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魏晋风度

王开林

①有些人城府深，门禁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金岳霖特别单纯，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是著名的老顽童。

②少年时，赶上辛亥革命，他兴冲冲地剪掉辫子，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打油诗一首：“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谐诗流出，立刻传为闾巷笑谈。

③金岳霖终身未婚，朋友们的孩子都叫他“金爸”。他喜欢搜罗大个头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摆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要拉锯多个回合。好一位独孤求败，输了比赢了更开心。在书房里他收藏着“水果状元”，谁能吃到它，谁就是得意门生。

④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了如指掌，他养过大黑狼山鸡，还养过大斗鸡。房屋一隅他摆放长排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的“瞿瞿奏鸣曲”。吃饭时，大斗鸡跳上餐桌，伸长脖颈啄食荤素，他不驱不赶，待若家人。在《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已属一奇，金岳霖不遑多让。

⑤金岳霖有个规矩和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那群惊弓之鸟都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窝在宿舍里，浑然未觉，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浑身都是尘土。

⑥金岳霖讲课，不带讲义，只带粉笔，但十有八九黑板上不著一字。他的课学生爱听，大教室座无虚席。他喜欢提问，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他就想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将令一下，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会深呼吸，既忐忑，又光荣。

⑦沈从文教语体文写作，主动为青年弟子开“小灶”，将金岳霖拉去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仰颈翘盼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迂回曲折地讲了半天，结论仍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道：“《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说话间，他突然停顿下来，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指间，细细打量，那神情比京城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

⑧钱端升教授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趣谈：“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金岳霖能够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倒背如流，却经常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回，他给老友陶孟和打电话，接通后，陶家佣人问道：“您哪儿？”金岳霖答不上来，就回答：“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不料陶家佣人跟他较真，不报姓名不通融。金岳霖无奈，只好回头问自己的车夫王喜，王喜摸了摸后脑勺，替他理出头绪来：“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点醒梦中人，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

⑨金岳霖是单身汉，拿着一级教授的高工资，他乐得资助学生和朋友。乔冠华到德国留学，金岳霖资助几百块大洋，乔冠华至死都感念他的再造之恩。抗战期间，米珠薪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某日清晨，张奚若的夫人发现椅子上放着一叠钞票，她很惊讶，这么多钱是哪位客人不小心遗落的？张奚若回想之后，立刻断定“这是老金干的好事”。

⑩晚年，金岳霖体弱多病，常赴协和就医。革命小将不准他乘坐汽车，他就屈就平板三轮车，自携小马扎，身穿长棉袍，任人慢慢悠悠一路蹬过去。他觉得蛮好玩，并不感到憋屈和难受。

11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12 赤子和名士，在金岳霖身上实现了无缝结合，他的可爱是公认的。---

无争议陷阱

余秋雨

    在我们的心理习惯当中，与创新意识最有抵触的是什么呢？是“无争议陷阱”。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愿意接受一种“无争议”的成果，一有“争议”，就皱眉存疑。这一点，正好与创新意识水火不容。大家知道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文化把这个“无争议的陷阱”挖得很大，要求一项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里边无争论，而且最好在民众中也无争议。这种从众的惰性对创新而言是一种更险恶的陷阱。历史上哪有一项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学术研究成果，一出来就广受民众拥护的？我也是民众的一员，我发现，如果以民众的身份来考虑一项不是我们专业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标准一定是陈旧的、世俗的、平庸的。这不能怪民众，因为民众面对一种陌生的创新总会缺少精神扶手，总会惊慌失措，以他们的标准，就很少有创新空间。当不争议创新项目的时候，大家就去争议这个人，使他的创新无法进行。可见，“无争议陷阱”真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创新空间的最重要的障碍。

    据我所见，多数创新即使不被人家争议，创新者本身在待人接物上也确实有很多缺陷。因为他们多数不太合群，而且有点骄傲。他们有时候会面对失败，因此也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怨恨、衰弱、愤怒，却又未必有明确的对头，很可能在愤怒自己，就情绪不好。艺术上的创新者那更是这样了，独特的灵魂中的灵感使他们产生非常怪异的习性，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使他们很难认同世俗的潮流，甚至他们也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规范。因此无论从脾气到外型常常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对这一切，正常的社会都应该理解和容忍。不能设想一切创新者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完人和圣人。据我观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完人是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创新的。如果说，对所有创新项目略有争议是可以的，但对创新者的人品却绝对不要争议，因为没有争议的理由。如果老是去争议创新者的人品、习性、性格，那么，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可爱的人一个也不可能留存。

    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人？要防范的是以“争议”为名目来扼杀创造者的人。在现在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人的总数很大，他们是勤恳工作人的百倍，是创造者的百倍。有人说真正的比例可能比这个更大。很奇怪，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可“争议”的人物，但是自己却避开了“争议”。他们自己就成了洞察一切的评判者，只等待着一切被他们“争议”了的创造者投去求饶的目光。

（节选自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有删改）

瀛湖的静与闹

刘云

    到过安康瀛湖的外地人，多半会感叹西北中国竟然也有这么大面积的水面。瀛湖被四周的青山拥着，晴空如水，水如晴空，在瀛湖看最干净的云朵，不需要往天上看，就看水，看湖，那湖水里漂着白云，就是清水漂着刚织出的雪白的丝绸。

    进得大湖，越过四五个小小子岛，过了“爱情岛”，迎面现出一派迷迷水天，水道宽阔，水烟迷离，翠屏岛渐渐展现在眼前。从空中看这岛，像朵巨大的睡莲卧在清波之上。上得岛来，只见树木、竹林、草地，不见房屋建筑。深林中宾馆旅舍、会堂书馆、球场健身房、乡宿小店，好像一枚枚书签，夹在绿的章节，都是静的。走累了随便进一处小店小馆，女主人迎你的笑脸是静的，脚步是静的，端上来的绿茶和咖啡是静的。这岛上的绿太浓了，把尘世间的俗音都润化成绿色，安静的绿色，与绿植一体的静。

    然而，这个岛又是热闹的。从岛的东南下到湖边去，就是西北最大的湖上人工水上运动中心，十多平方公里的湖湾里，浮筒拼装的水上运动中心浮在清波上。从暮春开始，直到秋初，这个湖湾举办着各式水上运动活动，前来休闲放松的市民，扑进瀛湖的怀抱，在清水中把自己的心情泡软，泡柔，泡得如清水一样干净。翠屏岛一岛的静，翠屏湾一湾的闹，经历了这一静一闹，好像明白了不少人世间的大道理。

    瀛湖的静和闹，还在远看不起眼的一处名叫唐家链子的渔村。它处在一处静的、浅的、低洼的、杂树丛生的湖湾。湖湾原本散住着二十来户以网箱养鱼为生的农户。说他们是农户，他们每年也在湖岸边的坡地上种麦子、种包谷，在房前屋后的园子种四季蔬菜。他们既是农户，也是渔户，自打二十年前有了这方水波茫茫的瀛湖，他们就驾船在湖里打大鱼。湖里的鱼少了，他们也学着南方海边的人，在湖里架网箱养各色大鱼，养鲟、养鲢、养鲫等。秋天，在湖岸的浅水里拖瀛湖银鱼。湖里的人把拖银鱼形容成“收银子”，在晴好的天光下，出水的银鱼就是一网网的碎银子——瀛湖银鱼贵比银子。山上种，水里收，瀛湖的农民、渔民生活自在，旱涝皆收。若是你叫他们变一变这生活，他们会对你说，那你是叫日月变吗！

    可这日月真是变了。十年前，瀛湖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坡地都成果园了。五年前，瀛湖的枇杷、大樱桃、五月桃、金钱橘、纸壳核桃，已经就是瀛湖的一大景致，春天果木坐花，瀛湖是花海、花湖；初夏鲜果次第上市，瀛湖是果海、果湖。金钱橘、纸壳核桃秋里上市，瀛湖一年的花果季才算收尾。人说，在瀛湖做农民，四季收钱，钱就是果树上的叶子、果树上的花，风一吹落一地，弯腰就捡上了。十年瀛湖植绿，让一湖水常清，让瀛湖鱼名声远扬。

    瀛湖植绿，植了十年，山上变成果园子。瀛湖收网，也收了十年，三十七处湖湾，硬是收了十年，如今收出瀛湖一片水的静、水的清。唐家链子，只是其中的一处。二十来户农民、渔民，最后告别他们网箱的那个早上，看到机船轰鸣着把他们养了十年的网排拖走，内心很有不舍。这一天，成了唐家链子人共同的纪念日。

    但唐家链子还是欢笑着的。2018年春天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我在唐家链子采访瀛湖人家的新生活。他们说湖，说水，说湖水里每一天看着的高兴和亲情。他们说邻里的生意，说谁家的客人扎得久。说婆娘们的手艺，说汉子们风吹雨打的心思变细。我看到的唐家链子，是瀛湖三十七处湖湾里的一个乡宿旅游示范村，一家一院都临水坐落，家院的栈桥都伸向湖岸的水中，每个农户都是一个乡居旅舍。入住其中，你大可以将此作为你“家”的一站，“家”的乡下别院。你放下身心，成为这个旅舍的主人。你可以自己动手，在园子摘菜，在湖边钓鱼，可以开怀畅饮“家”里窖藏的“瀛湖米酒”。高兴了，你可以跟原“家”的主人攀成亲戚。你久居城里，瀛湖一行，你就有了水乡的一门至亲，你就有了乡愁，你的心就在这清波荡漾的地方，有了牵挂。

    在瀛湖，网箱告别一个时代。但瀛湖的水中，最有名的河鲜依然在生长，在收获。政府每年在湖里进行增殖放流，任其野生野长，瀛湖里的大鱼每年秋里依然在收，自然生长的瀛湖鱼，两年生、三年生的鲟、鲢、鲫、鳜，照样撑着瀛湖“河鲜宴”的大招牌。瀛湖人骄傲地说，到安康游，不吃瀛湖鱼宴，只算路过安康。

    在唐家链子，我请北京来的几位作家吃“瀛湖鱼宴”。他们是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路走来的，最后，走到这调水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他们走南闯北，吃惯了山珍海味，却被这瀛湖的“河鲜”迷住了。他们喝瀛湖米酒大醉，跟着主人家的娘子学唱瀛湖的民歌，哪里是唱，简直是吼是叫。我们一帮人，和唐家链子人一起开怀欢笑，我们都记住了这忘形的一场欢聚。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 数据统计时间：2012.01.01-2017.09.27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所谓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而文化自信则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文化自信就其内涵而言，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二是作为这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担当性格的有机统一。

当然，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合规律性发展的文化之链，但是它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和理性对待。否则，就可能在所谓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旗号下造成混乱。

那么，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时期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

如果说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上，那么它的落脚点和目标指向就应该放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上。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就无所谓文化，而任何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培养和造就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才是我们要着实下功夫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唐凯麟《如何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

材料二：

《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周刊》记者就“中国文化自信”这一主题专访了原文化部长、作家王蒙，以下为访谈节选。

朝花周刊：您为什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

王蒙：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朝花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也许，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对国家前途已经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和打交道、能够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朝花周刊：在全球化时代里，该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怎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王蒙：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见证，更是今天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动力。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传统，有些人陷入到了深深的文化焦虑中。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专访王蒙：中国文化自信，是从善如流的自信》）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