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旧  燕

张中行

    ①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

    ②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③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己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 ， 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④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不见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余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余，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⑤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春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鹏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一名汽车兵，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是被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授予“红旗兵站”称号的纳赤台兵站的烧豆腐。处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常年云雾缭绕，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它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志。多少次，奔波一天的汽车兵在薄暮中老远看见那盏红灯笼发出的光亮，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温暖和力量：啊，到家了!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好好歇歇脚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由于雪天路滑，只听“扑通”一声，车子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坑里。在战友的帮助下，车子被拖了上来。但有两片钢板被颠断了，水箱也颠得漏了水。副连长看了看，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嘱咐我修好后赶到纳赤台兵站去会合，便带车队走了。

    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充满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的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

    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一个月的假期到了，他带回的“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还有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和一块磨刀石，都是当时在高原买不到的。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供应，空手走路尚感吃力，人推着石磨转圈一个个累得头昏眼花，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得喘不过气来。推着推着，眼一黑，腿一软，摔倒了。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锅豆腐，放在嘴里一尝，哎呀，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坐下来开“诸葛亮会”，有人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水质有问题!是呀，这里的水质太硬，平时喝在嘴里就有股苦味，对做豆腐肯定有影响。于是，他们又反复试验，把做豆腐的水提前烧开，使水碱沉淀下去，再用清水煮豆浆，果然，做出的豆腐又嫩又香。以后，他们用上了昆仑泉水，这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过往人员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豆腐菜。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名声也一下在青藏线上传开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驻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10个大字：“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上面是14个大字：“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于薄明中仍在闪闪发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节选自2018年3月30日《解放军报》)

母亲的心愿

北方

“麻警官，您母亲又闹着要出小区，倒是没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捡垃圾。这都第四次了，我们劝不住，疫情的严重性您是知道的，怎么说她就是不听。知道您忙，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您了。”

“我早晨过去又说了说，怎么还闹呢？吃喝都给她准备得很充足，口罩也买了。”麻利锋刚上卡点，母亲居住的社区张主任就打来电话。昨天张主任就为麻利锋母亲要出去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最后还是麻利锋亲自回去，才把母亲拦住了。

母亲越来越不听劝了。麻利锋最初担心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带她到市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数据正常。大夫说人上了岁数，性格发生变化也不奇怪。

父亲在世时，母亲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还要伺候腿脚不便的父亲，每天不得闲，几乎不用麻利锋操心。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似乎就变了，主要表现是话少了，还总爱在小区的垃圾箱里翻捡废品。纸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泡沫板……只要是废品回收站要的，母亲一样也不会漏掉。起初，听小区门房的梁姨说过几次，好似母亲抢了人家的生意，话说得客气但不好听。麻利锋似信非信，家里见不到任何废品的影子呢。他忙得顾不上，就让老婆去盯了两次，果然看到身形瘦小的母亲踮着脚半截身子插在垃圾箱里，像个土拔鼠似地往外捡废品。

母亲被抓了现行后，更加无所顾忌了。梁姨被进出的车辆登记收费拖住了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落入母亲的手中，碍于麻利锋的面子，再生气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夺回自己的地盘。

母亲是市五小退休教师，每月工资五千多。

麻利锋问她，缺钱吗？

不缺。

为啥捡垃圾？那不是垃圾，是能回收利用的废品，找点事干。

麻利锋劝说多次无效，也不能整天看着她老人家。

“老妈，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呀！”麻利锋下卡点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趴在客厅的窗台上看着外面，他进门也没搭理。麻利锋从母亲的视线角度看去，正好有三个垃圾箱，“正在疫情爆发期，您的身体又那么弱。”

“我没糊涂，电视里天天在播。你也要小心点，小杰真的不能回来了？在武汉没人管咋办呢。”母亲依然没有回头，神情十分失落。

“肯定不能回来的。快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要怎么管？昨天不是给您打电话报平安了吗？您不用担心。我天天上卡点，可比您孙子辛苦多了。”

“妈知道你们辛苦，要不我才不在家闲坐着，没感染上病毒还坐出毛病来了呢。中间那个垃圾箱里扔进去两个牛奶箱，还有——”

“哎呀妈，看在我苦口婆心饿着肚子说了半天的份上，就算是人家把金条扔进垃圾箱，您也不能下去捡，太危险了。”麻利锋把母亲架到了沙发上，有些急赤白脸，母亲却笑了。

“赶快回去吃你的饭，我又不是小孩子，你比社区那几个女人的话还多。不放心的话，你干脆把老娘绑起来，让我等死算了！”母亲的脸沉了下来。

麻利锋登时泄了气，怏怏地走了。再强硬下去把母亲惹毛了，还真不好收场。安葬了父亲后，他就建议母亲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母亲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动员了好几次也不听。

“老太太已经出小区了，我和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怎么劝都不听，你赶快回来吧。”麻利锋昨天没说通母亲，早上出门前就叮嘱老婆一定要过去盯着，果然时间不长老婆就打来电话抱怨，“非要去超市不可，买啥我替她去买还不行么。”

麻利锋头疼了：“唉，就让她出去一次吧，五六天没——”

“你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让家里人随意进出？老太太真要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麻利锋话没说完，老婆开火了。

麻利锋刚赶到小区大门口，就见母亲戴着口罩从不远处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推着装满牛奶、方便面的小推车。母亲冲他欢乐地挥着手，麻利锋憋着一肚子气，大声冲母亲嚷嚷：“不让您出门就是不听，尽给人找麻烦！”

“他们几个整天守在小区门口很辛苦，我就是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社区人员愕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其中一位年轻的没忍住，眼圈红了。

“老妈，您做得对！”回到家，麻利锋帮母亲脱大衣，在右边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回执单，是母亲给武汉捐助了四万元的凭证，时间正是今天，超市旁边就有工商银行的营业点．麻利锋悄悄塞回去，转身给母亲竖起了大拇指。

母亲笑得像正午的阳光那般灿烂。

桑叶与蚕宝宝

朝颜

进入征村乡吴坪村的时候，一场急雨刚刚歇住了脚，厚厚的云层从天空中渐次消散。不远处的青山之间，还萦绕着白色的雾气。山下的屋宇和田园，便都像置身于仙境中了。视野之内，树木、蔬菜和青草绿得不染一丝杂质。一条平整宽阔的柏油路直插沃野，新耕的水田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云雾的万千姿态。一辆高大的农用拖拉机威风地驶过侧畔，车尾还粘着湿漉漉的新泥。

这里是江西省修水县的西南郊，一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然而如今，穿过一幢一灰瓦白墙的农家宅院，我在这里已找不到贫穷的痕迹。

横平竖直的田间，铺展开一望无边的桑林。桑树不高，却枝叶葱茏，每一片叶子都肥美而多汁，绿得精神。底部的枝条已被采摘得光溜溜的，顶部仍在不停地抽出鲜嫩的新芽。这样的长势和桑叶产量，是我幼时所见枝叶稀落的野桑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桑叶的使命是喂养蚕宝宝。而后是茧，是丝，是琳琅满目的丝制品，是村民们走出贫穷、奔向富裕的希望。

“三斤毛铁半斤钢，打把锄头去栽桑，一条田塍栽三转，三条田塍栽九行”歌谣在蚕乡流传开来，像茂盛的桑树，遍布山坡田垄。地处赣西北山区的修水县，在清代时，就因产丝居全省之首而获“绢出义宁州”之誉。蚕桑传统延续至今，更成为全县产业发展的重头戏。仅我脚下的吴坪村这片土地，便建有二百零八亩蚕桑产业基地。

桑田一侧，矗立着四座标准化养蚕大棚。我们走进了其中一座。只见偌大的空间，整齐地排列着方格蔟，底层撒着厚厚的消毒的石灰，上面再垫一层新鲜的桑叶。一些蚕宝宝在不倦地喻食，一些已经爬上了属于自己的蚕屋。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小小的木格中，见一条身子黄而透明的蚕，正从口中牵拉出晶莹透亮的细丝。它不停地快速摇动着脑袋，仿佛这分分秒秒的光阴都不能耽误。

蚕的一生，如果撇开化蛹和成蛾期，须经历四次休眠蜕皮。在此期间，它们变得脆弱敏感，稍不留神就患病死亡。尤其是第四次蜕皮，时间长，过程艰难，死亡风险大，直接关系着最后的产量。千百年来，蚕农们秉承着祖上代代总结的传统经验，一季又一季地侍弄着蚕宝宝。他们依靠着简易的蚕具和蚕室，劳心劳力，但是产出却常常与付出不成正比。

“现在不一样了。”一位扶贫干部告诉我，“我们不仅有养蚕大棚，还建有小蚕工厂。在两个最关键的时期，统一消毒，统一管理，生产几乎零风险。”小蚕工厂，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我不由地想象起来，宁静的夜晚，无数只黑黑的蚁蚕，在小蚕工厂里挤挤挨挨地蠕动，它们昂起脑袋噬咬着桑叶，沙沙沙，沙沙沙—仿佛一曲悦耳动听的乐曲。

然后，它们休眠、蜕皮，变白、变胖，被蚕农们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悉心地照顾着。再然后，它们和我眼前所见的熟蚕一样，被送往大棚最后，择一个小方格为归宿，走完短暂而辛劳的一生。我又不禁想象着另一幅画面；某一天清晨，管理员打开大棚，无数只洁白的蚕茧卧居其间，仿佛刚刚下过一场盛大的新雪。

自从扶贫工作队来了以后，村里成立了蚕桑生产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优先成为社员和股东。从流转土地到购苗栽桑、技术指导，再到蚕茧收购，全部由合作社牵头，统一进行。桑蚕鲜茧的价格，也由保险公司统一承保。当所有的风险被解决后，蚕农们放下了曾经的后顾之忧。现在，他们只需专心种桑养蚕，凭着勤勉付出便可安心地等待收益分红。

这一路上，我们围绕着修水县转了大半个圈。从吴坪村，到征村乡，到整个县域，无不见桑树遍布沃野，郁郁葱葱。我看见因病致残的胡经明，用一把竹椅支撑着身体，在桑田里奋力地挖地草；我看见从打工地返乡的樊南星，带着身患“渐冻症”的妻子下地，双手并用飞快地采摘桑叶；我还听见吴坪村的脱贫户石根感慨地说：“用好国家政策，自身勤劳肯干，就是最好的脱贫药方。”

何止是他们呢？在修水，九万八千亩桑园，十个五千亩蚕桑乡镇，二十个千亩蚕桑村，一百五十个百亩专业组，三百七十五户十亩以上大户……一头，承载起三万多名蚕农的希望，另一头，连接着丝绸企业上亿元的年销售额，还有两千多在家门口就业的人。现在，桑园还在一亩亩扩大，蚕农的雄心也在一天天变大。随之而来的，还有桑果休闲采摘、桑葚酒、桑葚饮料、桑叶茶、桑芽菜、蚕丝被、食用蚕蛹等相关产品产业的开发。日子，正一天天生机勃勃地向前走。

我携着满身的绿意退出桑园，抬起头望去，天边早已云开雾散，万道金光下，深情抚摸着这热腾腾的土地……

（选自202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