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健康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唐代的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依靠商人们自觉地遵守奉行，同时也通过契约制度等政策法令予以约束；政策法令对诚信思想的推动、促进又反过来促使商人更加自觉地在其商业活动中以“诚信”理念经营。

    唐代的契约文书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同时也是该时期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契约文书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经济生活。在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买卖契约制度方面，唐代获得了长足发展，契约文书大量出现，成为了诚信思想的见证。并且出现了契约的“样文”，类似于现在的“格式合同”。这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人们签订契约和进行不动产市场交易，使契约的内容及其形式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规范化、固定化、合理化。就现存的唐代契约实物来看，唐代契约的内容、形式及其种类等内容通常先依据民间惯例执行，即民间惯例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慢慢得以固定化。契约签署的方式则多种多样，可通过签字、加盖私印等方式签订契约。在进行一些日用商品买卖时，唐人也常常签订契约。

    唐代货币流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信用货币“飞钱”的出现。“飞钱”是唐代商家为解决货币流通困难而发明的货币汇兑方法。唐代诸道进奏院、诸军、诸使经常要将从各州府征收来的赋税、盐钱和各种收入折合成货币后运送到京城，但是京城的商人们又需将大量的货币缴纳给上述朝廷的各类机构，于是由这些机构向京城的商人们发放“文券”。此“文券”类似于当代的汇票。商人们从朝廷上述相应机构获取“文券”后便“轻装趋四方”。商人们在外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大量现钱之时便到各地衙门领取。这对后来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是唐代经济活动中诚信思想的重要体现。先秦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买卖予以严格规范和管理。商人们开展日用品的经营须到衙门进行登记，加入市籍。政府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规定，对未达到质量要求而销售产品的商人予以惩戒。唐代政府非常看重产品买卖，在经营登记、产品质量方面的规定更为严格、规范。衙门设臵“市令”作为市场交易活动的管理者，由“市令”或者其“属员”按照质量的好坏对各类产品估定价格之后，由商家明码标价销售。在手工产品出售之前，需要题写制作者的名字。对制作或者销售假冒伪劣手工产品的，以及制作和销售长度、幅宽不足的货物的，唐代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对制作者和销售者杖六十，且还须没收所有的器物。销售货物时缺斤少两或者商家之间相互勾结抬高市价的，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在这些规制交易活动的法律制度影响之下，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市场规则。这些市场规则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唐代不仅汉人之间的商业来往中诚信相待，同时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平等对待胡商和外国商人。不少胡商不仅在中原有宅子、田地；而且政府部门遵照相关规定“以诚相处”，胡商在危难之时还可踏实地从官府中获得优待。这说明了唐人以诚信对待胡商。唐人的诚信品行，吸引了很多的外国商人到唐朝经商，因而，诚信成为唐代国家最佳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也成为了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内容。商人们也受此影响，通常能够自觉地诚信经营。

（摘编自杨洁《考析诚信思想在唐代经济活动中的体现》，有删改）

经学漫谈

    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婴三家所传诗是今文派，鲁人毛亨作《诗故训传》，是古文派。西汉时，齐鲁韩三家都是诗学界的权威；毛诗初先只在民间传授，东汉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力提倡毛诗，郑玄写了《毛诗传笺》，毛诗开始流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自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这是事实。但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亦互有得失。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偶亦借题发挥，感伤时事，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

    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意见不一，争辩历数百年无定论。实际上，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至于宗奉小序、主张美刺则是相同的。唐孔颖达著《毛诗正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绩，很有参考价值；但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不加判断。应该说，《诗经》学从汉到唐，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到了宋代，方才获得革新。欧阳修、郑樵、王质等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郑樵作《诗辩妄》，王质作《诗总闻》，攻击诗序，驳难毛郑，有披荆斩棘的功绩；至朱熹《诗集传》出，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开创了局面。

   《诗集传》的特点是废小序。小序不知何人所作，或以为出于孔子，或以为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或以为是子夏、毛亨合作，皆不可信。在毛亨以前，小序和诗是分开的，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是毛亨所为。小序说诗，好像都有历史事实，其实大都出于臆测，不可凭信，很多学者被这些小序贻误。近人梁启超曾慨叹说：“欲治诗经者，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也。”此虽是过激之谈，但小序对诗的确是害多益少，朱熹废小序，正表现他的识见和魄力，也是对诗学的一大贡献。

    诗序六义有赋、比、兴之说，朱传也采用赋、比、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每章之下都要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把诗说死了，因为赋可兼有比、兴，比、兴可兼有赋的成分，这也说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朱熹的《诗集传》一出，夺去了毛传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朱熹废除小序在当时也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批驳和论议，正如《四库总目》所说“最与当时相辨难”。元明之际，《诗集传》大为流行，很多学者都为朱传做了笺疏。

让我们重建自己的安全感

    你有安全感吗？

    今天，安全感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基本话题，大家都会谈到，自己内心深处是否建构了安全感。

    有一天，我坐在一辆公交车上，感觉椅子靠背似乎有一些松动了。当我全身放松地靠上去的时候，椅子的靠背就慢慢向后滑下去，给后座的人造成了压迫感，后座的人自然会向后倾斜身体，躲避压迫。我迅速抱歉地将椅背调整好。但当我再次将疲倦了一天的身体靠上去的时候，椅背又开始慢慢地向后滑。这个过程，既让我感到尴尬，又让我疲倦的身体更加困顿。

    我们的人生不就如此吗？当我们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个坚实的靠背，让自己在静静的倚靠中得以喘息。当工作中遇到麻烦，不断遭受上司、客户苛责的时候，当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时候，当某个意外事件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被搞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多么渴望有个安全、坚实的肩膀可以让我们倚靠，踏踏实实、彻底放松地倚靠着，不求回报，没有条件，只有对我们的爱、接纳、理解和宽容。

    你有这样的体验吗？有这样可以依靠的肩膀吗？大多数的现实是：身心疲惫的我们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依靠的人。父母、同事、朋友、同学、爱人、孩子…这些人中，有的我们知道不可以去靠；有的我们尝试着去靠，对方却向后躲避了；有的我们认为本应该可以靠，对方给予的却是责备和抱怨。我们疲惫的肩膀空悬着，无助、无奈、恐惧、不安、紧张的情绪向我们内心袭来，这一刻我们感受便是缺乏安全感、归属感。

    重归心理的安全。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头痛、头晕、全身不适，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探索心灵成长的过程，正如清洗一件昂贵的礼服一样，整个过程并不轻松。我无法教给你清洗的每个步骤与技巧，因为心灵的清刷不仅仅依靠技术，而是当你真正愿意为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涌动出那种独特的体验与了悟，这会使你真正在成长的道路上自由飞奔。当然，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生命中绝对拥有这样的潜能，能够完成身心的自愈。其中也包括你将你的安全感建构在自己的生命中，而不是他人。即使你此刻还没有任何体验也不要紧，请给自己充足的时间等待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从未知走向已知。

    想要做到这些，你需要牢牢地记住——你是你生命的专家，并且为自己承诺：学会重视自己的身心，并关注它们。

    之所以我们失去了安全感，是因为我们从小失去了被重视和被关注。

    重视：在父母的眼中，能够真正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原本的你，不是他们期待中的你，不是比较中的你，不是物化的你。

    关注：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价值取向和意见；尊重孩子正当的言行（可以不喜欢，但需要尊重）；欣赏并认同孩子。

    如果你在父母那里并没有获得这些，那么，我奉劝你：不要再到处寻找，或者期待父母有一天改变，或者期待自己的伴侣给予自己补偿，或者期待自己拼命工作后能在老板或社会中获得。因为，真正能够给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重视自己，关注自己。这与我们以往所说“现在的孩子太自我，也太自私”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要开始让我们学习自己做自己的父母，将我们曾经失去的体验，通过自我觉醒，慢慢寻找回来；而后者却是，由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压抑或缺少精神引导，而产生的叛逆心理与精神匮乏的表现。

    那么，何为关注自己？例如：当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不舒服的信息时，你需要重视并关注它；当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再是无意识地压抑，而是要懂得释放；当有人向你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不再做心里不爽而嘴上却答应的快速反应，而是开始尝试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客气地拒绝。

    从大脑接受到心理上体验再到行为上的熟知，这个个过程实在不易，但只要我们愿意为自己承诺，美好的结果就会出现。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最醒目的标识之一。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文精神养分，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更好实现以文化人。

    尊重人格。中华文化从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人本理念。《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首先问伤着人了吗？对人的重视可见一斑。正是基于对人的尊重，孔子赋予“仁”这个概念丰富的伦理涵义：“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的外在表现是礼，礼的精神内核是“敬”，《礼记》所谓“毋不敬。”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敬”不仅是对他人、对施礼对象的尊敬，而且是自己人格尊严的体现。彬彬有礼是尊重他人，也是自尊自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就需要将礼仪之邦的精神气质与时代要求相结合，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

    塑造人品。仁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和核心理念，包括对己和对人两方面内容，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己主要是克己，以求达到仁的境界；对人主要是爱人。每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都应不断修身，以于至善之境。儒家经典《大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包括“新民”，教人去恶从善、弃旧图新。由个人、家庭到国家与天下，由爱亲人、爱他人到爱国家与天下，将家庭、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天下情怀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公宽信敏惠，对于其中体现的思想精华、优良品格，我们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觉用于提升人格境界和道德修养。

    天人合一。中华人文精神的伟大，还在于它将人、社会与自然看作一个鲜活的生命整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将仁从亲人之爱推及人类之爱，由人类之爱旁通万物之爱。庄子认为，世间所有生命同源同种，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与西方主客观对立的自然观明显不同，被称为“有机自然”或“有机宇宙观”。它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认为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强调人应当效法天地、欣赏万物。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一方面认为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另一方面又强调天地的伟大价值，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主张人道以天道为准则。即使是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也强调春生夏长之时“斧斤不入山林”“罔罟、毒药不入泽”，为的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启示人们要将积极有为的人生观与生态环保的可持续自然观统一起来，一方面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勇担千秋生态大业，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摘编自杨小明任春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文精神》）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和文章学经典，《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在唐代已基本形成，然而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则相对较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意谓《史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地位最高的作品。《史记》这一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始于明代，这和中国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及明代学术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唐代古文运动以前的《史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评论和思想评论方面。扬雄在《法言》中以“实录”概括《史记》的史笔，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则提出了“爱奇”的批评。班固首次对《史记》做了综合性评论，认为《史记》的史笔总体详赡而细节不乏疏略与抵牾，思想倾向有悖儒家正统之处，但其行文具有叙事清晰、语言质朴、评论客观的特点。班固的评论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刘勰等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除了继承班固的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创造性意见。首先，刘勰开始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进行定位：“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因《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立场之上的，所以司马迁的文学地位虽然降格于经部文献，但作者和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心雕龙·史传》特别肯定了《史记》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

    《史记》正式进入文章家的评论视野始于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家开始以《左传》、《国语》、《离骚》、《史记》、《汉书》等先秦及秦汉典籍并举，目的是建立可堪效法的古文传统。唐代古文家对《史记》缺少专门研究，评论也比较笼统，但在理论定位上将《史记》视为值得学习的文章学范本，这样的观念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史记》修辞学和风格学的评论开始兴起，并带动了《史记》叙事学的研究，评论的形式也日渐多样化。宋人对《史记》文章学的定位比唐人具体。《史记》作为秦汉古文系统中的西汉典籍，其文章学地位大致可以描述为可堪师法，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高于汉代之后的作品。在这个定位中，西汉文虽然在地位上降格于先秦文，但从文章学习的角度却是利于师法的对象，而《史记》则是西汉文中最堪师法者。但由于宋代文章学具有中正典雅、含蓄内敛的美学倾向，宋人同时对《史记》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法提出过很多批评，总体评价是得之雄健，失之粗率，加之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虽然在观念上推崇秦汉古文，在实际的写作、选编活动中真正推崇的却是时文，所以《史记》对于宋代文章家的实际写作指导关系并不密切。对《史记》的文章学价值有所重视而不乏批评的观念，在元金之际基本得到了延续。

    综上所述，明前《史记》在中国文章学的定位仅是作为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与缺陷。这样的定位，尚未达到“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地位。

(摘编自杨昊鸥《明前文章学对<史记>的定位》，有删改)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教融合，滥觞汉魏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热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一直有争论，一直有融合。在争论中融合，在融合中争论。本文采取三教融合的表述，而不采用“三教合一＂的表述，是因为三教一直在融合中保持着个性，三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地“合一”。如果三教真正地“合一＂，就不可能各美其美，而成了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和特质，在融合中保持着张力，在不失各自特性的同时又能吸纳对方的长处，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三教融合的妙谛。

    佛教和儒道教在各自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都努力汲取对方的精华，融合互生。这种融合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融合，二是学术观念上的融合，三是宗教实践上的融合。佛教与儒教在社会伦理上的融合，表现为佛教吸纳儒教观念，消弥了“不孝”“不忠”的责难，而主张佛门的忠孝;佛教与儒道教在学术理论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充分认识到心性的作用，强调三教同源于一心、初心、善心;佛教与儒道教在宗教实践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导人向善，主张普度众生、仁者爱人、仙道贵生。

    在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过程，三教同源的观念一直存在，这就在源头上为三教的融合找到了理论基础。三教圣人都一致指出，三教的源头，就是心性的源头。明朝吏部尚书陆光祖向王龙溪问三家之学时，龙溪回答他说，佛氏重“明心见性”，道家重“修心炼性”，儒家则重“存心性”三教工夫皆用于“心”。 只是因为情境的差异，导致“心”发挥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蕅益智旭进一步指出，三教之“道”之所以相同，是由于三教之“心”相同:“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而此“心” 非他，乃是仁民爱物之心:“ 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在具体运用层面，儒家以此心来“保民”，佛家以此心来“度生”，道家以此心来“爱物”。

    佛教和道教、儒教长期共存，互相影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瑰美景现。这在观音形象的演变、大足石刻的雕像中表现得尤为特出。观音菩萨既是佛教的菩萨，也是道教的神仙慈航真人，又是儒家的孝顺女儿;大足石刻既有缤纷多彩的佛菩萨造像，也有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的造像，有儒家的石经、道教的诸神，还有将三身佛、孔子、老子堂而皇之供列在一起的佛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潮。

(选自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