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2013年10月22日下午，102岁高龄的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得此消息，燕园师生们陆续来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园61号献花追悼，还有一些人则来到未名湖畔，在那块先生题写的未名湖石碑前，追忆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做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一个人与一座城

 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对卢沟桥的保护，正是如此。“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卢沟桥疲惫不堪，破损严重。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1998年，已近90高龄的侯仁之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的水上景观，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历史上中轴线的最初设计起点焕然一新。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爱？北京大学前后二十几届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为止，这也成为北大的一桩美谈。

一个人与一项工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在美国考察期间，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获得通过。不久，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只要是阳光好的日子，先生便会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推着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先生都会说，“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是的，他依然是这样。百岁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趁机勒索

乔治·布鲁克斯

    被告南方铁路公司的律师林顿·戈尔德疲惫地站起来,瞥了一眼自己准备提出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在反诘之前就已经输了。那个女人会得到她要求赔偿的每一分钱,陪审团是站在她那边的。

    在提出第一个问题之前,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在他如针芒般的目光注视下,罗杰斯太太的脸有些发热。

    “罗杰斯太太,”戈尔德礼貌地开始发问了,“你声称在那次铁路意外事故中受到了某些伤害。我们承认这一意外事故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且按这里所描述的大致情形发生了。事实上,铁路公司答应赔偿你的,仍然会按照承诺赔偿给你。我想,那一大笔钱可以抚慰你的那些伤害了。但是,在你与你的律师商量后,你拒绝了那一笔钱,对吗?”

    “是的,先生。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背部也受伤了。”罗杰斯太太平静地答道。

    “依照你的律师的建议,你来到法院要求得到更多的损伤赔偿,也就是要求我的委托人赔偿50万美元,对吗?”

    “是的,先生。”

    “罗杰斯太太,我这里有记录,对你声称经受过的伤害的一份宣誓记录。在这份记录上,在事故发生超过24小时,你与你的律师经过一番商议之前,你并没有告诉外科医生你的背部受伤了,对此你怎么解释?”

    “因为当时X光片还没出来。”

    “啊哈!真相怎样只有你自己知道。”戈尔德说道,“今天,在意外事故发生整整一年后,你仍然穿着医用胸衣来支撑你的腰吗?”

    “是的。没有胸衣我就不能坐直。”

    “检查你的伤情时,你听见了你的外科医生说,如果一个没有受伤的正常人长期被外科胸衣束缚起来就像你整整穿了12个月,一旦没有了支撑,正常人也无法坐直。”

    “听过像这样的话。”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但他知道他的反诘是没有用的。七个陪审团成员中脸上呈现“恨不得吞了铁路公司”表情的人有三个,而其他四个则在想:“可怜的女人!”

    但他还是依照程序做总结陈述:“很明显,罗杰斯太太这是在趁机勒索。南方铁路公司拒绝这一非法要求。先生们,我再说一遍,这是趁机勒索。你们今后都要提防些。”

    主审法官接着做了公正而简洁的陈述。陪审团随后退庭。40分钟后,陪审团重新回到法庭上。一个陪审团成员宣读他们的决定:“我们支持原告提出的5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林顿·戈尔德发出了无奈的苦笑。

    第二天早上,戈尔德夹着他的公文包匆匆出了家门。已经是8点整,他得在街上随便买点东西吃,然后赶去办公室。昨天从法庭回来,他受到了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的嘲笑,他的委托人南方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也打电话来把他臭骂了一顿。

    他走进地铁站大楼的大厅时,里面空无一人。他跑向电梯。

    电梯下来了,但从一层飞速经过时没有停下来。透过格栅和地面玻璃,戈尔德看到那个老人用力拉着控制开关,但电梯没有停。随着一声巨大的坠地声,三层楼面的玻璃都震动了，电梯坠落到坑底。

    戈尔德的脑子突然灵光一闪:“这是一个多好的对大楼管理机构提出诉讼的机会啊!那部老电梯20年前就应该停止使用了。”

    他从安全楼梯跑到地下室。残骸躺在那儿,就像纸板盒一样被扭曲、压扁了。他摸了一下那位老人的身体,已经没有脉搏了。戈尔德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幸亏我没在电梯里。”他想。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50万美元的赔偿,趁机勒索。他笑了。“再想一下,我其实是在电梯里。”

    他爬进了变形的电梯厢,慢慢挪到一根主梁下面,让背部靠着主梁,然后闭上了眼睛。

    不久，消防队赶到。戈尔德假装大声呻吟起来。当消防队打算把他抬出去时,他喊道：“哦!轻点儿,轻点儿!我的腰,我的腰啊!”

医生的职责

【澳大利亚】斯蒂芬·凯伦　张维(编译)

    诺顿将新来的病人领进诊室，对索勒大夫说：“大夫，这个病人好像受到了惊吓，总是惶恐不安。他是保加利亚人，英语说得不好。因为你也是保加利亚人，院长让我把他带到你这儿。”

    “交给我吧。”索勒大夫点点头，诺顿便离开了诊室。新来的病人白发苍苍，他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全身就哆嗦起来，然后他颤巍巍地举起左臂遮住了自己的脸。

    索勒医生操着保加利亚语对他说：“请坐，你不用害怕。我叫索勒·格鲍尔，你的主治医生。”

    熟悉的乡音使病人感到宽慰，他坐下来，探过身子低声地问道：“真高兴听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大夫，你是我们的同胞吗？”

    “我也是保加利亚人。”索勒医生点点头。

    “谢天谢地！”病人舒了口气。紧接着他又变得惊慌起来：“索勒大夫，他们穷追不舍，想杀死我。我吃不下、睡不着。昨天有人跟踪了我一整天，他们也许会对我下毒。索勒大夫，救救我，我不想死……”

    “你在这里很安全，没人想杀死你！”索勒大夫平静地告诉他。

    “他们会的，他们一定会杀死我！”病人坚持说道。

    索勒知道要想解开病人的心结，就应该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是谁？”

    “是那些犹太人！我是科洛内尔·扎卡洛夫，当年曾是索菲亚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这些犹太人一直追踪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要杀死我……”

    索勒大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病人近似呻吟的诉说，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地对病人说道：“好了，科洛内尔·扎卡洛夫，你可以走了！”

    “谢谢，谢谢！”扎卡洛夫很感激。索勒大夫起身按铃，诺顿进来领走病人。病人刚一离开，索勒大夫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全身上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当年他和家人在集中营里惨遭迫害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就像当年在科洛内尔·扎卡洛夫的集中营里目睹亲人惨死时那样无声地抽泣着。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爸爸、妈妈和姐姐被处死的情景。也不知哭了多久，索勒慢慢地抬起头来，咬牙切齿地说道：“苍天有眼，这个该死的恶魔终于落到我的手上，我要亲手杀死他，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说着，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柜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药瓶，把它和一管注射器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可是他抬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希波克拉底誓言》，不禁愣住了，脑中又闪出了在医科大学宣誓的那个场景，他想：“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怎么能害死我的病人呢？”索勒医生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整个下午，索勒大夫一直坐在那里没动，内心深处，医生的职责和复仇的欲望交织在一起，让他不能自拔。

    临近下班，索勒医生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取出盒子里的药瓶和注射器，把它们放回原处，然后收拾东西回家。

    这天晚上索勒大夫彻夜未眠，少年时代在集中营里遭受的苦难像演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闭上眼。忽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索勒大夫打开门，看到诺顿站在那里。“不好了，新来的病人出事了！”诺顿惊慌失措地说道。“他怎么啦？”“我想可能是我的话刺激了他！”诺顿说。“到底怎么回事？”索勒大夫很着急。“昨天下午我送他回病房，曾经比划着告诉他，你当年曾在索菲亚的集中营里呆过。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问我你为什么被关进集中营。我告诉他是保加利亚的纳粹分子把你一家投入了集中营，因为你是犹太人。”

    “他听后什么反应？”索勒大夫问。“他一声不吭，不过脸色非常难看，当时我也没在意。今天早上我去他病房，发现他倒在血泊中。他割断了自己的静脉，身边还留着一张纸条。”

    索勒大夫接过纸条，只见上面用保加利亚文写着：“假如有来生，我再也不会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医生，对不起，请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尽管索勒大夫有一种解脱感，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内心深处多少也感到了一些内疚，他赶紧对诺顿说：“快带我去他那儿，我们要救活他，绝不能让他死！”

走正门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丰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一日，海爷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枯瘦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立着贺家的祠堂，迁也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一日，日过三竿，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唯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子挺直地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有的甚至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5都低着头鱼贯而入。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子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一副贵人之相。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戴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一别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唯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一手拎着篮子，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儿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