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期，大量中国陶瓷经由私人贸易运往东亚、东南亚一带，在此转销至南亚、中东地区；明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相继开展对华贸易；至明末清初，欧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瓷器的全新市场，在欧洲，中国陶瓷是贵族才有实力享用的；到了清代，各国通过各自的东印度公司来进口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专家指出，早期的贸易瓷以中国特色的青花纹饰为主，后来出现了不少定制瓷，景德镇和福建的工匠，根据西方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情趣，制作出他们喜爱的陶瓷，中外贸易瓷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互动。

——摘编自《明清贸易瓷见证中外文化互动》

材料二：在18世纪，中国瓷业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也相当惊人。在很短时间内，西方就找到了高岭土和瓷石资源，造高温窑，开发新配方，开创了新技术和纹饰风格。1704年和1756年，欧洲先后研制出两种前所未有的釉色：普鲁士蓝和蓬巴杜玫瑰红，创立出一种强烈、新颖的色彩感受。18世纪以来，瓷器业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并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此开拓了新市场。陶瓷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收藏品。瓷器也作为珍品，出口到欧洲列强迅速扩张的殖民地，其中以英国殖民地最多，向美国的出口贸易变得更为重要。欧洲工业化进程中许多观念与做法，使制瓷业实现了批量化、精细化发展。这些几千年来都未曾改变的中国传统瓷器业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它转变了欧洲经济及文化遗产，至今仍是一份不朽的传世之宝。

——摘编自《18世纪后期全球青花瓷热急降温——西方瓷打败中国瓷》

明清时期中国棉纺织技术领先，“南京布”一度畅销海外。

材料一：“南京布”得名于明清时期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产地是以松江为中心的广大江南地区。南京布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在大宗出口商品中输出量居于前列。南京布的热销适逢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两者之间大致承接，堪称丝绸之路的续篇。只是材质从丝绸变为棉花，消费者从达官贵人改易为普通民众。1819年是南京布出口的高点，也是由盛转衰的拐点。南京布的衰退，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抱残守旧、缺乏进取，业者墨守成法，不知改良。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

材料二：早在明代之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织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印度和中国就曾经是主要的经济区域，它们的棉纺织品生产技术远超欧洲各地。然而，在1750年之后，欧洲的经济发生了巨变：它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纺织行业率先进入了机械化。到19世纪初，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从全球的生产国转变为欧洲棉纺织品的购买国，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当中，它们也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摘编自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一： 17至18世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1842年，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此时，从美洲、日本等地区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之间，占到了世界白银总数的近半数。

——摘编自《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材料二：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