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解读方法来研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滋养培育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全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善良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文章千古事，明德万年馨。中国书院肇始于唐朝，兴盛于宋代，经元、明、清至今，始终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情怀。岁月如梭，如今大部分书院已不再教书授业，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教化理念，依然如淙淙流水，滋养文化的血脉，贡献生活的智慧，撑起心灵的绿荫。

    从古至今，中国书院兼顾文化传播与人格冶炼，既有国学底蕴的根，也有民族精神的魂。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寒窗苦读，心忧天下。近日跟随“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实地走访六大书院，近距离接触书院里的家国精神——岳麓书院英勇抗元的忠孝节义；石鼓书院康济时艰的耿耿忠心；鹅湖书院“千古一辩”的贵和尚中；白鹿洞书院敦化育人的德才兼修；问津书院薪尽火传的文化自觉；嵩阳书院“程门立雪”的尊师重道……千年弦歌不绝，文脉国脉相连，书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涵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先贤之声传颂千年，至今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多元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书院以古老智慧解答现代问题，为人们撑起了一片心灵的绿荫。党员干部面对名利诱惑时，多念念范仲淹在嵩阳书院高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键盘侠”一逞口舌之快时，多想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为“论敌”陆九渊之见解“感佩潸然”。修身应“言忠信，行笃敬”；接物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处事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传统书院经千年所锤炼的中国智慧，既为现代人提供一处安放心灵的归处，也为构建美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风俗提供借鉴。

    信息化时代，古老的书院如何返本开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脚步？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书院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都不应只是存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精致而脆弱的陈列品；它更应当是扎根在现实土地上的参天古木——年轮雕刻着历史的印记，根系吸收着时代的养分，叶脉流淌着生命的活力。文脉因人而兴，亦因人而系。要推动传统书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大家的用心呵护。目前，各地书院正在进行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国学论坛、新生会讲、经典诵读、课外拓展、网络传播……书院在与其它文化生命体交流互动、相谐相生的过程中，成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生态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情怀，是“以文化人”的精神殃宝，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源泉。千年书院经时光打磨，其长久而永恒的智慧仍值得现代人铭记与发展。我们应守住书院根脉，呵护书院历史，激活书院文化，古为今用。去芜存菁，让书院在新时代中展现出时代风采与永久魅力。

（宋子节《书院精神为现代人撑起心灵的绿荫》）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熊月之

    ①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从地域来讲，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空间性质来说，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从相互关系上说，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②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多文化名人。

    ③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争赏苏州戏。苏州的家具、服饰、饮食，以及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歆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学者硏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④186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近代上海人口中，江南人占了80%以上。

    ⑤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⑥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一起创办企业。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

    ⑦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⑧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需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两大方面，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路远迢迢地到了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国人。（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⑨1934年，有很多知识界名人讨论“上海明天”。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文化。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成为催生新文明的“洪炉”

    ⑩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便越多，创造与创新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高度集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⑪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

    ⑫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在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外国人、居住外侨比例最高的。这两个特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

    ⑬值得注意的是，集聚、创新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

    ⑭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使得上海人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

    ⑮近代上海“一市三治”，日常生活中，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华界落后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⑯“一二八”“八一三”日军两次侵略上海，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处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⑰总之，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文汇报》2019年01月25日）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