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别处

       在盛夏的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他土头土脸，相貌丑陋，怪怪地穿一件很厚的褪了色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破旧的毛衣。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

       他很少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我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陆上的河马。

       如果是中午，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

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和衣而睡。  我观察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的街头，连最炽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

       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A】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

       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和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红塑胶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和他并不相配。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胶套，由于手的笨拙，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也十分艰难。

      “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有空缺的几颗牙，说出充满乡音的话。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B】每次，我总是沉默着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

       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你这样会冷吧!”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

       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纯净的善意，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发酸。

       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触摸的心之角落。

       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品质，它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它美丽地落下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治疗“语言癌”

    ①台湾媒体新近提出一个名曰“语言癌”的概念，一时间应者甚众，“语言癌”这一新概念，引起两岸媒体与学界的热议。

    ②现代人无法用精准的中文表达，已然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积弊已久。当触摸手机屏幕点赞大面积代替词语表达，当音频和视频大范围代替文字表述，当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吞噬规范中文，当“西语”未加消化地侵入汉语，“语言癌”就在这一片雾霾中渐渐生成。

    ③也许有人认为，“语言癌”的症状在台湾地区较为明显，大陆症状略轻。笔者并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两岸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著名作家余光中认为，“语言癌”和中文的“恶性西化”有很大关系，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加上电视、网络的不良影响，遂将“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台湾作家张晓风还分析说，电视记者常在现场连线时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这种“腔调”潜移默化感染到观众，“癌细胞”就一点点扩散了。这些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咱们这边的电视节目“口水”也不少，“讲病态中文”在现实生活中更是常见，“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

    ④在“语言癌”话题引发广泛共鸣后，台湾有关部门纷纷亮出应对方策，比如在会考中适时出一些“语言癌”的辨正题，引导教学，提升语文表达能力；比如在未来修订语文领域课纲时，将提升表达能力列为重要项目，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讨论、上台讲话，等等。这些从青少年抓起的举措无疑是可喜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形成说“雅语”的“雅风”，一要精准，二要生动，三要雅致，人人以此要求自己，并蔚然成风。毕竟，对语言影响最大的，是社会文化，它不但存在于媒体之中，还存在于人际之间，无孔不入，深入肌理。

    ⑤打造健康环保的“绿色语言环境”，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流行语中的健康新生词语，并及时将它融入语言河海，丰富语言宝库；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适时进行语言清污，对形形色色的“语言癌细胞增生”梳理判别并加以遏止，让它们在“雅语雅风”面前式微。唯有如此，“语言癌”才会逐步治愈。

（有删改）

    ①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在这篇文章中随便找一个字，盯着这个字看30秒……有什么发现吗？是不是像我一样觉得你盯看看的那个字变得很奇怪，好像有点不认识了？熟悉的字怎么感觉那么陌生呢？

    ②是的，字没有什么变化，也不是写错了。事实是，不管什么字，通常你盯着看上二三十秒钟，就会觉得“这个字变陌生了”。研究还发现，左右结构的字更容易变陌生，譬如“日”“月”平均要过51秒钟变陌生，而如“明”“认”等字，则只要平均26秒左右就变陌生了。

    ③不仅仅是中国的方块字会让人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使用字母的外国人也发现他们有相同的问题。美国心理学杂志上曾有篇文章描述这一现象：如果对一个单词注视得太久，它就变得奇怪而陌生，可能看起来像是一堆毫无价值的符号。后来人们又发现，也不仅仅是文字会让人产生奇怪的陌生感，一幅熟人的照片、一个熟悉的地点，看久了之后都有可能会竟然觉得陌生起来。

    ④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个特点：如果短时间发生多次重复的刺激，就会引起神经活动的抑制。形象点说，神经活动也是会“疲倦”的。

    ⑤当我们盯着一个字看时，我们的大脑就得不断拿着这个字的模样去寻找它所表示的内客，找的次数越多，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越疲倦。于是我们大脑里辨认这个字所涉及的神经活动也会暂时被抑制，这时我们就会认不出这个宇了。这种现象被称为神经的“饱和反应”。

    ⑥我们不但在图象识别上可以产生饱和反应，我们的听觉、味觉、嗅觉等都会有饱和反应。不管什幺样的感觉刺激，只要时间一长，重复多了，带给我们的感觉就变了。

    ⑦这种饱和反应对我们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神经系统如果总是一直关注某个信息，就无法接受新的信息，因此，我们对旧信息的反应必须消减下去，或者产生变化，才能保证新的信息能够引起正确的反应。

（有删改）

市花：昔日素馨今日木棉

在广州人心目中，公认的千年市花是淡雅柔美的素馨、百年市花为英雄豪迈的木棉。

坊间“市花”素馨艳压千年

    《本草纲目》里说，素馨“枝干袅娜，叶似茉莉而小，其花细瘦四瓣”。素馨原名“耶悉茗”，早早从西域漂洋过海来到广州，自秦汉年间到清末，两千年来占尽了广州人的宠爱。旧时的广州城西和珠江南岸，有专门种植素馨花的“花田”。

    公元前196年，开越大夫陆贾出使岭南时，就发现岭南不分男女老幼，个个都爱以鲜花簪头，而他们戴得最多的就是素馨花。唐宋年间，城西花地渐得开发，出现了成片成片的花田，花农种得最多、卖得最多的还是素馨。明代，广州的各大城门口开始有了花市，用清初大儒屈大均先生的话来说，这些花市“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量”，每天要卖出几百担之多。屈先生的话或许夸张了些，但说素馨是城门花市当之无愧的主角，谁也无异议。直到清代中期，“珠悬玉照”的素馨花田仍是许多诗人笔下最美的风景，女孩儿戴在头上的素馨花梳、美容用的素馨油、装点家居的素馨花碟、过节点的素馨灯、喝的素馨茶……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怀想不已。

    想象一下，在这两千年间，不管哪朝哪代，如果官方有兴趣来评选一下市花，老百姓定会投票给素馨。素馨是老广州最悠久、最美丽的花事记忆，是当之无愧的古代民间“市花”。

建市后木棉首膺市花殊荣

    素馨虽在广州得宠两千年之久，但从清末开始，随西洋花卉、新式饰品与合成香品潮水般涌入广州，便失宠了，到了今日，几乎被人遗忘。现在，提起市花，我们想到的肯定是木棉。其实，从古至今，木棉也深得广州人的喜爱。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岭南先民就用木棉花絮纺出了洁白如雪的“广幅布”。盛唐年间，越秀山麓广种木棉，花开时节，满城男女老少都喜欢来此踏青，还有文人写下了“木棉花上鹧鸪啼，木棉花下牵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别，落红没尽郎马蹄”的诗句，令人回味无穷。

    木棉花被称为“英雄花”，最早出自400多年前抗清志士陈恭尹的《木棉花歌》，直入云霄、火烧天际的木棉花让他感慨万千，于是他挥笔写下“粤江二月三日来，千树万树朱华开……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花有角。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的千古名句，木棉“英雄花”的形象就此定格，并流传至今。

    1921年，广州建市，成为全国第一个采用现代市制的城市；1928年，掀起评选“市花”活动，在这之前，木棉“英雄花”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广州各新式学校的校徽，就多以木棉为标志。评选活动一开始，市民对木棉花的呼声最高，官方遂于1929年初宣布木棉为“市花”，一来顺应民意，二来，木棉“英雄花”的形象，与广州民众勇敢无畏的精神最为契合，这也是木棉第一次在广州荣膺“市花”之殊荣。

“英雄花”木棉二度加冕

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沐之时，广州再次在全市范围内举行市花评选活动。花城市民热情高涨，推荐的候选花卉有58种之多，最终，木棉以75.9%的支持率，被选为市花。其广为流传的“英雄花”形象，1929年首膺“市花”的殊荣，花可入药、花絮可纺棉、木材是栋梁的多重价值，都是它力压群芳、众望所归的理由。

    拥有市花冠冕的木棉，与广州人的生活形影不离。许多骑楼的花窗上，雕刻着它的倩影；电视台与航空公司，以它为标志；红棉牌吉他、红棉牌凉果、红棉牌自行车、红棉牌红糖等本土产品曾是几代广州人的美好记忆，如今借由电子商务，木棉再次进入年轻人的视野。

（选自《广州日报（2019年1月7日）》，有改动）

【链接一】

    要成为市花，至少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特征并生长良好，其次则是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能够代表城市形象。

    大多数城市确立市花的过程都有一套比较规范而民主的程序。通常先经过市人大常委决定开展评选活动，然后广泛征集备选方案，结合专家推荐、群众投票、部门讨论等方式，最终通过确定。在此过程中，政府机关和普通市民均有同等的参与及发言的权利。因此，最终选择的结果是有着广泛的大众基础的，使得所选植物的象征意义上升为地区的文明标志和文化象征。

（选自网络）

【链接二】

    园林设计师吕兆球表示：“我赞成重定素馨为广州市花。”理由是：素馨进入广州已有二千余年，从南汉至民国，在民俗文化上，深深影响每一个广州人，在大量的地方文献及现存相关地名、实物中均有印证。

    博友“夏墨生”说：伴随广州人亲密生活了2200年，有极其丰富、深厚、独特文化历史沉淀的素馨花，早已是特殊意义的“广州人”，她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沉淀可以让各种各样的公众广泛参与、品味、体验，她有责任也有能力以全新的姿态成为广州形象新符号。

（选自网络）

少年水里^①

    老师傅粗大的手在黄泥的圈窖里搅拌，有时连脚也踩进去，一身都是泥。

    “这一带都做大缸，都是亲戚，你们每家随便看吧。”老师傅跟大伙儿说，三十几名年轻学生便散开了，三三两两在村落里串进串出。

    黄泥被揉成一大团，像一尊佛，端端坐正在像蒲团的辘轮中夹，老师傅端详着面前这一堆土，好像看着自己的一生，只有几秒钟，没有几个人发现，像是仪式里最慎重的默祷。

    仪式过了，他用右脚的脚掌在辘轮的边缘一推，辘轮像着了魔似的飞快旋转起来了。

    中央那一堆像佛的黄土，也跟着旋转了起来。

    老师傅好像等待猎食的兽，一刹那间高耸起肩膀，两只粗厚的大手直直插入泥土中。

    在急速旋转的泥土中，他粗厚的大手成为稳定的轴心。泥土柔软湿润，仿佛刚刚绽放的花的蓓蕾，一瓣一瓣向外展放张开。

    泥土的形状不断改变，是在手的拉扯和挤压间变化。但是因为速度很快，反而不觉得手在用力，只感觉到老师傅宽厚的背膊都高耸拱起，好像力搏野兽般的用劲。他的手却只是轻轻触碰着泥土，泥土如同有了符咒的力量，开始往上旋转。

    一具大缸底座的容器空间逐渐形成了。底座直径大约三十公分，器壁四周微微向外张扬，构成细微的弧线。

    拉坯拉到大约三十公分左右，老师傅停止了。他把推动辘轮的右脚搁下，两手收回，安静地端视这刚刚成形的大缸粗坯，和他的体形一样，重大厚实，很难动摇。

    “底圈要放在屋脚阴凉处阴干，等土质稳定了，再用泥条盘筑的方法连续上半部。”

    老师傅搬来一座已经阴干好的缸底，另外揉了一团土，把土扯成手臂粗的泥条，在底座的上缘快速地盘筑起来。泥条像蛇，盘踞而上，逐渐堆高，完成了一只高有六十多公分的水缸。

    “现在没有人用这种大土缸了。满街都是塑胶缸，又轻便，又便宜。”

老师傅一面休整缸缘的泥土，做出一圈弧形的器边。又用席子村垫在泥土表面，右手执木槌。轻轻在还潮湿的器表拍打，使原来条状的泥土融合成一片，泥土的表面也印上了一条条编织的席纹。

    “那为什么还要做？”

    “不做这个，做什么呢？”老师傅摊开染满黄泥的大手，憨直地笑着，“从十六岁学做缸，四十多年了——最盛况的时候，一天做四百个粗坯，远近都夸耀赞美说：是能干的师傅。

    他又揉了一堆土放在辘轮上，自言自语地说：“不做这个，做什么呢？”

    整个村落里都是缸。大大小小的缸，重重叠叠，一摞一摞堆成高山一般的缸，有的用粗草绳捆扎，有的大大小小套在一起。有的歪倒了下来，砸碎了，压裂了，散置在院落，街道，斜斜的山坡上。

    木槿一丛一丛开紫色的花，也夹杂着美人蕉，黄的，红的俗艳颜色，招来四处飞舞的彩蝶，钻进花里，蠕动着，吸食着甜腻的蜜。

    一名十六岁姓潘的少年站在堆满了缸的土坡上，手叉在腰间，踌躇自满地俯瞰浊水溪的源头从高山间远远流来。

    夏季的河流浅滩处露出大大小小的河床，河床上满是卵石，丛生着杂草。水流不大，在卵石间形成清浅的水塘。牵牛的儿童仰躺在卵石地上看天上的云。云飘逸过的影子，每一朵都像水牛的动作，而真的水牛泡在水塘里翻滚，使一塘水都变黄泥般混浊。

    从斜斜的上坡上下来，老师傅肩膀间特别巨大的关节骨骼架于，特别厚实有劲的肌肉，使他走路的样子也蹒跚如一头身躯笨重的牛。

    他走进无数大缸堆到天际围出的小路，他满意地看着，一直堆到天际都是缸，一直延长到天际都是缸，他听到大缸里一些寄食的猫的争吵声。蹑手蹑脚，他轻轻走近，一躁脚，把吓得一阵烟逃窜而去。

    老师傅独自哈哈大笑，两手叉在腰间，又看了一次缸的上方一条窄窄的，但颜色蓝得仿佛浦得出水来的故乡的天。

（出自蒋勋散文集《少年台湾》）

【注】①水里，地名，位于台湾省南投县。

三脚猫

①那日，我照例去探望九十岁的父亲，吹了一支萨克斯乐曲哄他开心。老人家仰起脖颈望我，神态且惊且喜，半晌挤出一句：“你呀，就是一只三脚猫。”

②知子莫若父。打小我就贪玩，见啥都有兴趣，拉二胡、弹钢琴、写书法、画山水、朗诵、唱歌，钓鱼、斗虫，样样都尝试，如今又迷上萨克斯。但凡玩过的，我都晓得点皮毛，却没一样精通。

③“三脚猫”出自元末明初陶宗仪笔下的《南村辍耕录》，谓技艺贪多不精之人，而作者本身亦为杂家。猫有四只脚，为何杂家反而成了站不稳、行不远的“三脚猫”？自我脑补一下：大凡某人涉猎于自己喜欢的领域，因浅尝辄止而难成气候，故示人以“蹩脚”或“半吊子”印象；但猫是灵敏而惹人宠爱的动物，称“三脚猫”乃贬中带褒，毕竟还是倡导励志多学，博识通晓，所谓艺多不压身。

④上世纪70年代，当兵是年轻人的梦想，“三脚猫”助我一臂之力，部队首长看中我那些“皮毛功夫”，带我去了军营。新兵营集训后，正逢春季文艺汇演，团里挑上了我，我自编自演的相声居然拿了个奖。团首长决定组建文艺轻骑小分队，去嘉兴城乡巡回演出，我们都没舞台经历，首次登台难免忐忑，人头攒动的场合，小分队战士“舍得一身剐”，一台节目，我又拉又唱，活报剧（小品）、手风琴演奏、快板书、相声、说唱，一人凑了五个角色，台下观众难得一见士兵活色生香的表演，送上雷鸣般的掌声。舞台上，我们成了一群快乐的文艺“三脚猫”。

⑤青春是涌动的生命体，当兵五年，我练就了过硬的军事技术，成了炮团标图技术能手，同时还学会了打字、放电影，复习了全套数理化，那些日子一辈子叫人留恋。

⑥卸下军装换警服，几十年警营生涯，我从治安警干起，当过户籍警、内勤、刑警、经侦警，前后转了八个部门，干到哪学到哪，现学现卖，妥妥化身为警界“三脚猫”。做警察就该“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什么都得沾点边，警察除暴安良，没“三脚猫”功夫，拿什么为百姓服务？有一回半夜，辖区虹桥镇上接连发生两起野外恶性抢劫案。我得到报告，从被窝翻身跃起，灵机一动，指挥值班刑警把守莲花路口，专挑过往裤脚管沾湿的人盘查。因为案子发生在五公里外的野外，当过侦查标图兵的我熟知地形，两起案件上车点都是虹桥镇上，判断歹徒的落脚点八成与此地关联，得手后大半窜回窝点。果不其然，两名歹徒沿野地窜逃，临近虹桥镇，见四处无人，大摇大摆跃上莲花路，被蹲守的刑警逮个正着。

⑦后来，我转岗从事城市治安服务管理工作，发现其中学问浩瀚，服务对象甚多，管理事务庞杂，制定城市安全策略至关重要。上级推荐我去上海财大研读MBA经济管理，管治安的跨界学经济，牛头不对马嘴。但两年的学习，让我这个“三脚猫”的技能又增加了，我以经济学眼光审视社会治安生态，有了新思路、新角度、新灵感，对工作大有裨益。

⑧生活处处皆学问，做一只好学的“三脚猫”不丢脸，学到用时方恨少。“三脚猫”是我心头绽放的一朵野百合，毫不起眼，但野百合也有春天。想必好学的颜回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三脚猫”。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老夫子举出一个角，学生不能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知识广袤无垠，思维豁达通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可谓“三脚猫”褒义所在，多学好学勤学才让人开悟通透。

⑨我是一只“三脚猫”，别人怎么看不重要，尽管“三脚猫”能力有限，技艺不精，但我力所能及，内心始终充满着追求与希望，便是快乐的。

（选自《新民晚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