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长春观

    长春观距安阳市约25公里，位于安阳西南的白玉山间。白玉山并不算高，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其势如玉龙盘绕，呈太师椅形。长春观整个道观就建在半山腰中，它坐西朝东，依山而建，顺坡而行。盘古顶在后，左龙山，右龙洞，拱卫左右，洹河从眼前盘桓而过。整个道观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点缀于山光水色之间。此地冬有松柏，夏有禾苗，一年四季常青，故名长春观。

    据资料查证，长春观建于唐代，是我国北方道教圣地之一。长春观最繁盛时期在唐朝，史书记载，当时有个烟霞大师十分了得，他在此主持时，香火很旺。他懂医学，经常为百姓看病，被当地百姓誉为神医道人；他识天象，精通农业，根据气象推测确定该种植什么庄稼，凡经他推荐种植的农作物没有不丰收的。

和长春观有关系的名人很多，赵匡胤就是一个。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香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于赵匡胤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里，后得赵匡胤护送得以还乡。这就是著名的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据传故事中的道观就是长春观。

    长春观总体规划长约1500米，隐含“长久长寿”九进院落，通过层层的阶梯和两道让人放下烦恼的108步台阶，使长春观直达云霄。

据资料介绍，昔日的长春观建有转花楼、老君洞、玉皇殿、佛祖殿、关帝殿、菩萨庙和鲁班庙等，规模宏大。只可惜大部分建筑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蚀，早已荡然无存了。目前的转花楼等一些建筑多数是附近村民在原来遗址的基础上，于1987年自发修建的。重建的转花楼基部全部用汉白玉砌成，檐柱回廊仅用36根木柱撑托，十八间转花楼供奉着女娲、黄帝、轩辕及传说中的神仙像。阁内泥塑造型奇特，蜡像酷似真人，木雕形态逼真，壁画色彩艳丽。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别具匠心。各殿均有楹联，或劝世讽今，或寄意深远，或直抒胸臆，让人在欣赏古代建筑、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能品味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实乃点睛妙笔。长春观的老君洞，因供奉的是道家鼻祖李耳而得名。该洞建在转花楼的下面，上楼下洞，连成一体。该洞为石券洞，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河南古建筑之一，高7米，阔6.3米，进深18.7米，全用1米厚的汉白玉条石砌成，无梁无柱，极为罕见。当地百姓这样形容：“这座房是好房，一没柱，二没梁，山沟出了巧匠人，窗户留在门头上。”洞内供奉的道教创始人李耳，巍然端坐，而其两侧的对联颇让人玩味：“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持身正大见吾不拜有何妨？”

    人说长春观还有三宝：玉石、中草药和玉泉水。

    先说玉石。长春观地处三山的怀抱之中，而周围的山多由汉白玉和墨玉等许多名贵石头构成。每当太阳东升，周围的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衬托得道观更加雄伟壮观。再说中草药。长春观四周的山石间生长着地骨皮、五加皮、三七等近300种中药材，可以医治许多疑难杂症。

我们重点谈谈玉泉水。此地的玉泉井，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宝泉、神井，附近村民有个头疼脑热，小病小灾的，只要来此饮些井水，病症立马减轻。玉泉井位于海拔267米的半山腰中，井深3.7米，始建于唐，历代皆用。该井地处深山，污染小，又含有锶、钙、镁等人体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恰是肠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克星。只是医病者一定要有耐心，不是一瓢见效，而要长期饮之。

    由此看来，安阳长春观真可谓“灵山圣水之宝地”。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文化相对主义是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视角之一。文化相对主义是针对文化普遍主义提出的，后者认为欧洲文化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文化标准，其他文化只有进化为欧洲文化才会走出野蛮、步入文明。与之相较，文化相对主义放弃从整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把握，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合理性，文化的价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形态间进行优劣比较，强调文化间不可比较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提倡尊重文化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为人们客观地认识多元的民族差异及历史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为后发达地区增强文化自信、保持文化独立和对抗“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化逻辑。然而，就文化本身来看，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局限。

    在文化的产生和延续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因其特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而有特殊的个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完全适应客观环境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观念忽略了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人的自我实现是文化产生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归宿。人在对自然的理性超越中，采取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塑造了人自身，从而产生了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不断冲破各种障碍、超越自我，逐渐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忽视了文化的创造性和自我超越性品格。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当下的行为方式。同时，作为有目的性的文化创造，文化还具有引领未来的超越性。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就故步自封、放弃文化创造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否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障碍。

    从文化的评价来看，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于其自身，而且这种价值标准只对一种民族有效，对其他民族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价值自足的主张不但为某些文化中违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纵容自身文化糟粕的行为提供了借口。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即是评价一种文化价值高低的标准。从人类社会更替的现实来看，诸种封建社会文化之间可能并无价值高低的差别，但若同奴隶社会文化比较，封建社会因其对人的束缚更少，故而其文化价值更高。文化价值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区分优劣，更重要的是它基于文化创造的超越性可作为一种导向和文化进步的推动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马彦超《文化相对主义的限度》）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行会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主要经济组织之一。行会制度形成于唐代，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由于城市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出于对工商业者的管理和征敛的需要，设立行会，“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是按各手工业，商业的行业而设立的，故有“行”之名。行会制度即是监督工商业者“合法”经营，贯彻统治阶级管理工商业者的意图、向官府缴纳税赋的工具。城市行会制度的产生，说明了城市工商业的空前发展。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就没有行会制度成长的前提条件。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客观上需要行会制度在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进行直接沟通，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经营者也需要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到了明清之际，行会真正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有的称会馆，有的称公所、行、帮。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者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手工业者之间，商人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于是，他们各自组织行会，行会内部是减少竞争，统一协调，行会外部是保护自身利益，防止外来竞争者侵犯自己的权利。这种行会实际上是工商业者的自发组织，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们代表本行业，本部门或本地区工商业者的利益，内部具有一套制度，行规，其利益具有一致性，共同对外，具有强烈的利益自我保护色彩和排外性。明清时代一些同业公会工商业会馆，商人帮会，如激州商会，洞庭商会，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中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一批有相当影响的市镇也崭露头角。这些城镇型社区，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商业十分活跃，市场连接海内外。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打开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牙行和牙人在商业市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工商业会馆、公所纷纷建立，交换活动中货币的作用日益广泛，手工业工场涌现，自由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中出现，手工业工场中雇佣关系形成。总之，这时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批城市和一些市镇中萌芽。明代后期的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

    与西方封建城市不同的是，我国封建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人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不占多数。汉代王符说过；“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数万，类皆如此。”所谓“农夫”，是指农村居民，“浮末”是指工商业人口。可见，洛阳城工商业者比“游手”还少，再加上官吏，军队，工商业者的比例在城市中更少了。开封城中虽也有“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南海贾，朝盈夕充”，但城内到处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大量消费人口充斥城市，即使带来城市的繁荣，也只是虚假的，没有根基的。

（摘编自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