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 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材料一：

    本报广州9月16日讯（记者刘盾）今天17时左右，第22号台风“山竹”在广东省台山市海宴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9月15日，广东省教育厅召开防御台风紧急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各学校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在属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指挥下，坚决落实防御强台风工作的监管和主体责任，把师生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广东省教育厅强力部署，要求从9月15日至17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全部停课停学，少年宫、校外培训机构全部停止一切培训和教育活动，寄宿制学校学生原地做好防台风工作。广东省教育厅强调，启动防台风工作机制期间，全省各类学校、幼儿园、少年宫、校外培训机构，停止一切对外交流培训、户外拓展、军训等户外活动。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按照广东重大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经教育部考试中心批准，广东省9月16日至17日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停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16日18点30分，深圳市教育系统共出动8460人次安全隐患排查人员，重点检查112个在建工地、17处危险边坡、75处低洼地带。深圳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共安排60个检查督查组，动用人员850多人次。

材料二：

    本报南宁9月16日讯（记者周仕敏欧金昌）台风“山竹”预计今晚到17日凌晨登陆后以台风或强台风（13-15级）进入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9月15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绷紧防台风这根弦，以最坏的可能、最精心的安排、最充分的准备，牢牢守住师生生命安全的底线，提早落实防御措施，力争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为了做好防御工作，广西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加强与气象、水利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准确了解台风信息，紧盯台风“山竹”移动路径，通过多种途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师生和家长加强防范，提升安全意识。同时，严格值守，及时报送信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

    广西强调，各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停止师生户外活动、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受台风影响严重的地区可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适时停课。据了解，目前广西已有8个地市教育部门发布通知，要求从17日起，所有学校、幼儿园停课，直至解除防御台风应急响应为止。

材料三：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宗河）受台风“山竹”影响，海南省教育厅9月14日发布《关于做好超强台风“山竹”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切实抓好全省教育系统的防风防汛工作，确保广大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迅速落实防御台风的各项措施，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对危旧校舍、围墙、教室宿舍门窗以及水电路等设施进行逐一排查，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及时消除隐患。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食物、水以及发电机、药品等急需物品，确保台风期间留校师生的生活正常。学校要加强师生防汛防风安全教育，特别是今年秋季入学新生的防汛防风安全教育，提醒学生在台风影响期间避免外出活动，做好防范台风预警和安全防范教育工作。

    海南多地教育部门已出台停课措施。海口市教育局今天发出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9月17日上午停课半天，下午复课。此外，澄迈县、文昌市各学校和幼儿园9月17日停课一天；儋州市中小学停课半天，幼儿园停课一天，并通过校讯通、微信群等方式告知学生家长。

材料一：

4月18日，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京发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已连续8年上升；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这7.86本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历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如下图：

（摘编自2017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上表示，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扶持力度。

    门店租金的上涨、网络营销方式的兴起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近年来全世界实体书店都面临的问题。不仅传统的中大型连锁书店规模不断缩减，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店也陆续关张，在一片惋惜声中黯然退场。

    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很多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大潮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但书店毕竟与普通店铺不一样，它在购买商品的价值之外，承载了关于一些文化、知识和品位的社会价值，也承载了一些关于故事、人生和回忆的情感价值。一个人可能没有在手机上读过书，却大多会有一个难忘的书店，有一本最喜爱的书。那种“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时的喜悦和敞亮，也是许多爱书人的情感共鸣。

    有些人将实体书店的困境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规律，如果数字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和阅读率却持续偏低，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排在各大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单，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各类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看各大读书网站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

    开卷有益、读书有用。在数字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发挥培养阅读习惯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前段时间，北京的三联书店开始尝试24小时运营，吸引挑灯夜读重开卷的爱书人。实体书店在困境中探索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是必经之路，但在运营模式的创新外，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显得更加重要；在提供现代化的阅读体验之外，促进全民阅读的配套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弥合地区间阅读资源的不平衡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丧失了阅读的习惯，我们哀悼的将不仅是实体书店的消亡，而是一个崇尚诗书礼乐的民族失去精神家园后的迷惘。

（摘编自吕洪《网络营销改变阅读习惯?》2014年5月《人民日报》）

材料三：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同步运营，联手互动。书店以经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音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每年经常性、有选择地举办诸如讲座、新书发布、研讨、展览等各类营销活动百余场。

（摘编自三联书店官网）

材料一：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必须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者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编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越俎代疱地“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来”。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 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

材料三：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问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性。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

材料四：

“让座”这一行为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硬性的处罚，让不让完全是“靠自觉”。有一份关于“让座初衷”的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表示是发自内心，23.9%的受访者是受到“道德逼视”，8.9%的受访者是因站立者本人的逼视或其他行为。由此可见，只有65.4%的人是靠自觉的，而32.8% 的人正是受到通德约束才做出了让座行为。

（摘自《“让座”是道德绑架还是道德约束？》，2017年7月19日长江网）

    材料一：

    “别再吃了，有毒”“注意安全，地铁站被淹”“多一人转发，多一份希望”“扩散！扩散！捡到一张准考证，别耽误孩子高考”……近年来，这类看似是为人着想的“善意提醒”，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有许多貌似关心体贴的“提醒”，实则是一种推销手段，其中也不乏谣言。这些谣言，除了涉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还主要涉及人身安全、政策法规等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高度“贴近性”。

    这些谣言看似“无伤大雅”，但也会产生严重后果。比如，很多谣言与食品安全有关，出现过“塑料紫菜”“棉花肉松”“假鸡蛋”等谣言。谣言反复出现，会给被中伤的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据报道，今年年初，“塑料紫菜”谣言就导致多地超市下架紫菜产品，不少经销商退货。当然，比眼前显性危害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此类谣言看似温情体贴，实则误导公众。每次的欺骗，都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解公众的善意和爱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敬宏分析，“朋友图”里分享信息的基本都是亲朋好友或同事。在这里转发谣言一般会被认为是出于关心，收到信息的人们往往会收起心中的防线。在这样虚拟的“熟人社会”，谣言就会从这个“朋友圈”跳到另一个“朋友圈”，形成裂变式传播。各种以提醒、体贴形式传播的谣言还抓住长辈“宁可信其有”的心理，使其自愿转发。传播者出于好心随手转发，往往源于制造者的精心包装。记者发现：有的谣言以“善意提醒”为名，利用公众善心，让人放松警惕；不少打着“科学实验揭秘”“有图有真相”“权威人士透露”等幌子；还有的标题十分惊悚，比如“有毒”“致癌”“致死”等，吸引更多人注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表示，有人为了求好玩刺激，故意编造传播一些无厘头的信息，把转帖、跟帖多，看成是一种“荣誉”，甚至想以此成为“网红”，提高自身知名度。有的是利益驱动，个人或机构为了博取眼球，用流量赚广告费。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民警周千里认为，有的属于编造谣言以打击竞争对手。商家借扩散谣言向竞争对手泼脏水，以此破坏对手在受众群体中的口碑，意图获取不当的市场利益。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7月24日）

    材料三：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逐渐加大了对谣言的治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网络违法行为。周千里认为，主管部门要把好关，完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对网络谣言做到及时发现，第一时间通报责任单位并开展核查工作。同时，强化打击力度，依法对故意造谣或传谣者给予处罚，加大造谣者的违法成本，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张晋升认为，貌似关心的谣言广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比如公众在健康养生方面存在较大知识缺口。可以鼓励卫生健康部门、科学机构推广正规的科普账号，提供量多质优的科普类新媒体产品。网警巡查执法平台、媒体、互联网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反谣平台，形成辟谣合力。

    从公众角度看，谣言容易流行，说明一些群众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力，有从众、随大流、盲目猎奇的心理，有意无意间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徐敬宏提醒，在收到社交媒体模糊、可疑信息时，不轻易转发，而要与权威媒体进行核实比对。

（摘编自央视新闻移动网2018年7月25日）

    材料一：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第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如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材料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摘编自《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新华网201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