，连三顿饭也管不起了。朱先生最后一次找到县府申述县志编纂工程的重要，管钱的主任摸摸硕大的光头，就呵呵笑起来：“好朱先生哩！剿共重要不重要？岳书记手谕拨款给保安团买大炮重不重要？”朱先生被呛得噎住，分辩说：“现在只要一笔石印的钱，县志已经编成了。”主任说：“编成了先放下，等剿灭了共匪国泰民安那阵儿，我给你拨款，多拨些也印得漂亮……”朱先生早已不再晨诵午习，常常坐在那把藤椅上闭目养神。听见张秀才传报，朱先生睁开眼睛：“噢！我这辈子就缺少看见土匪的模样。让他进来。”

黑娃进门再进入庭院，看见一把破旧藤椅上坐着一位头发银白的老者，恰如一座斜立着的山峰，紧走几步就扑通一声跪倒了：“鹿兆谦求见先生。”

“你是何人？求我有啥事体？”

“鄙人鹿兆谦，先前为匪，现在是保安团炮营营长。想拜先生为师念书。”

“我都不念书了，你还想念书？”

“兆谦闯荡半生，混帐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你坐下说。”

黑娃站起来坐到凳上。朱先生自嘲地说：“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俱全了。”说着回屋取来纸笔，拨下笔帽；笔头儿已经干涸，经水泡开了又磨了墨汁，给黑娃写了“学为好人”四字，说：“你是我最后一个弟子。这是我最后一幅题字。”

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自然常常求问于高氏玉凤；每隔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说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深为惊讶，开始认真地和他交谈，而且感慨不已：“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黑娃谦然地说：“我学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再不做混帐事。”朱先生仰起脖子慨叹道：“想不道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胚子！”

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出一种儒雅气度。玉凤更加钟爱黑娃。

团长以及同僚们也都觉察到这种变化。黑娃再一次走进白鹿书院时，就不无激动地说：“先生，我想回原上祭祖。”朱先生久久凝视着黑娃，竟然颤抖着嘴唇说：“好哇兆谦，我陪你回原上祭祖！”

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刻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傲不驯的土匪胚子。黑娃同时更加严厉地整饬炮营，把一批又一批大烟鬼绑到大炮筒子上，土匪弟兄们的体质首先明显地发生变化；他把一个在街道上摸女人屁股的团丁扒光衣服捆绑到树上，让炮营二百多号团丁每人抽击一棍；过去的保安团丁在县城是人人害怕的老虎，又是人人讨厌的老鼠，人们把保安团叫捣蛋团；黑娃整饬三营的做法得到张团长的奖赏，一营和二营也开展了整顿活动；保安团在县城居民中的形象从此发生变化，黑娃在整个保安团里和县城里威名大震。

（节选自陈忠实《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