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建筑美

    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看似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象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道，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永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

    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摹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摹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融贯，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长在而人事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建筑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孕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息夫人》，短短二十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它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选自《唐诗十二讲》，有改动）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 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①每年农历7月初7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即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媒体给予了相当热情的关注，商家也借此推出种种“情侣消费”，回归传统的热潮似乎在传统节日上找到了“灵魂附体”的感觉，人们也似乎感到了传统复苏的力量。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兴盛？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②人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热”的一个表现。和读经、穿汉服、讲国学、祭祖先等行为一样，过传统节日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存、延续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我们是谁”的困惑越来越多，而答案的寻找离不开回归传统。虽然，在近代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命运多舛——既被当作封建社会的“余孽”而遭排斥，也被认作旧时代的“象征”而受清算。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人们确立自我定位和民族认同的资源，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不会轻易消散。因而，当下对传统节日的倡导，重点不在于恢复一些旧有的仪式，而在于发现其中蕴涵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等可以塑造思维、行为模式和确定身份的“基因”。正如人们所言，通过具体的传统文化形式去宣扬其内在精神，这是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

    ③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含有一种尊重传统文化的心态。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应有较好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然而，现实中很多人把对某些具体文化形式的粗俗模仿当作尊重，甚至以尊重为名行谋利之实，破坏性极大。这几年，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怪象：一方面，一些地方或是大兴祭祀活动，或是争夺历史文化名人、神话传说的“产权”，传统文化热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却频遭破坏，悲剧一次次上演。一边是煞有其事的“保护”，一边是毫无顾忌的破坏，传统文化在利益图谋和责任缺失的夹击下，处境并不令人乐观。此外，传统文化热带来的商机也可能使文化活动变成商业秀，成为商家包装的“文化快餐”，非但不能起到滋养的作用，反而坏了人们的胃口。因而，传统文化由冷到热，固然有可喜之处，但里面的陷阱也着实不少。如果没有纯正的尊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度，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④通过“七夕”之类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转化历史文化传统，使之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这个过程不是一味呼吁回归传统或者抵御外来影响就能实现的，而恰恰是考验人们智慧和耐心的地方。

    上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灵魂。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人民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理想的追求。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最初的也最为质朴的记录。

    袁坷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应该了解它的神话。”神话大多数是口头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上古神话中精彩纷呈的故事，光芒四射的智慧，大胆奇特的想象，浪漫瑰丽的色彩使得上古神话具有非凡的文学魅力，也使得它成为了民族精神文化的源泉之一。

    上古神话在民族精神方面具体表现为一种悲剧的情怀、不屈不挠的意志与积极奋进的精神。精卫填海的故事可以说是上古神话中悲剧情怀的代表。为了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一个女子甘愿衔木石以填海而不辍，她的崇高举动表现出悲怆之力。小小的精卫，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要以自己微小的身躯和微不足道的力量填平茫茫的大海，这是多么执着的抗争，多么悲壮的场景。除此之外还有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为着追赶太阳而渴死在路上，他是为了心中的梦想而追逐不已。巴金先生曾说：“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想到，在现实的生存困境中，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在鲧禹治水的故事中，“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埋，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的行为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鲧死后集其精力生下禹，禹秉承父志，最终使得洪水消退，万物重生。这体现的更是一种伟大的斗争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信念。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这里，恩斯特•卡西尔十分肯定了神话对于民族历史的影响。同样，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能看到上古神话的影响。毋庸置疑，上古神话故事在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原始神话中，人类从何而来？包容人类和万物的宇宙是什么样的？原始先民们思考过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它对于今天愈发迷茫愈发找不到归宿的人们，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正是神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这些人类的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场景，至今仍能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这或许就是神话至今仍具有某种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一种表现。

    人不应当因为有了更加科学的思维而抛弃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历史的，是有价值的。就如一个成年人不能够否认自己的童年的价值一样。如果武断地否定上古神话，岂不是和吃饼的大汉一样觉得只有最后一块饼有价值而前面吃的都没有价值？在现代社会，人们应该适时地回头看看历史的东西，经历时间淘洗而沉淀下来的必然会发出金子般的光芒。现在的人们太过盲目，追求了半生却发现迷失了方向。一个牢固的精神根基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强大的根基，人生的大树才会枝繁叶茂，焕发生机。而一旦缺失这样的根基，人就会枯萎，以致迷失在滚滚人流中不知所以。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奠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摘编自豆丁网文库）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料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材料一：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保护”这一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保存：“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保护：“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这里所说的保存也类似基因保存的两种方法。从这些文件中的相关概念来看，基因保存的方式与非遗保护的确有可比较之处。然而这并不是非遗保护的全部涵义，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涵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约中关于“保护”的完整表述是：“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是与遗传基因保存不同的观念：对DNA的保存——无论是对分子活性的封闭保存还是数据档案保存，都是离开了生物生命体的分离保存。这种保存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可能的再生、复制或参考比较保留一些基本条件，而不在于保护现有生物的生命活力。

非遗保护与以往关于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观念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保护生命力。保存文化要素与保护文化生命力，这是非遗保护观念的不同层次要求。我国非遗法中关于保护观念的“保存”与“保护”之区分正是体现了这种层次区别性。这种区别可以理解为非遗的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对非遗的核心要素进行基因封存或档案式保存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临终关怀”，并为后代保存了可供提取、复制的原型模块；而保护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性和成长性，则是一种“传宗接代”式积极保护，是为传统文化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机遇。

（摘编自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

材料二：

“在传承中创新”，是传统手工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践行着的基本原则。

手工艺与“纯艺术”不同，它的本源是日常生活需要。手工艺原本就是日用之物，因而，无论如何创新，都不应丢弃其生活器物之本性，成为“纯艺术”。 以苏绣为例，宋代就出现了艺术水准很高的“画绣”，但是，服务于美化服饰之日用需要一直是苏绣之主流，恰恰是日用需要，推动了明清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而到了当代，技艺超群的苏绣艺人几乎都在从事“画绣”制作，由于远离了日常生活需要，苏绣传承出现了危机。

再拿紫砂壶制作来说，顾景舟之所以能将紫砂壶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得益于其超越前人的精湛技艺。据说，他仿制清代陈鸣远款的龙凤把嘴壶和竹笋小盂，曾被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误作陈呜远传世真品收藏，可见其“传承”之功力。而几十年后，他之所以能帮博物院鉴定出这些仿作是出于己手，主要根据就是仿古壶的技术含量超越了陈鸣远。纵观顾景舟从艺生涯，虽然作品无数，但绝少新异之作，这并非是其创新精神不足，而是因为他秉承着一种古老的文化理念，即技艺上精益求精，臻于至善至美。与技艺革新相应的是，在审美观念上要不断推陈出新。推陈出新，“陈”是指不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观念及其艺术形式，“推” 即推动其依靠内在逻辑发生转化，不断调适以适应外部变化。

顾景舟年轻时以制作仿古壶成名，向来重视对传统器型的传承，但从不拘泥于古代形制，而是以现代审美意识去改进器型，如“子冶石瓢”壶早已成为经典器型，他却能潜心研究，推出“景舟石瓢”，通过身筒、壶嘴、壶把衔接等处的改进，使得“壶中君子”石瓢壶“稳重中见端庄、圆润中见骨架”，更为“精、气、神十足”。

考诸传统手工艺品的形制、图案、色彩，无不暗含着一种吉祥的寓意，此间包含着一种文化理念，即手工艺品的审美并非是无目的的、非功利的，而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祝愿日常

生活美满的精神需要。笔者曾见过云锦大师金文创作的一幅作品，画面是三朵牡丹，两只蝴蝶，空间切分恰到好处，整体色调和谐，合乎现代审美趣味。而制作者阐释说，牡丹寓意富贵，蝴蝶寓意“耄耋”、高寿，合起来就是富贵到老，三朵牡丹不设计成对称的品字形，而是斜着排成一线，寓意是“一路发”。

（摘编自季中扬《论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保护》）

材料三：

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其学识主要由技艺、素养、阅历三个方面构成，技艺知识主要来自于师承学习，是师傅心传口授示范与个人天赋悟性研习的结合，为传承人知识结构的核心。一般来说， 当传承人技艺达至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面临事业发展不进则退的瓶颈阶段，技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则依赖于其个人素养和阅历。“非遗传承人”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对其知识结构中的“素养”和“阅历”两个方面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以提高实践创新的能力。

（摘编自张毅《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