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后面小题。钟霄的第九年
王璐琪
我们画室有一名特殊的学生，在大家只有17岁的时候，他已经26岁了。
所有的人都在准备美术高考，他也在准备，据说，这已经是第9年了。在艺术生的群体中，他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他曾经在墙上画了一幅画，只处理了一半画面，另一半像是被人撕掉了，还卷着纸边，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幅贴在墙上的残破画。那天老师来的比较晚，他到画室后巡视了一圈，然后生气了。“昨天的值日生是谁？怎么这里还贴着一幅破……”他抬起手摁住墙的一瞬间愣住了，手指放在上面很久没有拿下来，再回过头的时候，老师目光直视着他，说：“钟霄，别再考了！我聘你当画室老师，做我的副手。”
全班目光齐刷刷盯着他，我崇拜地看着他。他没有回答，依然专注地挥舞着手里的画笔。我坐的位置刚好在他的侧面，清楚地看到他捏笔的手腕一抖，一块颜色画歪了。谁都知道他要考全国最好的美术学院，因为他不肯将就别的。关于那所北方的美术学院，大部分人是不敢奢望的，包括我。
我们画室在一栋破旧的七层高的居民楼里，那段时光非常快乐，一群孩子肆意地在残破的墙上涂鸦。一栋即将被拆除的旧楼，被我们装点的犹如“卢浮宫”，格外美丽。
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这栋楼的天台，几个伙伴常常三三两两在天台眺望月亮，谈论着明天的梦想。在我们谈天说地的时候，他一定要带着一个速写本，把我们的形态画在纸上。只有提起那所梦想中的美术学院时，他才会插上一两句话。
美术高考前夕，画室里只听得见笔划过纸面时的沙沙声。忽然有一位同学喊到，“钟霄，外面有人找你。”那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头发几乎全白了，脸晒得土黄，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背着一个布兜。看见钟霄出来，老人黯淡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犹如点了一盏灯。他们站在画室门口，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老人几次把布兜交到他手里，钟霄都不接，硬推回去。这样僵持了一会儿，老人生气了，一跺脚，他才勉为其难地接了过来。
待他回来后，我问他，“那是你爷爷？”他面无表情地说：“是我爸，他知道我明天要考试，给我送庙里求来的馒头，说是吃了耳聪目明，一准儿能考上大学。”后来，我转身拿铅笔时，发现他正在默默地流泪，我同情地看着他。
这一年，他没有参加考试，做了老师的副手。他坚持了九年，却在第九年的时候放弃了，我很吃惊。而这一年，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他梦想的那所美院的录取通知书。所有人都过来祝贺我，他也不例外，那张单薄的纸，被他摩挲了好多遍，“真羡慕你，真的，羡慕你。”他复读机一样，反复讲，反复说，像是在对我说，也像是在对他自己说。
“你为什么不再试一试呢？”我问他。他为难地笑笑：“我怕今年考上了，家里拿不出学费。任性考了那么多年，是该给家里挣点钱了。等攒够了钱，我再考。”我想尝试着安慰他，却发觉自己词穷了。
高考后，画室被拆除了，我们的“卢浮宫”倒塌了。
再去看他时，他气色好了很多，已经成了老师的合伙人。他邀请我去画室看一看。上了顶层后，我震惊了：顶层的墙壁上，全是孩子们的涂鸦，极像当年我们的“卢浮宫”，尤其是天台。他站在一片彩绘前对着我笑，既像从前那个执著的青年，又像一个全新的人。“虽然没有考上那所美院，可美院现在会请我讲课，也值了……”他谈起自己的事业，开始滔滔不绝。不远处有学生喊他，他去学生那里指导了。
我沿着彩绘墙慢慢地走，忽然发现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幅残破的速写画，走近一看，我笑了，又是他的恶作剧，让人误以为是贴上去的。可是当我看完速写画和画旁边的彩绘时，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那是六、七个少年坐在天台上看月亮，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半空，唯独他，一手拿着画笔，两只眼睛却看向我们。速写画旁边，有那么一个真人比例大小的彩绘，是个蓝色的阿凡达。她手持长矛，满脸警戒的神情，忠心耿耿地守护着他们的潘多拉星球，以及我们曾经的“卢浮宫”。
（原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