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

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文化交融与文明对话中包容的智慧

    ①有人说，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将越来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怎样通过对话消弭人类的隔阂？这时，一种浸透着宗教精神的东方价值观——包容进入了人们的视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②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重新走向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时，社会形态也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开明。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开放应是中国文化必然呈现的一种状态。从唐僧西天取经到郑和下西洋，从接受佛教到接纳遣唐使，传统中国曾有着对外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而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更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真理与复兴的不懈努力，显示了中国学习世界，融合世界的强烈愿望。

    ③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⑤儒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他在整理《五经》时，并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孔子被后世誉为“集大成者”，其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⑥中国古代研究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仁出发，亦可肯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的模式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宽厚的容忍性。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也许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开明的中国更加渴望与世界对话。中国在传统文化精粹中找到了包容的智慧，希望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希望在文明的对话中找到和谐，找到中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坐标。世界应该感觉到了中国人对于文明对话的自信和迫切。

    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最终将使东西方文化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用平等铺路，无差别尊重。与人为善，尊重个性，交换立场，平等众生——那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那就是多赢共和的结局，也就是包容智慧的体现。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也指风度、模样。借用到书法上来，讲的也是其稳定的个性特点。书法的气质便是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那么，除了表现之外，书法的气质来源于哪里呢？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内心平衡及文化修养的结合，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同样，书法的气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首先来源于法度，书法的“法”就是方法和尺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字由篆而隶，进而有楷、草，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从单字结构到章法布局，再到笔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为规则，不同的书写者如何拿捏运用这些规则，便是“度”。面对同一规则，每个人运用的度不同，所以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的书法作品。

    书法的气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这种累积，不仅是总和，更多的是特质。文人，是笔墨里生出来的魂灵，这样的魂灵，源于笔墨，而又付于笔墨。书法是他们的心迹，如果说“迹”是书写，由心而生的迹则是书法。书法最讲心迹。“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中国文人的气质成就了书法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气质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讲书法，最具特点的两句话是：结构严谨，法度庄严。两个“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和书法的高度自律精神。

    法籍华人哲学家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书法的地位和意义。书法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汉字最初多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书写要求更加简便、快捷，汉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符号化。而书法把这种生活的具体和符号的抽象统一起来，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写风格，把这种黑白、动静、虚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且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维、情感与生活的统一。从《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欣喜、《祭侄文稿》“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到弘一法师临终写的“悲欣交集”，无不表现出活生生的灵魂与现实的对话。中国哲学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书法便是这种结晶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有删改）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