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纸烛：灯笼）”其人默默而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李贽自称）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贽《焚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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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重义轻利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重精神的价值，轻物质的价值，好名而不好利，务虚而不务实。在先秦，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内容。他认为，统治者只要讲文德，进行感化，就能使人民归服。孟子从国家的角度谈论问题，也是把义放在第一位。汉朝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开始处于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董仲舒要求人们一味迫求道义，放弃功利，将道义和功利对立了起来。义利之辨在宋代朱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朱熹认为人欲是利，天理是义，仁义道德与利欲是对立的，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王鲁英《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材料二：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面临着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问题。尽管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错综复杂，但存在着一个慈的发展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价值观向义利并重的近代义利价值观演变。

﹣﹣摘编自赵璐、白俐《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 唐甄（1630—1704），清初著名思想家，对旅游有独到见解。他在《潜书·善游》篇中指出"陟高山"游长川"，乃"人情之所乐"。他还以古代帝王贤者旅游的事例论证旅游与政事可以统一，认为帝王可以通过巡游，在欣赏原野之旷和山川之色的同时，了解民情，察吏奸倭，这符合人性的需要。鉴于后世的人们用因游败乱的例子反对一切旅游，他强调∶"人见太康游而有穷拒河，穆王游而淮徐作乱，遂谓败德之事莫过于游。夫二君荒淫昏髦，先自败德矣。"在"粒粒皆辛苦"的传统农业社会，旅游常被作为一种能够涣散人们意志的幽灵而遭排斥。而唐甄的旅游观，是在市民阶层兴起和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中，形成的一种具有近代倾向的旅游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某种趋向。

——摘编自谢贵安《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

    材料一  唐宋时期，帝王与士大夫非常重视子女训诫，唐朝诗歌家训别具一格，宋朝家训除诗歌、铭、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唐宋家训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士大夫家训无不要求子弟苦读以求取功名，读书做官论充斥其中。唐朝前期，贵族妇女娇奢问题突出，《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宋朝文人家庭重视女子的文化知识教育，对女子德行的规范已经带上封建纲常的烙印。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女子家训、家法惩戒、婚丧嫁娶规范等内容愈见增多。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