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娱乐时代的文学选择

    尽管有人无视他们的存在，有人轻视他们的作品，但却无法忽略这群“80后”作家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前不久，一份由近十万名网民投票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名单上，既有李白、苏轼这样的古代文学大家，也有鲁迅、老舍这样的近现代著名作家，更有韩寒、郭敬明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青春文学写手。

    毫无疑问，网络让文学加速进入了娱乐时代。几年时间里，网络文学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学“神话”。从描写青涩爱情的青春小说，到描写困惑和挣扎的成长小说，一阵阵风潮来而复去。到2007年，以惊险、刺激见长的“盗墓小说”大行其道。系列小说《鬼吹灯》至今已出版了多本，销量惊人。某著名导演有意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版的《夺宝奇兵》。

    网络小说的走红让网络成为更多“80后”展示才华、表达自我的载体。网络的平民化气质使文学更具娱乐性。在网络上，这些年轻作家或网络写手如明星一般，可以拥有百万计、千万计的点击量。不仅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哪怕只是生活记录和个人言论，发表在博客上都可能演变成公众话题。

    网络给“80后”提供了舞台，更成就了许多平民写手的文学梦想。没有题材和体裁的限制，没有文字和内容的要求，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于网络上。于是以“一文成名”者并不鲜见，一些作品或以精彩的故事，或以鲜明的特色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也赢得了出版商的青睐。网络上的原创作品，也成了出版商挖掘畅销书的“金矿”。

    网络成就了文学的繁盛，同时也预示了传统文学的失落。书店里，纯文学书籍已经成为“配角”，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大都是经营管理类图书和时下热门的“说史”图书。而在畅销书柜台上，知名作家的作品也被讲述都市情感的通俗小说、网络小说包围。

    文学类书籍在书店里受了冷落，却不代表读书的人少了。网络和通信行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电脑和手机，不但新闻、文学作品可以及时阅读到，连电影、电视节目都可以随时看到。不少人觉得传统的纸质阅读不方便、购书成本高，而通过网络“点播”自己心仪的书籍则要方便快捷得多。

    许多专业作家认为，现在传统文学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好作品太少了。一些作家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好看。一些知名作家出现了“明星化”“贵族化”的倾向，一两部作品成名之后，急功近利之心渐起，身为作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少。有人戏称，现在一些作家，整日忙着做嘉宾当评委，剪剪彩题题词，越来越像明星；而明星则出书写成名故事、人生经历，越来越像作家。出名要靠炒作、出书要靠运作，现在的文学界似乎越来越有娱乐界的味道。

    娱乐时代并不是文学的洪水猛兽，年轻人的写作解构了过去狭隘的文学价值观，但是，正如时下一些娱乐晚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而学术讲坛类节目大放异彩一样，受众的口味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青年作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要建构更有责任的文化价值观。

（选自《瞭望》新闻周刊，有删改）

    文明起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尤为引人瞩目。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了十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掲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在独立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不论是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还是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的“早期中国文化圈”，都以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朝，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爱好和平、重视礼节的民族性格，肇始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独立发明农业的文明之一，农业发展需要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培养出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农业经济定居的特点使农业民族不需要将领土扩张至不适合农业的区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很早就形成了；农业社会注重内部秩序，于是中华先民发明出礼的概念，崇敬祖先、遵守礼制的传统源远流长。总之，中华文明是本土原生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刷新并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201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从文明源头获取复兴力量》，有删减）

    ①玉，石之美者。玉是大自然的精华，蕴含天地之灵气，日月之光华，山川之秀美。名著《红楼梦》与中华玉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开篇即以通灵宝玉为引，之后又贯穿故事始终，故事主要人物也以玉为名。玉文化渗透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集中表现了玉的审美价值、审美标准、文化价值等。

    ②《红楼梦》里满是玉饰品。贾府中生活用的玉器皿有琥珀杯、玛瑙碗、玉杯、缠丝白玛瑙碟子和翡翠盆等。曹雪芹《自题画石诗》道：“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结合书中的意蕴，可以看出，曹雪芹更侧重于对玉天生丽质的认同和欣赏，而反对刻意雕琢和纹饰。他所赞赏的是那种“挺自有之天资，抱未来之纯素，不假修饰，自成奇珍”的璞玉。

    ③《红楼梦》中大量运用以玉组成的词语来描写和比喻各种美好的事物，通过诗词、歌赋等形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颂扬了玉的高洁、质朴、风骨与精神，充分展示了玉的各种美德。如宝玉的“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探春的“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悉多焉得玉无痕”等。

    ④《红楼梦》本名《石头记》，顾名思义，是譬石头所记之事。据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是以家门口的一块大元宝巨石生发想象，塑造出贾宝玉这一人物。一块美玉贯穿全书，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到第一百二十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展示了经石——玉——人（玉）——石的全部发展过程。一块顽石，吸纳了天地之精、日月之华而成为一块美玉，并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簇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了一遭，以玉为主线，演绎尽了人间荣辱兴衰、悲欢离合。最终，贾宝玉了却尘缘，出家为僧，跟一僧一道出走，而通灵宝玉在游历完人间之后，回到青埂峰变回了女娲补天遗留的那块大石头。

    ⑤曹雪芹借玉石来塑造了宝玉和众多冰清玉洁的女儿形象。《红楼梦》里与玉有关的人名有贾宝玉、林黛玉、妙玉、蒋玉菡、甄宝玉、林红玉、玉钏、玉柱儿、玉官等。宝玉曾经自号“绛洞花主”，宝玉是花主，其余的女子都是花。两位女主角，宝钗黛玉，各占了他名字一半。一个拥有宝玉“木石前盟”的爱情，一个占了“金玉良缘”的婚姻。两人才情不分伯仲，丽质天生。一有咏絮之才，一有停机之德，一个似娇花照水弱柳扶风，一个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而曹雪芹把“玉”字给了“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的林妹妹，可见对黛玉的钟爱。唯有“玉”字，方能喻其至真至诚，至纯至洁，至贞至痴。唯有“玉”者，才能彰显宝玉黛玉二人的灵魂契合，思想对等，矢志不渝。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楼有梦玉为伴》2019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