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尼先驱早报》22日报道，考古学家在澳大利亚内陆的满谷国家公园发现大批冰河时期的人类足迹，年代在1.9万年到2.3万年前，是全球所发现最大一批、也是至今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远古人类脚印。

    这批脚印共有457个，位置在新南威尔士州满谷国家公园的威兰德拉湖附近的潮湿的粘土区，时间是在地球上一次冰河时期的高峰期，足迹中包括小孩、青少年和成年人，长度在13厘米到30厘米之间，从脚印的形状和深度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人有的在跑，有的在走，有的足迹显示有人在打猎，包括一个身材可能高达2米的男性，他当时奔跑的时速在20公里左右。

    土著人----穆西穆西人中一位名叫玛丽·帕宾的人于两年前发现了第一个脚印，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随后，邦德大学的考古学家斯蒂夫·维博教授于是率队前往进一步挖掘，又发现了450个同一时期的人类脚印，维博说，这些脚印让人们得以一窥当时居住在潮湿内陆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情况，这是通过其他考古证据无法做到的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这些脚趾缝里挤出的泥巴。

    考古队根据脚印的数量、步伐距离等推测留下足迹人类的身材，维博说：“他们很有运动能力，很强壮，我推测此处部分男性的身材相当类似。”维博日前在脚印发现地6公里远处另外挖掘出两具17000年前的人类遗骸。

    这一地区传统的管理者是威兰德拉湖地区世界遗产区三个传统部落年长者社团成员，他们对于这一发现感觉相当高兴。帕宾女士是穆西穆西人的长老，她介绍说，沿着这些脚印走，就象与一个家族一起散步一样，他们是同样的人。她认为：“这些脚印从沙丘下显露出来，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我们的人是多么聪明，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生存。”

    恩吉亚姆帕亚部落长老罗伊·肯尼迪表示，这里很早就是他的部落举行特别会议的地点：“它是沙漠里的绿洲。”大约2万年前，现在已经干涸的湖泊里可能有鱼、贝类和小龙虾。考古小组通过脚印的大小和他们的步幅，推断出这些古人的身高。维博教授最近还在大约6英里以外的地方发掘出两个17000年前的头骨碎片。他说：“当时的人是运动型的，非常强健，身材很好。我认为，在这里的那些人都非常熟悉。”

    该州环境部长德布斯说，这些脚印显示，当时有一大群人在此走动、活动：“我们看到在父母脚印之间有小孩子跑步的足迹，父母以直线前进，小孩子则绕着他们跑。”这些脚印记录了约2万年前新南威尔士州住在这座湖边的原住民生活中的某些时刻，这是很重要的纪录。维博21日先公布了其中124个脚印的研究所得，完整报告将在《人类进化》杂志上发表，参与研究的还包括墨尔本大学以及新英格兰大学的考古学家。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

邹怡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专史，而是一部世界史。其“全新”则在于它是一部由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根据中国和欧洲史家关于中西贸易的记载，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贸易路线，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作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条丝绸贸易的商道，甚至不仅仅是贸易路线。全书25章：丝绸之路、信仰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这样的章节编排固然采用修辞的手法，但它们也提示着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远不止丝绸，金属、香料和玻璃在一些路段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货品的流通，而在于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因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以及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类文明，也自地理大发现以降，深刻地介入了丝绸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亚、西亚与东欧，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主体之所在。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创生成长。而当今，这里既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又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是巧合吗？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间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之路。各种人类文明曾在这里竞演。欧亚大陆上，南部为希腊、罗马、波斯、埃及和印度等各大古国的发祥之地，而北部是游牧民族轮番奔驰的通道，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先后在这条道路上策马西征，形成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彼得•弗兰科潘始终围绕着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他指出，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都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世界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壮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让全球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古代学者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交流智慧和艺术。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摘编自邹怡《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有删改）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冶炼工艺后来居上，独领风骚。利用和发展青铜冶铸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冶炼并使用铁器。据考古资料，现已出土的东周铁器，大部分都是楚国的，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等工艺。

    历秦入汉，冶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当年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宛(汉为南阳郡，即今河南南阳)，成为西汉最大的铁器冶炼和生产基地之一。1959年至1960年，在南阳汉代冶炼遗址的三千平方米发掘区内，发现了熔铁炉七座、炒钢炉数座。考察表明，这一遗址既铸造铁器，又用生铁炒钢并锻制器具，使用时期由两汉延续到东汉晚期。故楚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也是西汉铁官监守的铁器产地。楚国传统的冶铁技术，乃随着西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而得以普及和提高。学者根据出土的楚国铁器和南阳汉代冶铁遗址的考察，对楚、汉冶铁情况作了探讨。

    先秦的冶铁炼炉，尚未在楚地发现。可是，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已发现了多座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炼炉。这些炼炉都是竖炉。学者经研究和模拟试验后认为，这些炼炉的设计合理，性能较为优越，体现了当时冶炼的先进技术。现今发现的西汉冶铁炼炉，也都是与楚国冶铜炼炉相似的竖炉，只是建筑得更为高大，改造得热效率和料容量更大。“我国古代炼铁高炉是从炼铜高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铜绿山的春秋炼炉不仅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炼铜技术，而且为战国以至秦汉炼铁技术的提高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楚国的铸铁柔化技术，可以将生铁处理成黑心和白心两种韧性铸铁，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有韧性铸铁制成的六角形锄，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有黑心韧性铸铁制成的凹口锄，但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也未能得以推广，故现今出土的楚国韧性铸铁的数量甚少。自西汉中期，冶铁业实行官营，朝廷为了提高铁制农具的使用寿命，着力推广和发展这种可以增加铁器的强度和韧性的技术，于是，铸铁柔化技术不仅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普及为常规的工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能生产白口和灰口混合的麻口铁制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锤，就是这类强度较高而耐磨性较强的制品。西汉前期，楚人掌握的这种冶铁技术，又发展成为能够生产低硅低碳的灰口铸铁工艺。在此基础上，汉人进而还发明了生产类似今日的球墨铸铁的工艺。

    以低温还原的“块炼法”炼出熟铁，又进而对其反复加热和锻打以“百炼成钢”的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掌握了。江苏六台的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熟铁条，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用熟铁锻打成的钢剑。这项技术，在汉代乃至后世，一直作为简便易行的传统而承袭下来并不断予以完善。

    冶铁业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中国古代的炼铁炼钢技术在汉代大体完备和基本成熟，钢铁制品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汉代文化的突出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乃与楚人在冶铁技术上的贡献分不开。

材料一：

互联网空间也被称作“赛博空间”，这一称谓实际上和一项与互联网诞生息息相关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 cybernetics)”，“cybernetics”其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作之术”。在控制论的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维纳和阿图罗·罗格布鲁斯、朱利安·毕格罗在1943年提出的“负反馈理论”。反馈理论指的是将系统的输出结果返回到输入端并形成新的输出结果。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似，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增大，形成正反馈；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反，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减小，形成负反馈，进而使得系统趋于稳定。对互联网发展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我们当今所采用的互联网应用架构，源自美国军方在1969年发布的“阿帕网”。

材料二：

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的军用网络系统“阿帕网”投入运行。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和资助方所暗示的，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互联网事实上是冷战的产物。DARPA成立于1958年，当时名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虽然名称中不带有“国防”元素，但是这个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并且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苏联在前一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在“阿帕网”的孕育过程中，控制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因其在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两个同样受美国军方资助和影响的科研机构，前者负责解决军事沟通中的噪音问题，后者则直接为空军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利克·里德在1962年告别大学前往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担任控制研究项目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大约资助了全美70%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而在这过程中，除了包括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国家航天航空局、国家自然基金等美国军方和政府主导的科研资助外，贝尔实验室、梅西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民间企业和组织也通过举办研讨会、科研合作等方式资助相关研究，构建起了军队、政府，工业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的“铁三角”，塑造了一个“通力合作”“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创新典范”。

材料三：

苏联在1950年就初步完成了“综合自动化传播网络”和“国家计算中心网络”等军事网络系统。在1962年，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提出，为了更加精确而实时地获取全国经济核算数据，完善计划经济的信息规划和管理体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系统(OCAS)”。在这一民用互联网系统的构想中，甚至还明确了网络节点架构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结构——这一结构在保障节点之间互相连接的同时，还明确了个别母节点的授权机制。然而，历史的最终进程很显然昭示了格卢什科夫的伟大构想终究只能成“构想”。苏联的互联网发展因为部门之间的扯皮和地方官僚的破坏，最终以格卢什科夫的去世告终。

材料四：

1970年，在美苏争霸之外的第三世界，发展出一条“智利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统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者塔福德·比尔主持开发一套名为“Cybersyn”的赛博协同项目。比尔设计了一个三级协同系统：一级系统负责监控二级和三级系统是否按照系统目标运转，二级系统负责横向协调三级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得三级系统的各部分知晓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三级系统则需要知道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执行有益于该目标的行动即可。智利的互联网探索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必然。美国的贸易禁运，使得智利脱离了全球市场，从而“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基于“落后技术”，依靠车间工人能动参与的“先进设计”；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智利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远小于苏联，使得互联网系统灵活调控经济成为可能，而凝聚全国共识的阿连德政府有效避免了官僚体系的内耗。然而，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阿连德饮弹自尽，“Cybersyn”项目的工程师开始焚毁项目数据和资料——新技术的诞生、发展、爆发和消亡，最终还是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沈从文的创作与艺术追求

庄锡华

将人性的表现与启蒙的追求相结合是沈从文文学思想非常突出的特点。他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而他有意将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归结为“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和“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这就改变了梁实秋讨论人性问题时的思辨取向，将问题引向真实、具体、现实和可以操作的方面。沈从文认为，“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梁实秋关注抽象的人性确实同他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有关。不满现实但还必须立足现实，沈从文特别表现了他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他说：“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殊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这样谈论文学的价值与功用，似乎不容易受到左翼方面的攻讦。

强调文学的自由本性也是沈从文文论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方面。他认为：“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尽管时局动荡，民生艰难，但文学还是应当成为允许灵魂安息的一个家园。

从整个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看，沈从文似乎显得特立独行，他虽然被人列为新月派、列入京派文学考量，但我觉得，他同这些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关系始终处在和而不同的状态。新月派注重审美、注重形式的文学倾向，对此沈从文是认同的、接受的。他的作品结构精巧、感情细腻，显示出作家锤炼的功夫。但沈从文来自底层，目睹了社会黑暗，始终保持了对底层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关怀，自然地背负了对人生的一份责任。因此，沈从文的文学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他反对以游戏的态度从事文学活动。

面对这位有着卓越文学成就而际遇坎坷的作家，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感情涟漪。超思维的强制，终于不能“晾干”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致”，笔者也因此获得了评论的自由，可以将由观照沈从文而生的怅惘转化为对一个杰出艺术家命运的历史沉思。我相信，既然他那平易的、抒情的、散文化的叙述，能够刻画出一颗坦诚的、执着的艺术灵魂，那么对他的新的解读，便用不着非借助艰深的思辨、袭用辩解开脱的俗套不可，甚至可以不必理会岁月曾经泼洒在艺术家身上的污浊。

(摘自《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