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常常被提及。早期复杂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二是社会群体之间有了等级分化、主从关系。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其社会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变。

    作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半坡村的发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早期半坡文化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氏族社会的特征，迄今已知所有的居址和墓地都显示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形态。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社会分化逐渐凸显，聚落社会内部越来越分化，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越来越密切。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体现了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的不同。仰韶文化后期，在经历了庙底沟时期强劲的发展之后，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迹象，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呈现出一种衰落趋势。由于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的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图内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即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时期。数次重大遗址的发掘证实．这一时期大小聚落内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都逐步向小型化分解。由从前规模较大的氏族等大集体转变为家族或大家庭等较小群体。半坡类型时期．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都表现出向心的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反映的是平等的社会形态：而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中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的特大型房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分化。西坡遗址考古发现。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同时，在西坡墓地中发现了玉钺，这在以前的仰韶中期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而言，玉钺象征着武力和权力。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达到了相当程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生产技术有很多新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氏族社会发展至鼎盛，由此进入解体时期，同时随着文明因素的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近年来，伴随考古领域的一批重大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许多新认识。西坡遗址大型房址和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的发现，为在仰韶文化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制度等有望得到全面揭示。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成熟到现实文人阶层的大量涌现，再到文士个性的分化流变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土人，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争锋实际隐含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味。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在思想观念意义上已渐趋成熟。他们不仅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而且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人个性。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式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作为时代文化心念的典型表现，深刻影响着当时著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而具有其心态特征。苏颋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是关键时期。韩愈等人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发掘出道德性理之义，彻底扭转了汉代以来以注疏治儒学的方向，对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儒学的嬗交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不过，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却也各有不同侧重。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很难以一种简单的特征来概括。

    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分成在朝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学的思想型和潇洒为文的文艺型三大群体。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在“文儒”身上，那些优秀而坚毅的土人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滋养了一代代士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对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气象与新格局也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迪。

（摘自2018年1月8日《光明日报》13版《文儒》）

摩天轮：俯瞰美景的发明

林会

    摩天轮是一种大型转轮状的机械建筑设施，挂在轮边缘的是供乘客搭乘的座舱，乘客坐在摩天轮里慢慢地往上转，可以从高处俯瞰四周景色，既惊险又刺激，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摩天轮的发展历史上，伦敦的“伦敦眼”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建于1999年，总高度为135米，共有32个座舱，每个座舱可载客25名，旋转一周需要30分钟。

    “伦敦眼”又称“千禧之轮”，原本是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造的，最初只获准运作5年。没想到，摩天轮建成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伦敦市的地标，这座用7500万英镑打造的临时性建筑因此被保留下来。

    其实，对“伦敦眼”而言，高度并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部分。这个重1600多吨的庞然大物，是在浮于河面的一个平台上建造的，两个从陆地延伸过来的支架承担了它大部分的重量，另外加上六条巨型钢索防止其倒塌。直到接近完工阶段，负责建造的工程师才透露，他们在设计时比预先估计多尝试了几百万次的运算，超过世界上任何较大和复杂的建筑，以确保其安全性。

有人统计过，“伦敦眼”的吸金能力居全英国付费景点之首。在它不停旋转的过程中，平均每天都有超过1.5万名游客，愿意每人支付26英镑在135米高空一睹伦敦风采，为该市旅游业赚进了天文数字的利润，这也是它“由临转正”的一大重要原因。

    “伦敦眼”刷新当时的世界巨型摩天轮纪录，此后也“点燃”了这股热潮。后来，摩天轮的数量和高度几乎每年都被刷新。从世界级大都市到普通二线小城，不论城市体量，“第一高”之争从未降温。当然，有的是凭“净高”，也有的是借助山顶、塔顶等“外援”而成为“最高”。如广州新电视塔塔顶摩天轮，高达455米；俄罗斯莫斯科麻雀山摩天轮高170米。与它们不同的是，中东富庶城市迪拜继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之后，2013年宣布将建全球最大、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约210米。

    现在全球到底有多少座摩天轮，大概没人能说得准。那么，为什么各地都热衷于“建轮”呢？

    显然，摩天轮的可复制性比摩天大厦容易多了。有人算过一笔账，选择摩天轮做地标是一个价廉物美的选择——造价大多为几千万美元，正常用时一般在一到两年。但如果要建造一栋摩天大厦，动辄就要几亿美元，而且三五年甚至更长的开发时间都是小意思。

另外，摩天轮能依靠游客带来可观的门票收入，后期运营不复杂，而且源源不断的游客意味着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这是摩天轮经济最大的吸引力之一。2014年，华盛顿景区国家港口附近的“首都之轮”诞生。这座摩天轮总投资1500万美元，55米高，视野可达港口全景、亚历山大旧城、华盛顿纪念碑等。人们对“首都之轮”的热情超出了预期，据说在开门迎客的首周就有2.5万的游客量。

    此外，不知什么时候，摩天轮开始同浪漫等词语挂钩，是很多情侣求婚的胜地。年轻人选择在它缓慢旋转到最高点时向心爱的人表白，像“伦敦眼”就专门设置一些私人观景包厢，备有香槟和巧克力等，从来都是供不应求。南半球最大的观景摩天轮“墨尔本之星”上，还推出过新奇的“天际婚礼”，新人们可以在豪华摩天轮包厢里举办难忘的婚礼。

（节选自2018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