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古琴的文化内涵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 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贾宝玉得知林黛玉会弹琴时，便要妹妹为自己演奏一曲。林黛玉这时讲到：“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

    在中国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古琴集儒道两家思想精髓于一身。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琴要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道家最理想的音乐应该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庄子进一步将音乐分成“天籁”“地籁”与“人籁”三类，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

    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以后的琴人。陶渊明的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张琴，既无弦也无徽。每当他酒酣耳热、兴致盎然时，总要在琴上虚按一曲。李白有诗写道：“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从中我们不难悟出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大数据杀熟”这件事，基本还是各说各的理：消费者言之凿凿“这个可以有”，在线服务摊手表示“这个真没有”。回头看，2008年以来，爆料或控诉在线旅游、酒店、机票等电商平台的疑似“大数据杀熟”行为不胜枚举；乃至十年之后的2018年，“大数据杀熟”被评为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中消协甚至还将其列为2019年新春重点关注对象。但诡异的是，迄今没有认定出一个板上钉钉的杀熟案例。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如一堵厚重的铜墙铁壁，将真相阻隔在电商的最终解释权手里。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其实就是依据数据的精准分析，对于粘性强的用户，利用信息不对称不动声色加价或者拒绝优惠推送的差别化价格策略。消费行为往往就是这样，用惯了、用多了，价格反而不敏感了。因此，新客50块钱就能买到的服务，老客户可能还是停留在100块钱的档位上。电商平台的这种策略偏好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最大化利润的目标面前，大数据提供的便利是不可能受道德诚信制约的。有人说愿打愿挨，谁让消费者不去货比三家呢？这话经不起基本逻辑的考量：首先，利用大数据来杀熟果真合法吗？且不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实施不久的《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亦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利用消费偏好选择性推送本就是一个过于精明的商业选择，更别说少数电商平台扭曲价格信息等主观恶意行为了。再说，市场进化得再高级，终究是“人”的市场。如果技术只是为卖方提供了耍心眼儿的机会，市场信用岂非要随着技术迭代而灰飞烟灭？很多时候，个性化服务与“大数据杀熟”是叫人傻傻分不清的，消费者即便是熟谙“货比三家”的道理，恐怕终究逃不开数据的惦记。就比如这些所谓的“系统Bug”，谁来为之验明正身呢？有人说，拿过的折扣、用过的满减红包，最后总得通过“大数据杀熟”的方式吐出来。这话或有偏颇，却说破了一个道理：在宰客这件事上，线上线下是没什么差别的；监管若不到位，肯定是会出问题的。现在最大的疑问是：在“大数据杀熟”这件事上，电商平台们异口同声说是假的，那么，就真的只是消费者的群体癔症吗？这个问题，职能部门应该及时出手，为迷茫的消费者解惑答疑。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城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和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