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门前

卡夫卡

    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想了想，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于是那男人弯下腰，想看看门内的世界。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就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每道门都有门卫，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直到获准进去为止。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让他在门旁边坐下。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为这次旅行作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但却说：“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

    多年过去了，这期间，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开始几年，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说话嗓门高大，后来日渐衰老，就只有咕咕哝哝、自言自语了。他变得很幼稚，由于长年观察门卫，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以改变门卫的态度。最后他目光黯淡，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现在他命在旦夕，临死之前，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他示意门卫过来，因为他身体僵硬，已经不能站起来。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那男人相形见绌，矮了一截，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然后问道：“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又说：“你太贪得无厌。”那男人说：“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就吼叫着对他说：“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关门走人了。”

珠子灯

汪曾祺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节）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

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

山峡中

艾芜

江上横着铁链做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

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吓人的巨响。

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

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

我们这几个被世界抛弃的山贼，到晚上的时候，趁着月色星光，就从远山那边的市集里，悄悄住进了桥头一座破败又荒凉的神祠，这个暂时的自由之家。

几个人静默地坐着，伸手取暖的阴影映在周遭，混着咸肉的香味和着松柴的芬芳。从没头的土地菩萨侧边传来小黑牛痛苦无力的呻吟声。夜白飞不由得一阵阵怜惜，一声声叫骂。魏老头子却淡然平静，他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吃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鬼冬哥连连讨好应和，魏老头子便越发来了兴致，埋怨起小黑牛的笨拙来了。

我虽是没有就着火光看书了，但却仍旧把书拿在手里的。我不愿同老头引起争论，我不过是由于他们的逼迫，凑凑角色，并不打算加入他们，也许不多几天，我就要独自走我的。

江风大了，江水也大了，像要扫荡这一切，像诅咒我们的存在似的。

黑夜里，小黑牛痛苦地呓语“我不干了”，魏老头子皱起眉头。看来，他又要做什么决定了。野老鸭望着汹涌的江水，喃喃道：“该不会出事吧。”

这时，神祠后面的小门开了，野猫子——一个油黑脸蛋的年轻姑娘，和着白色鲜明的玻璃灯光，连同笑声，挤进我们这暗淡的世界里来了。黑暗、沉闷和忧郁，因为她的到来，都悄悄地躲去。

野猫子一手抱着一块木头人儿，像个母亲般逗弄着，一边同众人顽皮打趣，一边在老头子——她的父亲面前任性地撒娇，木头人儿的真真假假，引得众人异常开心。

我不由得想起白天的事，我与野猫子扮夫妻，我们从集市商贩那弄到一匹上好的布，代价就是小黑牛被抓住，打了个半死。

中夜，纷乱的足声和嘈杂的低语，惊醒了我。我知道一定有什么瞒我的事在发生着了，就尖起耳朵凝神地听着。忽然听见夜白飞哀求的声音，在暗黑中颤抖地说着：“这太残酷了，太，太残酷了……可怜他是……”

尾声低小下去，听着的只是夜深打岸的江涛。

接着老头子发出钢铁一样的高声，叱责着。

然后，角落里躺着的小黑牛，似乎被人抬了起来，一路带着痛苦的呻吟和着杂乱的脚步。

流向神祠之外。

老头子和野猫子站在桥头。影子投在地上。江风掠飞着他们的衣裳。

夜，愈发阴森凄郁，我轻轻抬起头，从壁缝望去，一个人形似的东西被丢进江里。原先就是怒吼着的江涛，却并没有因此激起一点另外的声息，只是一霎时在落下处，跳起了丈多高亮晶晶的水珠，然而也就马上消灭了。

我明白了，小黑牛已经在这世界上凭借着一只残酷的巨手，完结了他的悲惨地命运了。正像老头子说的“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但他往常那样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样子，却还遗留在我的心里，搅得我一时无法安睡。

回忆起小黑牛的往事，他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我不禁就由这想起，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明天我终于要走了。

他们回来了。大家都是默无一语地悄然睡下，显见得这件事的结局是不得已的，谁也不高兴做的。

次晨醒来，只剩下野猫子和我。她见我不时朝昨夜小黑牛睡的地方瞭望，便打探似的说道：

“小黑牛昨夜可真叫得凶，大家都吵来睡不着。”

“一早就抬他去医伤去了 ...他真是个该死的家伙，不是爸爸估着他，说着好话，他还不去呢！”

她比着手势，很出色地形容着，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一样。

我冷冷地告诉她昨夜的事全部看见了，野猫子顿时就变了脸色，凶狠地说：“爸爸说得好，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的，难道你也想学小黑牛？”说完，捡起地上的刀随手很结实地一挥，刀身便没入树身三四寸，又毫不费力地拔了出来，看得我目瞪口呆。

午后，从崖上转下来一小队人，是老头子的对头。

“糟了！我们的对头呀！”野猫子恐慌起来，我却故意喜欢地说道：

“那么，是我的救星了！”

野猫子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把嘴唇紧紧地闭着，两只嘴角朝下一弯，傲然地说：

“我还怕么？我们原是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有那么一天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与她一起扮演了戏，真有点儿小夫妻的味道，哄得一队人过去了事。他们歇了一会，就忙着赶路走了。

野猫子欢喜得直是跳，抓着我喊：“你怎么不叫他们抓我呢？怎么不呢？怎么不呢？”

她静下来叹一口气，说：“我倒打算杀你哩；唉，我以为你是恨我们的。……我还想杀了你，好在他们面前显显本事。……先前，我还不曾单独杀过一个人哩。”

她吐出这话之后，就重又唱着她那常常在哼的歌曲。

晚上，他们回来了，带着那么多的“财喜”，看情形，显然是完全胜利。但我却不能安睡下去。

第二天醒来时，已快近午，只我一人独自留着。江涛显得单调些、寂寞些了。但看见躺在砖地上的灰堆，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与夹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时，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恫，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地升起来了。

（选自艾芜《南行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