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秦辉

    我一定要去看望我的朋友刘长青，一定。

    每天上班，我都要路过一个建筑工地，总会看到一群戴着安全帽的民工。他们三三两两，有的斜叼着烟，有的哼着小曲。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刘长青。想着他正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混迹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休息的间隙，掏出手机写上几句问候，低头想想然后摇摇头删掉，再然后望着天空，想象着远方的我在干什么，以及我所在城帚的模样。

    刘长青好久没有给我写信了，我决定去看看他。

    我上街买了好多土特产品，给他妻子买了一套我用着感觉不错的化妆品。他曾在信中说，他妻子是老家附近几个村子里长得最俊的姑娘，好多小伙子做梦都想娶她呢!我问：“那你咋把她糊弄到手了？”他说：“还不是咱长得黑。”

    给他儿子带什么呢？刘长青的儿子叫康健，他说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说：“那直接叫健康多好。”他说：“那多俗，倒过来显得咱有文化。”他总是“那小子”“那小子”地叫。他说那小子特聪明，长大了肯定比他强；他说那小子吃得特多，像头小猪；他说那小子长得壮极了，跟个小老虎似的。

    我没见过刘长青，但见过他的照片，是在一座城市的火车站前照的，他穿着红毛衣，黑青裤子，站在一个枯败的花坛前，脸很黑，一本正经的。

    算来他儿子该上高中了。爱人建议我给孩子买套运动装，我说：“穿着不合适怎么办？”爱人说：“买大号的，应该没问题。”我去专卖店买了一套黑白相间的秋装，外加一个淡绿色的旅行包。

    火车开动时已是傍晚，夜幕在窗外渐渐拉开。放好行李，我从包里取出一封信。

    刘长青是个民工，是我结交了17年的笔友。他寄给我的信发自全国各地，而且信纸每次都不同，有时是孩子用的作业本，有时是工地记账本的账页，有时是皱巴巴的烟盒。还有一次是从街上撕下来的广告纸。他喜欢画画，而且有天赋，常在信中捎带几张街景素描或涂鸦。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封，他这样写道：“我刚从街上回来，我们站在街头，像货物一样被别人挑选。我这货质量好，一天之内两次被人挑上，一次是帮人刷油漆，一次是给人扛白菜。”

    现在，这封信就在我手里。再读这些熟悉的句子，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一直帮不了他。对此，我深感愧疚。他说：“你能听我乱七八糟地瞎说，就是帮我。

    刘长青长年奔波在外，只有麦收和春节时回家。今天是：芒种后的第7天，他肯定回家了。

    下了火车再换乘汽车，这条线路是我依据刘长青信封上留的地址打听到的。找到那个叫刘家庄的村子时，已是中午。我走向一户人家，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前摇着蒲扇。她告诉我，康健他爹娘这会儿在田里干活呢，只有康健在家。

    根据她的指点，我拐过两个胡同来到一座土屋前。

    房子很破，土坯垒的。院子里有两只羊啃着草，靠东墙边开出一小块菜畦，上面种着丝瓜、扁豆、生菜，还有一棵葡萄树。

    我走进去，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几个相框，有一张结婚照，刘长青与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并排而坐。女人梳着短发，大眼，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从左眼角到下巴连成一片，嘴巴有点歪斜，但笑得很错。还有一张，就是在列车站照的那张，刘长青站在枯败的花坛前，穿红毛表，黑青裤子。

    东面是一座大炕，炕上躺着一个男孩，好像是睡着了。他软软地倚在炕背上，嘴角流着口水，两条腿僵硬地伸着，那腿细得不成样子。

    我悄悄退了出去。

    回到家。我将衣服、化妆品等物品打成邮包，在收件人姓名处写下“刘长青”三个字的那一刻，我的泪水酣畅地流了下来。

（有改动）

老子的地盘

    同学们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谈起自己的爸爸，马小明总是将自己的脑袋弄得一低再低。在这个拼爹时代，同学们优秀的爸爸，无疑幻化成为他们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马小明的爸爸是个摆修鞋摊的，自然不是所谓优秀的，甚至是十分低下卑贱的。可是，马小明的爸爸却将自己吹得神乎其神，比优秀还无比优秀。那一年寒假，爸爸带马小明去乡下省亲。爸爸掏着上等的香烟，见人就前言不搭后语地嚷嚷，你知道现在城里的房价涨多少了吗？乡亲们猜来猜去，眼珠子瞪得快蹦出来了，仍然猜不准。马小明的爸爸大手一挥，满脸得意地说，六千，每平方米六千块呐！一片唏嘘声之后，有人问马小明的爸爸，你老在城里有地点？马小明的爸爸此时显得极不耐烦，反问道，你知道百货大楼那地点吗？百货大楼那地点，市中心，黄金地段，傻子都知道！马小明的爸爸突然间哈哈大笑，那是老子的地盘，寸土寸金的地盘。乡亲们重新睁大眼睛，乖乖，得值多少钱？马小明的爸爸伸出一双粗糙的大手，一反一正，再一反一正，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去，嘴里说，无可奉告。马小明心想，爸爸真能吹。马小明心里亮如明镜，爸爸所说的地盘，是百货大楼对面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那里有他的修鞋摊。那个如巴掌大的地点，爸爸每月要向市容局交三百元的占道费，外加打折赠送无数个点头哈腰。爸爸不着边际的神吹海侃，莫名其妙地让马小明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虚荣和满足。那一次，郑小莉突如其来的恶语相向，才让马小明刚刚得到的自尊灰飞烟灭。课间休息时，一向直言快语的郑小莉，像新闻发言人一样对一大堆同学说，大家知道百货大楼对面那个修鞋的老头吗？同学们说，知道知道，我们找他修过鞋。郑小莉故意压低嗓音绘声 绘色地再说，小人，标准的市侩小人！我去那里修鞋，只钉一颗钉，就要了十块钱。同学们知道郑小莉的鞋很贵，不是韩国货就是日本牌。照郑小莉这一说，一颗钉十块钱，的确黑了点。马小明恨不得上去扇郑小莉的大嘴巴，而马小明没有这个勇气。如果马小明真扇郑小莉的大嘴巴，马小明爸爸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所以，马小明选择了忍气吞声，选择了将自己的脑袋压得一低再低。放学回家的路上，马小明第一次认真地眺望着自己的爸爸。爸爸头秃，背驼，油黑的光脑袋前倾，几乎要爬到眼前臭气熏天的鞋上。爸爸嘴里叼着钉子，一颗颗生锈或即将生锈的钉子，在爸爸丰沛唾液的滋润下，变得光滑柔顺，吃进鞋底的力度明显加大。马小明觉得，爸爸真脏。马小明生日那天，爸爸乐哈哈地弄来一个大蛋糕。马小明没吃，反胃。爸爸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马小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胃。甚至连想一想，都觉得十分恶心。本来，马小明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百货大楼的。之前每次经过，马小明都会无比深情地投过去一丝目光，打量着自己老子的地盘。郑小莉发布新闻之后，马小明改道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飘飘洒洒。就在无比洁白的雪地里，一起十年的恶性悬案，在一个摆摊老头的协助下，成功告破了。那一天，马小明爸爸的修鞋摊前，来了一位头脸捂得十分严实的客人。客人将脚上的一双皮棉鞋递过来，说地太滑，打个掌子。在客人掀开面罩一角点烟的时候，马小明的爸爸认出了那个人。他不慌不忙地取钉，拿锤，一丝不苟地钉钉。那人似乎有点急，三番五次地催促。马小明的爸爸将一根长钉牢牢地钉进去，悄悄拨通了110电话。电视台进行了跟踪采访报道。十年前，马小明的爸爸就将那个穷凶极恶的家伙烙在心里了。即便他整了容，也能准确认出那双令人发怵的眼睛。马小明的爸爸对全市的电视观众说，那是老子的地盘，休想从老子的地盘上溜走一只蚂蚁。马小明的爸爸说得天花乱坠，一口气反复将老子的地盘说了十八次。同学们口口相传，知道老英雄是马小明的爸爸。他们轮番跟马小明拥抱，轮番替马小明有这样一个优秀的爸爸骄傲。高傲的郑小莉，正式向马小明鞠躬道歉，并通过马小明，向英雄的马伯父真诚道歉。马小明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奔跑到爸爸的地盘，神采飞扬地拥抱着弯曲的爸爸，眼睛里噙满幸福的泪花。马小明的爸爸擂着马小明的肩头，小子，这地盘，老子先守着。将来，传给你！

    马小明郑重地点点头。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有删改）

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

    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

    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注】①美帝：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在民间，“美帝”仅指美国本身。②“苏修”一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处指代前苏联。“美帝”“苏修”经常出现在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大众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