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入党的故事

    梅兰芳不但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入党，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59年春天，艳阳高照、春意浓浓。梅宅书房却门窗紧闭，只从窗前射进一点光亮。梅兰芳披着一件浓灰色的上衣，背门朝窗伏案认真地书写着，一连十多天都是这样。他那凝重的神态，融合着书房里的色调，显得格外庄严。夫人轻轻推开房门，悄声问道：“何不请秘书笔录或整理呢？”梅兰芳放下笔，郑重答道：“不，这不能请人代笔！”原来，桌上厚厚的一叠文稿，是他亲笔撰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本人已过花甲之年，却时刻自问：我为什么要申请入党？其实，早在建国初期，我就在心中立誓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也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由衷感激周恩来、陈毅、周扬等同志对我在政治上的亲切关怀……”

    原来早在解放初期，梅兰芳到上海演出时，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就曾同他促膝长谈，希望他做一个“党员艺术家”。当梅兰芳积极投身抗美援朝的京剧义演时，周恩来总理也曾亲切地对他说：“你应该入党了，党需要人民艺术家！我表个态吧，周恩来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梅兰芳谦虚地说：“总理，我还做得很不够。我们当演员的，生活上有些散漫，要不断改正呀。”周总理笑了笑，握着梅兰芳的手说：“生活方面的事尚属小节，主要是看一个人的政治品质。”这一切，令梅兰芳终身难忘。

    党组织接到梅兰芳亲笔撰写的入党申请书后，立即打印几十份，分发有关党员同志审阅。党组织负责人特地找梅兰芳长谈：“党组织正在研究你的入党问题，你是否就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在此之前，也确实有周总理和贺龙同志介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入党的先例。梅兰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严格要求自己，不去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做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而是请自己所在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张庚、马少波同志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959年3月16日，经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大会讨论并投票，一致通过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

    梅兰芳入党之后，主动提出取消他每月在中国京剧院拿的保留工资1100元，只拿他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文艺一级工资336元。同时，梅兰芳还提出把个人存款也全部交给党组织。

    梅兰芳入党后，他在政治上更为严格要求自己。一次，适逢他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因身体欠佳，领导批准他次日不出席会议，回家休息。当他驱车返回北京护国寺一号住宅时，收到一封匿名信，威胁他说如果胆敢出席次日的会议，小心脑袋！可梅兰芳面对这封恐吓信不以为然，第二天仍抱病出席了全国人大会议。

夏天的云

    朋友，你喜欢天上的云吗?那是一种变幻无穷的神秘景象。它可以向你无声地演出许多惊险的童话故事，引人入胜，逗人情思。它一年四季各具风采，每时每日千姿百态，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美让你欣赏，让你感到无限乐趣。

    您看看夏天的云吧——在夏天早晨的睛空上（漫  慢）不经心地飘飘悠悠。像有层薄梦的是浮云，它随风起舞，悠然自在，好像在撒着欢儿，互相追逐、戏耍，显得格外活泼可爱，为浩渺无际的天空增添了不少生机与活力。

    夏天夕阳西下时的火烧云，不知您见识过没有。那真是一大奇观：它将金灿灿的光辉洒向大地，使整个大地都洋溢着诗意。而且，它像一个魔术师在耍弄多棱镜、万花筒；时有小巧玲珑的小兔在跳跃，时有振鬃长啸的骏马在奔驰，时有张牙舞爪的蛟龙在腾飞，时有五彩缤纷的孔雀在开屏……真是形态万千，像一（幅   副）连（棉   绵）不断的画卷。然而它变得太快了，使人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没空细细观赏，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倘若我们有一架摄影机将这些生动的景象拍摄下来，那该多好啊！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夏天雨前的乌云吧！从那边隐隐的雷声中，乌云涌来了。不一会儿，乌云越来越多，越来越浓，最后，竟像怒吼的任性的黑风暴横行无忌，席卷长空，似乎即将要倾向大地的不是大雨，而是浓浓的墨汁，令人心惊肉跳。

    云，我喜欢它的变幻无穷，喜欢它的神秘莫测，喜欢它的美不（盛  胜）收……

    尤其酷爱夏天的云。

一天，我与儿子相对坐着剥豌豆，当翠绿的豆快将白瓷盆的底铺满时，儿子忽地离位，新拿一个瓷碗放在自己面前，将瓷盆朝我面前推推。

看他碗里粒粒可数的豆，我问：“想比赛?”

“对”儿子眼动手剩，利索地回答

“可这不公平，我盆里已不少了，你才刚开始。”我说着顺手抓一把豆想放在他碗里。

“不，”他按住我的手：“就这样，我才能试出自己的速度。”

    一些喜悦悄悄在我心里散开。

一时，原本很随意的家务劳动有了节奏，只见手起豆落，母子皆敛声息语，入是想让儿子赢，使他以后对自己多一些自信。”如是想，手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借拾豆的机会稍停一下。

“在外面争是靠实力。谁会让你?让他知道，失败成功皆是常事。”剥豆的速度分明快了。

儿子手不停，眼却时时在两个容器中畯。见他如此投入，我心生怜爱：学校的考试名次，够他累的了…剥豆的动作不觉中又缓了下来。

    “不要给孩子虚假的胜利。”节奏自然又紧了许多。

一大袋豆很快剥光，一盆一碗、一大一小不同的容器难以比较，凭常识，我知道儿子背定输了，正想淡化结果，他却极认真地新拿来了碗，先将他的立倒进去，正满一碗，然后又用同样的碗来量我的豆，也是一碗，只是凸出了，像隆起的土丘。

“你赢了，”他朝我笑笑，很轻松，全没有剥豆时的认真和执着。

“是平局，我本来有底子。”我纠正他

“我少、我就是输。”没有赌气，没有沮丧，儿子认真和我争。脸上仍是那如山泉般清澈的笑容。

细想起来，自己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实在是多余了。

追赶风筝的孩子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两个孩子猛追着在晴空中越飞越远的一只断线风筝……“你俩要是带翅膀的小天使就好了！”

    “快变成一只能远走高飞的老鹰吧！你们就准能把风筝逮住！”……

    几个过路人，见到这番情景，竟哈哈大笑地挖苦这两个气喘吁吁的孩子。

    “对，人们为什么不能像鸟儿似的长出一双翅膀在空中飞翔呢？”一个“飞”向天空的幻想在这两个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从此，他们开始留心观察鸟类高飞和滑翔时双翅的变化，并精心制作各种会“飞”的玩具。他俩长大后，仍然继续研究飞翔的原理。

    科学的幻想经过人们的勤奋努力，终于变成了现实。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诞生了。这架螺旋桨飞机的发明家，正是二十年前，奋力追逐飘荡在空中断线风筝的两个美国孩子——莱特兄弟。

四个字创造的奇迹

    公共汽车在风景区林肯公园里行驶了几公里，可是谁都没有朝窗外看。我们这些乘客穿着厚墩墩的衣服在车上挤在一起，全都给单调的引擎声和车厢里闷热的空气弄得昏昏欲睡。

谁都没作声。这是在芝加哥搭车上班的不成文规矩之一虽然我们每天碰到的都是这些人，但大家都宁愿躲在自己的报纸后面。此举所象征的意义非常明显：一班彼此紧贴着坐的人，在利用几页薄薄的报纸来保持距离。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注意！注意！”报纸嘎嘎作响，人人伸长了脖颈。“我是你们的司机。”车厢内鸦雀无声，人人都瞧着那司机的后脑勺。他的声音很威严。“你们全都把报纸放下。”报纸慢慢地放了下来。司机在等着我们把报纸折好，放在大腿上。“现在，转过头去面对着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转啊。”使人惊奇的是，我们全都这样做了。我面对着一个年龄较大的妇人。我们四目相投，目不转睛地等候司机的下一个命令。“现在，跟着我说……那是一道用军队教官的语气喊出的命令。“早安，朋友！”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完全不由自主。我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不是被绑架或抢劫。而且，我们还隐约地意识到，一直以来我们怕难为情，连普通礼貌也不讲，现在这腼腆之情一扫而空。我们把要说的话说了，彼此间的界限消除了。“早安，朋友！”说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有些人随后又说了一遍，也有些人握手为礼。许多人都大笑起来。

    司机没有再说什么，他已无须多说。

    我听到了欢笑声，一种以前我在151号公共汽车上从未听到过的温情洋溢的声音。公共汽车到了我要下车的那一站，我跟同座的妇人说声再见，然后一跃下车。我心情愉快地开始了这一大，比往常的日子有了一个更好的开始。

    我回过头来看那位司机正在看后视镜，准备趁空把车从车站开出。他似乎并不知道，他刚刚创造了一个星期一早晨的奇迹。

积极生活就是爱

韩松落

    有段时间，很喜欢法国电影，却对法国电影里总要出现的“爱”感到不耐烦。

    以法国女歌手伊迪斯·皮亚芙生平故事为主线的电影《玫瑰人生》里，记者向坐在海滩上的皮亚芙发问：“您对少女们有什么建议吗？”“爱。”“您对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吗？”“爱。”“您对孩子们有什么建议吗？”“爱。”……在法国电影里，爱是最重要的事，电影里的男人女人，不断地告诉自己和别人，要爱，要示爱，要落实爱。后来读到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书《爱的多重奏》，这是他在71岁时一次访谈的文字稿。此时的他，清澈洞明，对这种“爱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深刻的阐述。他所论述的爱，是爱情，但又不仅仅是爱情。人本来是单个的，以单数形式存在，而爱情，却让人从“一”变“两”，在这个过程里，人得打破自己身上的封闭，试着通过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世界。两个人的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但这种形式，却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集体之爱的演习，让“从两个人过渡到人民”成为可能。

    在他看来，爱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得靠忠诚去维护，得不停地宣示爱意，“尽管在一开始就已经宣布，爱仍然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宣布”。而这，显然需要巨大的行动力，需要不断激发自己身上的热情和能量，所以，他所谓的爱，是一种更朴实的态度：积极生活。去爱，去行动，去寄托，去反省，去剔除焦虑，去解决不安，去认识命运，去抵抗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