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坛上的鲁迅

洪  烛

1936年，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鲁迅的遗体。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里，他并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以影子的形式继续存活，以至人们忘却他的真身。一个完美的鲁迅，如同一尊不会生病的神。

这完全可以理解。危急关头的中国，总是需要旗帜、需要偶像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鲁迅身上颇为合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文化英雄。

说鲁迅是英雄，似乎一点不为过。他本人是想做战士的，眉宇之间也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而且形容鲁迅的文风，大家也习惯了以投枪、匕首之类比喻。出于时代的需要，他本身也成了一件带有仪仗性质的兵器，用来在思想领域披荆斩棘或镇妖捉鬼。

鲁迅仿佛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文学符号的，一个是作为政治符号的。他的政治色彩经常压倒他的文学色彩。然而更多的人误解了他。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鲁迅，恐怕不愿意自己被误解、被误读；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鲁迅，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被美化、被神化。可惜，鲁迅还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其实鲁迅也是有缺点的。如果我们死劲掩盖或回避他的缺点，反而会模糊了他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鲁迅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更不能接受别人向他进贡或烧香。鲁迅很平凡，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半途而废的医生、一个爱国者、一个思想者。朴素的鲁迅，其实比那些强加于他的华丽的外衣更有魅力。本色的鲁迅，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吗非要镀金呢?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收鲁迅的文章是最多的。他的人被偶像化了，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尤其是毛主席说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就给众生以“铁人”的印象。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还有个易受伤的脚踵呢，而鲁迅连脚踵都是铁打的，一点破绽都没有。鲁迅啊，一个时代的变形金刚，在烈火中永生，在花丛中永生。

鲁迅生前一直呼吁并追求人的平等，死后却被赋予了特权。只是这种特权绝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影子的特权，滋养了诸多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鲁迅当成公开化的遗产，当成一日三餐的饭碗，当成做生意抑或政治赌博的本钱……鲁迅被改造得刀枪不入，鲁迅又被解构得体无完肤。鲁迅的只言片语，被他们搜寻来作为舍利子，作为镇塔之宝。于是，鲁迅成了先知、导师、民族的佛陀。

这不是鲁迅的错，是时代的错。

两株玉兰树

陈忠实

    清明前一日回到老家，到村子背靠的白鹿原北坡上，在父母的坟头烧了一堆被视为阴币的黄纸。尽管明知这是于逝者没有任何补益的事，然而每年此日不仅不能缺少，甚至早早就泛溢着一种甚为急切的情绪。自己心里明白，上坟烧纸和跪拜的行为，无非是为消解对父母恩德亏欠太多的负疚心理，获得一种安慰。

    天气很好。温润的风似有若无。西斜的依然明媚的阳光下，原坡和河川满眼都是蓬勃的绿色和黄色，绿的是返青的麦苗，黄的是盛开的油菜花，间有零星散落在坡梁上杏花的粉白。

    回到老屋小院，便坐在前院闲聊。许是那种负疚心绪得到消解，许是得了这明媚春色的滋润，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平静。记不得是谁颇为惊诧地叫了一声，玉兰树开花了。我便朝大门右侧的玉兰树看去，在树梢稍下边的一根分枝上，有两朵白花。我的心微微一颤，惊喜得轻叫一声，从坐着的小凳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玉兰树下，久久观赏那两朵玉兰花。那是两朵刚刚绽放的玉兰花，雪白，鲜嫩，纤尘不染，自在而又尽情地展示在细细的一根枝条上，洁白如玉，便想到玉兰花的名字确属恰切。玉兰树尚不见一片叶子，叶芽刚刚在枝条上突出一个个小豆般的苞，花儿却绽放了。我久久地看那两朵花儿，竟然不忍离去。玉兰花在我其实也算不得稀罕，见得也早也多了，之所以发生一缕不寻常的惊喜，这是开在自家屋院里的玉兰花，而且是我栽植的玉兰树苗，便有了一种情结；还有一种非常因素，就是这株玉兰树苗成长过程的障碍性经历，曾经让我颇费过一番心思。

    几年前我重回原下小院读书写字，一位在灞河滩苗圃打工的乡党，闲聊中听说我喜欢玉兰花，便给我送来一株不过食指粗的幼苗，我便在大门右侧的围墙根下挖坑栽下了。为了便于浇水和保护，我在玉兰幼苗四周用砖箍了一圈护栏。得到我的用心守护和浇灌，玉兰树苗日见蹿高，分枝，加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我便期待花苞的出现。恰好盼到玉兰树应该发苞开花的规定期树龄，不仅没有开花，失望且不论，等到叶子成型，我发现了非常的征象，本应是深绿色的叶子，却呈现着浅黄；即使到盛夏烈日暴晒的时候，各种树叶都变得深绿近青的颜色，我的玉兰树叶反而由浅黄变得几乎透亮了。任谁都会看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征。村里乡党见了，有说是蛴螬咬了树根，有说是缺肥，有说是化肥施多烧了根，等等。后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栽植时填的是农家粪土，不缺肥更不会发生烧根的事，倒是蛴螬啃食树根有可能发生，却也无可奈何。我曾扒土寻找蛴螬，一只也未见到。我就怀疑大约是玉兰根自身发生了什么病患。

    等到第二年，玉兰树仍然是满树病态的黄叶，自然不会开花了。我便有所动摇，这株病态的树会不会自愈？需得几年才能缓解过来？如果等过几年不仅缓解不了反而病情加重以致枯死了，那我就会白等了。我便想挖掉它，重植一株。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突然想到，任它继续存在着，如果真的挨过了病患，当一树健康墨绿的叶子呈现在小院里的时候，我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欣慰和鼓舞；如果万一病患发展到发生枯死，再换植一株也无妨，这株玉兰树便保存下来。约略记得去年夏天回家，玉兰树的叶子变绿了，尽管仍不像正常的叶子那么深色近青的绿，却不是往年那种透亮的黄色了，我不由得庆幸，它的病情缓解了，更庆幸我握在手里的镢头没有举起来……今年，这株玉兰树开花了。尽管只有两朵，却是一种美的生命的胜利。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笑嫂

陈国炯

    笑嫂喜欢笑，与人相见微微一笑，高兴时哈哈大笑，有时独自一人也偷偷地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捡宝似的笑个没完。因此，没见过笑嫂发愁时是个什么模样。

    因为笑嫂爱笑，大家当面笑嫂笑嫂地叫，背后笑嫂怎么笑嫂怎么地夸，好像笑嫂的姓名就叫笑嫂。

    笑嫂是我的师傅。我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铝轮厂搞宣传，负责人事的小老头陪我到车间，对车间主任说，这小伙子到你车间实习一个月，你给他安排一下。车间主任长着八字胡子，看似匪气十足。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后，说，一个学生娃，哪能干活。反正一个月后要坐办公室的，就去帮笑嫂做点事吧。车间主任唠唠叨叨的一番话中，我知道有个笑嫂，也有些受辱的感觉。车间主任唠叨完，亲自陪我去厂东边一个堆废料的塑料棚下，扯开嗓门喊，笑嫂，我给你送来一个徒弟，给你打个下手。车间主任的一咋呼，我不但认识了笑嫂，还成了笑嫂的徒弟。

    我很顺从地叫了笑嫂一声师傅，笑嫂听了高兴得咯咯地像母鸡下蛋般笑。笑完了就说，你还真听小胡子的瞎话，什么师傅徒弟。笑嫂停了一下对我说，大家都叫我笑嫂，你也叫我笑嫂吧，我可不敢做你大学生的师傅呢。说完又咯咯地笑，把个笑嫂的雅号笑得名副其实。

    笑嫂已是奔五的人了，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女人的那种臃肿，而是清清秀秀，穿戴得也整整洁洁，十分素雅。笑嫂的活不笨重，也不怎么脏，她每天整理着送来的废过滤网，那些过滤网是用来过滤铅水的，用过后铝水沾在过滤网上结成了块。因为过滤网是铁的，沾在上面的是铝，铁几百元一吨，铝上万元一吨。把废铁网当铝卖，人家不要；把铝当铁卖，公司不干。因此，笑嫂把沾在上面的铝块铝屑撬下来，分开卖，谁也不亏。

    笑嫂做事很认真，一块块像翻找金子一般，有时我一不留神漏撬了几块，她会猫着腰，捡回来重新撬。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意思马虎了，做得一丝不苟。笑嫂还挺关心人，我进公司时是夏天，南方的夏天贼热，加上在似露天一样的塑料棚下，汗似下雨般流，一把把捋也捋不完。笑嫂见了心疼地说，大学生，你去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点活我做起来很轻松的。我当然不同意，笑嫂就说，还要我陪你啊。说完就咯咯地笑着，连推带搡赶我走。

    笑嫂从来不到餐厅吃饭，她每次从餐厅里买来米饭，不打菜，菜从家里带来，等吃饭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打开饭盒，坐在塑料棚下吃起来。那些走过来走过去的人都会与笑嫂打个招呼，笑嫂吃饭了？今天啥菜？还会有啥菜，这个星期吃咸鸭蛋呗。笑嫂咯咯咯地笑着回答，笑嫂的菜每星期换一种菜，咸鸭蛋，炒鸡蛋等等。

    那天，我没去吃中饭，笑嫂吃完饭去了洗手间，我想笑嫂经常帮我洗饭盆，我也帮笑嫂洗一次。打开盛菜的铝盒子，里面的咸鸭蛋丝毫没动，完完整整地躺在盒内。当初没在意，后来想想有点问题，以后几天我特意偷看了笑嫂的菜盒，我终于明白，笑嫂一个咸鸭蛋要吃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一位同事，同事不满地瞪我一眼说，就你聪明？我闹了个大红脸。从此我不再看笑嫂的菜盒，也不再提及同一个菜要吃一个星期的事。

    那次大地震后，公司开展捐款救援，笑嫂捐二百元，工会主席说，笑嫂你要不少捐一点？笑嫂微微一笑说，多的拿不出，捐二百没问题。工会主席不再说什么了。

    实习期满，我到宣传部搞宣传工作。那天工会去慰问贫困职工家庭，领导让我去拍照片，并写一篇通讯稿。走了几户后，一行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叩开一扇墨绿色的斑驳的门。门一打开，一张笑脸呈现在大家面前，我有些诧异地叫道，笑嫂？笑嫂仍在笑，把大家让进屋，屋里灯光暗淡，客厅也逼仄，几个人进去后有些拥挤。这时我才知道，笑嫂的丈夫几年前被车撞得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公公早年已故，婆婆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需照料，一个女儿正在上初中，家里十分拮据。笑嫂照顾两个病人，负担一个学生，又要上班，还从社会上揽来了刺绣，挣几个外快，以补家用。可想而知，笑嫂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我对笑嫂更是敬重了，有事没事总爱往笑嫂的工作场地跑。笑嫂依旧咯咯咯地笑，好像与那个沉重的家没有一点牵绊似的。

    那次我与笑嫂聊得很开心，我忽然说，笑嫂你的心态真好。笑嫂知道我想说什么，顿了顿道，家里有这么多病人，谁会不烦，如果我成天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还活不活？

    笑嫂叹口气说，我如果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见了我，也不会有好心情的。因此我得高高兴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说完笑嫂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士兵突击（节选）

兰晓龙

    三个人多少是振奋了一下，他们超过了那两名已经油尽灯枯的士兵，一口气把人拉下了几十米。那个终点已经只是八百来米的事情了。

    槲树林中忽然跑出一个跌跌撞撞的士兵，摔倒在袁朗（队长）的脚下，那是第一个到达的士兵，医护人员立刻上前救护。三个人的步子一下慢了下来，互相对望了一眼。伍六一又开始挣扎，这回他的挣扎接近于厮打，一下狠狠地甩开了两人。

    “就剩两个名额了！你们还拖着我干什么？三个人！只要三个人！”两个人呆呆地看着伍六一，身后两名士兵正缓慢但固执地赶了上来。

    成才忽然掉头就跑，往终点奔跑。许三多却看也不看跑去的成才，他将背包背在身子前边，抢上来抓住伍六一，他不想丢下他，他要背着他走。伍六一强挣着就是不让，但那条腿已经吃不上劲了，大半拉沉重的身子被许三多架在肩上。许三多拖着伍六一，向终点做拼命的冲刺。由于负重过多，许三多慢得出奇，他一步一步地往前冲着。伍六一不敢再挣了，他一只腿竭力地往前蹦着，因为现在的速度很重要，他得为许三多想点什么。

    后边的那两名士兵，慢慢地超过他们了。伍六一受不了了，又开始愤怒地吼了起来：“他们超过你了！放开呀！你又要搞什么？还想在那空屋里做看守吗？……”伍六一的声音里都有哭声了。前边的那两名士，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

    成才已经到达了槲树林终点，那股子猛冲的劲头让他几乎撞在了袁朗的身上。精疲力竭的成才没有倒下，他立刻转过身看着战友：“许三多快跑！许三多，你加油啊！”

    袁朗意味深长地看看他，又看看远处的许三多和伍六一，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钦佩。对于那还在争夺中奔跑的四个人来说，这剩下的几百米简直遥不可及。

    “成才已经到了！只剩下一个名额了！你看见没有？！”伍六一望着绿意葱葱的槲树林对许三多说。许三多根本就没抬头看，他的力气依然用在对伍六一的拖拉上。“只剩一个名额！你把我拖到也不算！脑子进水啦！”“加把劲……再加劲。”

    伍六一盯着那张汗水淋漓的虚脱的脸，忽然间恍然大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想拖着我跑到头，你自己装蛋趴窝是不是？”许三多还是没吱声，他只管脚下使劲。伍六一想突然挣开他，却发现横担在肩上的一只手臂简直已经被许三多的手掐到了肉里。

    “蠢货……你不是笨是蠢了……我用得着你施舍吗？……我会去告你的！……你放开……求你放开……到嘴的馒头我们都不吃，现在为什么干这种事？”伍六一已经哭了。

    “跑了好远……从家跑到这…前边都是你们推着扛着……最后这一下……我帮一下，又算什么？”伍六一已经完全没力气可用了，他只能看着许三多往前一步步挣扎。伍六一本来是狂怒加无奈的眼神也慢慢平和下来，他说：“许三多，咱们是朋友。”

近在咫尺的砰的枪响，把许三多吓了一跳。伍六一手中的信号枪还在冒着烟，信号弹正缓缓地升上天空。伍六一一瘸一拐地高举着双臂，向着终点挥舞着，他说：“我跑不动了！我弃权！”他真的是跑不动了，刚走出两步，便轰然倒地。救护车是随时准备的，几名卫生兵已经发动汽车过来了

    许三多呆呆地看着伍六一。伍六一瞪着他，挥着拳头喊着：“跑啊！许三多！”许三多掉头开始他的最后一段狂奔。那领先的两个兵意识到了身后的威胁，也使出了最后的力气狂奔了起来。

    许三多喊叫了，他在喊叫中开始了不可能的加速，第一次加速就超过了那两人。一个被超过的士兵终于丧失了信心，在许三多超过他的同时摔在地上。然而，他那位战友却不管不顾地回身拉起了他。许三多仍在喊叫着，喊叫声中救护车与他交错而过，喊叫声中许三多的声音将所有人的声音淹没，喊叫声中许三多刚流出的眼泪被风吹干，他在喊叫声中跨越了终点。

    成才欢天喜地地跑过来，他想与许三多拥抱。许三多抬起头，那双眼睛里的冷淡让成才愣住了。许三多回头看着刚刚跑过的路，他看到那两名士兵正互相地搀扶着跨越终点。远处的伍六一已经被卫生兵用担架抬上救护车。伍六一笑得像个大男孩一样，向这边不停地挥手。

（选自《士兵突击》，有删改）

材料一：

历史发展到19世纪的中叶，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几十年反反复复的热流终于慢慢地冷却下来。面对大革命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人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到了1848年革命以后，在冷静地考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悄悄地登上了文学舞台，这就是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强劲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浪漫主义文学认为“生活应该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生活就是如此”。

现实主义文学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任情感流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它们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但如果把现实主义文学说成是“向社会举起的一面镜子”，那是不确切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反映，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一个追逐各种时髦思潮和表层热点的作家，不过是浅薄的鹦鹉。他们的学舌作品将随着潮流的东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伪现实主义。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不屈服于社会的庸俗的流行观念和被权威保护的现实。他们同这样的现实角力，而殚精竭虑地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力量是相对稳定、模糊不清的，它一旦被作家、艺术家揭示出来，就能在人的内心唤醒一股如雄狮般的力量，引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这种力量，在人的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渊底躁动着，当天才的闪电照亮深渊的时候，它就会欢腾起来，使读者感到一种淋漓酣畅、如瀑布宣泄般的快感。

（摘编自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

材料二：

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使小说走上了一条艰涩、困难的道路。阅读和讲述这些小说也同样成为一个困难的事情。但这也许恰恰说明20世纪的人类生存和境遇本身更困难，更复杂，更难以索解和把握。小说的复杂是与世界的复杂相一致的。也正是日渐复杂的现代小说才真正传达了20世纪的困境，传达了这个世纪人类经验的内在与外在图景。我们理解与阐释现代小说的重心也开始转移，一方面我们想看到小说家表达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另一方面我们更想了解小说家是怎样表达世界的。这就是20世纪小说研究的一个根本转变。研究的重心从内容偏向了形式。

20世纪小说形式的复杂化可以说根源于小说家世界观的变化。与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对比可以发现20世纪小说观的根本性改变。人们把19世纪以前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观称为反映论，这种反映论认为小说可以如实地反映生活真实甚至反映本质真实。读者在小说中最终看到的正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图景。反映论有一种自明的哲学依据，就是认为生活背后有一种本质和规律，而伟大的小说恰恰反映和揭示了这种本质和规律。而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规则不同，小说家大都认为生活是无序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什么中心思想，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现实和历史某种本质的反映，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即是“弄虚作假”。他说，“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作文学”，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一种“乌托邦的功能”，而他给现代主义下的定义就是“语言的乌托邦”。现代主义小说观把小说看成一种虚构，一种人工制作，是小说家人为的想象和叙述的产物。

20世纪现代小说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个人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小说创作彼此之间越来越缺少通约性，小说越来越成为小说家个人精神的漫游与形式的冒险。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卢卡奇认为这种分裂在荷马史诗时代是不存在的，史诗时代的特征是自我与世界的“总体性”，没有分裂。荷马史诗其实不仅是荷马一个人的吹唱，而是整个希腊时代一个大写的“人”的整体性的合唱。而现代人不同，总体性丧失，个人是被整个世界放逐的人，是存在主义式的异化的人，在世界中感到陌生，对一切都不信任，对一切都有疏离感。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小说家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个中心离散的、经验破碎的世界。叶芝有一句著名的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因此，现代小说家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正是支离破碎的经验世界本身，一个只有漂泊没有归宿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小说家又总是在幻想小说能够呈现出某种整体的世界图式，追求某种深度模式和对世界的整合把握，甚至在小说中追求个体与人类的拯救，同时正是这种整合的向往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冲动和主导创作动机。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悖论，使现代主义小说在形式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摘编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