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朝初年，宰相常在门下省议事，称之为政事堂。唐朝三省制下，中书省并不负责裁决政务，政务的裁决在尚书省和门下省。高宗时期，将政事堂迁到中书省。伴随议、表、状等文书大量增加，皇帝上朝议事的减少，中书舍人由“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逐渐取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开元十一年（723），张说任中书令，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所用印文为“中书门下之印”。因尚书省不设令，仆射名份不及两省长官，故名为“中书门下”而略去尚书省。

材料二：内阁的阁臣，一般都是文学侍从出身。最初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后来内阁地位不断提升，内阁大臣的选拔，一般从六部尚书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职位上选拔。明朝内阁制度下，全国的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按照规定，明朝皇帝针对内阁所作的“票拟”仅仅批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万历皇帝年幼即位，他早年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因此张居正常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

材料：清初顺治帝汲取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蚀，加派繁兴，貪吏滋奸，民不堪命，国祚随失。良足深鉴”。因此，在全国整顿赋役。顺治三年（1646年），以明万历时赋役旧籍为准，取消所有明末加派，编幕《赋役全书》，到顺治十一年最后完成。《赋役全书》总载地母、人丁、赋税数额及荒亡、开招徕之数等。又造鱼鳞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另外，在开征前，还发给花户“易知由单”，作为交纳赋税和验证的凭据。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政治制度）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政治制度）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刘向说：“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所谓“兼听”，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君主作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权，维护君主专制。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摘编自樊有平《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