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的别样呈现

李捷

    ①纪录片《记住乡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让人看完后回味无穷。一部纪录片为何会给人如此大的冲击力？

    ②这部纪录片抓住了当今时代最强音，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部纪录片是中华美德的微缩版。片中展现了各地大小不一、历史悠久的乡村，以小见大阐述了乡村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美丽山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

    ③这些山村里涵养着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在现代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价值，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让所有中国人看后激动、兴奋。因为乡愁是人们长大之后，最能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怀，最能勾起民族记忆的情感。在乡愁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共鸣，每个人都能找到民族价值与民族认同感。乡愁，展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发人深思，让人看后深受感染且受益匪浅。这种精神饱含“情”“义”“理”“美”，让人看后不禁落下思乡之泪。

    ④“情”就是思乡之情，或为乡思之情，包括忠孝之情、父母之情、亲朋之情、手足之情等。中国人最讲究情理，现在华夏儿女遍布世界各地，但一个“情”字便能将我们的心连成一片。换言之，不论哪一个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最后他都会时刻挂念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不论是山村，还是社区，不论是乡镇，还是城市，他总会回家看看。这种情，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下来的。

    ⑤“义”是为人的要领。族谱里渗透着乡规民约，为人的要领在这里展示得非常充分。何谓合格的中国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一定要有道德、有修养，经得起各方人士的评头品足，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人立住了，才能再谈干事业、做学问。修身、齐家做好了，才有资格去治国、平天下。

    ⑥“理”是家国之理，这是中国人思想中最认可的一个理，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个理。每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尽忠、尽孝、报国，这里面渗透了很多故事。一个个小山村里，出了太多的爱国将士，他们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因此，一定要把这些人写进族谱里，让人们永远缅怀他们。中国曾经有屈辱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盘散沙，只要把家国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凝聚力。

    ⑦“美”不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片中展现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山村，这些山村中间不仅有乡约之美，更多的是人文之美。

    ⑧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抓住“情”“义”“理”“美”四个字，抓住了这一核心价值，抓住了印记在心中的共有共有精神家园。《记住乡愁》通过娴熟的影像表达手法充分展示出来一段段精美的篇章，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有删改）

    阿城的处女作《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棋王》里面最突出的两个意象就是“吃”和“象棋”，这两样都是人类的需要，缺一不可，正是因为精神需要的追求，人才超越于兽，而人也不是神，因此生而为人也必定会有俗的一面。似乎阿城有意强调棋王身上的世俗性，来对抗不近人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英雄的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将物质和精神对立割裂,让道德品性和欲望需求你死我活，这是阿城不屑的。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安全、自我实现等七个层次，人的最高需要是“自我实现”。《棋王》里面的“吃”就是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阿城写的吃并不是吃本身，而是写对“吃的需求”，写饥饿感。王一生的吃相很凶，对吃近乎“虔诚”，而且“精细”，有时简直有点儿“惨无人道”。他“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的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这不是对吃的向往，而是对饥饿的极度恐惧。再往下想，这是对生存的焦灼与现实的焦虑。阿城写王一生的“吃”，有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直接面对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才有震撼力。可是文学感动人的，毕竟是精神的力量。“吃”是为了活，而活不只是“吃”。王一生和好几人车轮大战，胜了后，他呜呜地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从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到21世纪初火爆荧屏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这些栏目开启了观众对文化类节目浓厚的兴趣和热议的主题。近几年兴起的《传承者》《喝彩中华》《诗歌之王》在汉字、成语、诗词、书信等看似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时代风骨的精神内核，让文化类节目再度引人注目。尤其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朗读者》等文化节目从众多明星真人秀中突围，让传统文化以更轻盈活泼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深入人心，实现了收视口碑双丰收。这一现象不仅得益于政策导向的助推，更是节目制作理念积极对接时代变迁和行业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下，互联网带来了观看方式和传播渠道翻天覆地的改变，内容收看早已突破了单一的电视端口，呈现移动化、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内容生产者要更精准地服务于受众需求，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现实生活、社会心理、审美取向乃至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时代语境渗透和影响着电视语言。从说教式的知识教育普及，到观众易参与的问答竞赛，再到以故事讲述、情怀传递、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全民互动模式，文化类节目“讲文化”“悟文化”，荧幕内外互动，全民参与，经历了模式更新与电视叙述语态的蝶变。一档能被称为“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还要能延展“客厅时光”，突破平台与圈层的壁垒，通过激发受众创作与个性化解读的欲望，深入渗透受众生活。以央视的《朗读者》为例，节目利用“朗读亭”将朗读热从线上推延至线下，形成人际传播格局，在社会的非触网人群中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文化类节目的成功不应止步于传播面，要致力于文化的有效传承，在创新表达中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内容生产者必须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与现代受众的认知、情感、生活相契合，与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可匹配的融合之处。正所谓字句诗词有乾坤，文理情怀通古今。《中国诗词大会》里的唐诗宋词距今虽千年之遥，却呼应当代人对“诗与远方”的憧憬向往——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也賄“执手相看泪眼”的婉约，有“依依墟里烟”的田园，也有”“长河落日圆”的塞外……节目让受众与东坡饮酒、秦观夜话，与稼轩论剑、清照煮茶，实现了中华文脉与当今时代的连接。藏于隽永文字中的，还有共通的情感共鸣和意趣思考。在《朗读者》中，96岁翻译家许渊冲分享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生命的思考时，提出”一切办法中最好的办法是延长我们的白天，从夜晚偷几点钟”，也正在现实生活中为梦想努力拼搏的观众心有戚戚。编导挖掘朗读文本背后的人生经历和价值感悟，使传世佳文的作者、各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同一篇文字跨越时空限制，达成情感上的共通与精神的交融。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文化类节目借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之基，遥遥相应今日时代之主题，成为观众荧屏内外、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骤处，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被称为综艺节目中一股清流的文化类节目，来必将滋润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丰富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荧屏内外的精神欢聚》）

解密混合动力汽车

典型的混合动力汽车具备两个引擎，一个引擎靠电力驱动，一个引擎靠燃油驱动，两个引擎相互配合驱动汽车，从而达到节油目的。一般来说，混合动力汽车在高速行驶时，主要依靠燃油引擎驱动，这时混合动力汽车和普通汽车并无两样，而当汽车起步或低速行驶时，主要依靠电力引擎驱动，这时混合动力汽车又与电瓶车相似。混合驱动汽车的行驶动力来自燃烧汽油及电力，缺油的时候可像普通汽车一样到加油站加油，而行车时的惯性及引擎多余的扭力则会转化为电力加以储存。由于有电力辅助驱动，与同级车子相比，混合驱动汽车可以节省约40%的耗油量。

混合动力汽车在性能方面与传统汽车明显不同。汽车启动之际没有明显的引擎震动，非常安静，开动以后，噪音也非常小，就像开电瓶车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混合动力汽车在起步时，会先用电力驱动车轮，当车身有了向前移动的惯性后，汽油引擎才开始发动。研究数据表明，一般车子在起步的一刹那耗油特别高，排放的废气也相对较多，改用电力来驱动，就环保得多了。

混合动力汽车之所以能够把汽车的惯性动能转化成电能储存起来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有一套能源再生系统。这套系统与车子前轮的刹车系统结合，可以将前轮滚动的动力转为电能，储存到电池中去。系统介入的情况是，当车子行驶时不踩油门，让车子自行行车时，系统就会介入，或是当你踩刹车时，它也会同时介入。换句话讲，只要没有直接踩动油门，系统都会介入把电能储存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力加速的状态下，车子的汽油引擎与电动引擎会一起驱动车轮，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子靠双重动力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