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    ）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    ）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桥边的老人

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竹心

陈敏

    大学毕业那年，我心血来潮，就和竹心一起报名参加了赴西北贫困山区支教的志愿团。就在我们即将赴任的前一天晚上，竹心却接到了母亲病重的长途电话。我是第一次知道竹心的寡母多年来一直患有半身不遂，常年靠竹心的舅父照顾日常生活。其实平日在校园里我们时常擦肩而过，彼此打招呼的次数却很少。这次只是因为共同的热情我们才要走到一起，所以便开始留意起了竹心。我发现竹心是一个不拘言笑的人，她说话的声音很轻，白皙而冷静的面庞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有股深邃的光芒透出。竹心支援山区教育事业的序幕还没有拉开就要划上一个休止符，我不禁替她惋惜起来。

我背起行囊独自踏上了征程。

    长途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呼啸了几个小时以后便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盘旋起来，它颠簸着，摇晃着，喘着粗气，像一个患哮喘病的老人。一路上完全看不见我想象中的山水田园和参天大树；甚至看不到野草野花和牛羊的影迹。我只看见光秃秃的、馒头一样的黄土包一个挨着一个，身后卷起大团大团的黄色尘雾。天是黄的，地是黄的，甚至每个人的脸也变成了土黄色。我感觉要晕车了，并很快昏天黑地地发作起来。

    接近黄昏时，颠簸的车辆终于停了下来。我将要发光发热的地方——东卧牛乡到了。我下车和前来迎接我的乡长同志握手寒暄。乡长扛着我的行李带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还向我介绍了学校里的一些情况。他说：学校三个年级总共有九十来个学生，可教师只有三个，且都是当地人，水平不怎么高，凑合着能把学生管住就行。乡长还说教育组下达所开设的科目都开不了，还说像我这么高水平的人应该尽量多代几门课。乡长指着前面说：“看，那就是学校。”

    学校不大，也很旧，倒是被打扫过了。夜幕降临了，学生都打出了自制的红灯笼来欢迎我，灯笼在黄土包上忽明忽暗，像空旷的天空上寂寞的星星。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把我领进一间很小的土屋说：“这是你住的地方，我去了好几家才搜集到了一点白面，给你蒸了这篮子馒头，够你吃一个星期了。”他又指着蹲在墙角的一口大瓮说：“我还让娃娃们给你攒了些水，这里吃水不方便，要走好几里地才有水井呢，你就省着点用。你早点歇，明天还要上课呢。”说完后两个人都走了。

    我回过头来，看了看“床”：两只摇晃的凳子上架着四块歪歪斜斜的木板，一坐上去就发出刺耳的嘎吱声，仿佛要拒我于千里之外。一颗滚烫的心顿时掉进了一盆冰凉的水中，两滴眼泪禁不住地滑到腮边。我正琢磨着怎么来铺这个床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老师，是我。”我开了门，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小木盆。她说：“我叫刘妞妞，王主任让我给你送个木盆，让您晚上起夜时用。”我问王主任是谁，刘妞妞说就是刚才给您送馒头的那个人，他是乡教育组的领导。刘妞妞还说：“王主任说前几个从省城来的大学生老师都是被饿跑的，他怕您也被饿跑了，所以就找来白面给您蒸了馒头。”刘妞妞看着我问：“老师，有了这篮馒头您不会被饿跑吧？”刘妞妞临走时再三叮咛我：“老师，黑来起夜千万不能出门，外面害怕怕。”我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我翻看那篮子白馒头，这是怎样的一篮馒头啊，又黄又硬，和这里的黄土包不差两样。如豆的灯光下我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赶快离开，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收拾回城，我用学生为我准备的混黄的瓮水洗了把脸，就匆匆地出发了。我赶到车站，发现乡长和那个王主任早已来到车站了。乡长看了我一眼，干巴巴地说：“我知道你会走的。”我似乎是拿鼻子笑了一下后，就头也没回地登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

    我又回到了校园。通过半年的努力，考取了我一直崇拜的尤教授的研究生。三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在匆匆流逝的时光中，我忙于学习，忙于工作，忙于职称，忙于爱情，忙于房子，忙于孩子。像一条穿梭于城市海洋中的鱼。

    又一个新学期开始了。我接了一个新生班级的课。这天，我郑重地走上讲台。我兴致勃勃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再让学生做，我要熟悉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轮到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位女学生了。她笑吟吟地站起来说：“白老师，事实上我们在六年前就已相识了。您还给我当过一夜老师呢！我叫刘妞妞，来自甘肃阴山县的东卧牛乡。我们家乡的变化可大了。现在已经通了电，接了自来水，还办了一个希望中学……

    我的脑子有些混乱，脱口问了句：“你的老师是谁？”

    “竹心，她说她认识您；她现在是我们那个中学的校长。”

    “竹心！”我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我觉得有一团火开始从我的耳根燃烧，一直燃烧到面部，又燃烧到了每一根发梢上。（有删改）

最动人的遗忘

鲁小莫

    圣约翰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62岁那年，他被原先的学校聘回去，主要做一些内务管理工作。

    许多人对学校的做法有些疑虑：身强力壮的教师多的是，何必用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呢？但很快，人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圣约翰先生工作起来不比任何人差，他思维敏捷、口才极佳，书桌上总是有条不紊。经他保管的物品，打了标签，然后在记录本上做好标注。他常常提醒那些年轻人：“嗨，小伙子，上次借的书该还了。”他的记忆力也不错。

    圣约翰先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把药，送进嘴里，仰起脖，用水送下。以前的老同事，都熟知他的这一习惯。可现在大家发现，他走进办公室后，常常先喝口水，然后给妻子打电话：“露娜，我的药忘在家里了，请帮我送过来。”

    半小时后，露娜出现在办公室。她的表情有些愤怒，很不友好地把药递给他。他倒是不在意，看着妻子的脸，呵呵笑着说：“谢谢”。露娜的面色有些蜡黄，头发也很干枯。看着他吃完药，露娜转身走了，也不跟其他同事打招呼。于是有人打趣他：“下次可别忘了带药哦。”

    还有一次，圣约翰给露娜打电话时还阳光明媚，可刚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天空就乌云密布，片刻，“哗哗”下起雨来。圣约翰慌乱地看着窗外，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却已无人接听。他慌忙打开壁柜取出一把伞，正要出门时，门却开了，露娜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浑身湿透。圣约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满脸羞愧地迎上去。露娜将药递给他的同时，几乎咆哮着说：“你这健忘鬼！”尽管露娜浑身湿透，但她仍像往常一样，看圣约翰把药吃下去之后才走。

    露娜走后，圣约翰在窗前静静地站了很久。同事们都以为，他是在懊恼自己的健忘，心想下一次他一定不会再忘记带药。可是下一次，圣约翰先生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大家慢慢都习惯了：上班后半小时，露娜出现在办公室。有人嘀咕，圣约翰真是老了。也有人说，露娜愤怒也是应该的，谁让他总是那么健忘。还有人说，圣约翰的健忘其实是露娜惯出来的毛病，她完全可以不来送药，因为他工作起来并不健忘嘛！

    两年后，圣约翰先生辞职，那时候，他的健忘症似乎好了很多，露娜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偶尔出现，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怒气冲冲，而是笑眯眯的，温和地跟大家打招呼。圣约翰先生拍着大家的肩膀，说着辞别的话，大家也嘱咐他：保重，别忘了按时吃药。他笑了，道出了“健忘”的原因。

    原来，露娜在两年前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暴躁、易怒、自闭、厌世，甚至还自杀过两次。任凭他怎样精心照料、带她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校长，要求校长给他一份工作，打扫卫生或者做门卫都可以。鉴于他以前的表现，校长就让他做了一份内务管理工作。这样，他可以每天在离家以外的地方吃药。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年轻时发作过几回，幸好有露娜的用心照顾才有惊无险。这么多年了，虽然他的病未再犯过，可一直是露娜的心事。他通过忘记带药的方式，让露娜走出家门，走在阳光下，利用她的爱，重新唤起她的责任心和对生命的热情。如今，露娜已经康复，他该回家和她一起安享晚年了。

    圣约翰先生的话让大家一愣，继而他们紧紧握住他的手，那是一双多么苍老的手啊！

    如今，大家还常常看到，圣约翰先生和妻子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路上散步。那对相互搀扶、不离不弃的身影，多么像两片老到深秋的枫叶，周身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 “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 他肯定会来。再见， 警官。”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黄昏

孙玉秀

    李婶弯腰抱起一捆柴火，吃力地走着。几颗雨点砸下来，豆粒一般，落到尘土里，滚动了一下，晃了两晃，顿时粘住不动了。也有几颗落到她的脸上，碰到了嘴角，凉丝丝地裹着一股咸味。

    李婶抬头见一块灰黑色的幕布遮住了半边天。她加快了脚步，将怀中的那捆柴送到仓房里，很快又折回到院子里。二十几只鸡鸭鹅见了她，将她团团围住。

    雨点逐渐变大，空气里裹着一股雨的腥味。李婶转身回屋，很快提着半桶加水的食料出来，水舀子在塑料桶里摇晃。她将食料用力搅拌几下，分别倒入三个木槽里。那些鸡鸭鹅迅速围拢过来，迫不及待地吞咽起来。李婶望着它们贪婪的吃相，心想，吃吧，吃饱了好多产蛋，留给他回家吃！

    李婶站在院子里再一次看天，那块幕布的颜色更深了，好像被人扯住了四角的被子，沉沉地压过来，让人透不过气来。她掰开手指头，数了又数，十天了，老头子的病也不知治得咋样了，千万不要扔下俺不管啊！李婶想着，眼角不自觉地湿润了。

    一只鹅伸长脖子嘎嘎地叫了几声，她才回过神来，打算再去抱一捆柴，刚一抬脚，被几根散落的柴棍绊了一下，她本能地伸开双手支撑到地面，方稳住了身子。李婶感觉到手掌一阵钻心的疼，起身察看，这才发现左手食指被刮了一条细长的口子，汩汩地冒着鲜红的血。

    风起，雨噼噼啪啪地下起来。李婶顾不上疼痛，弯腰拾起那几根散落的柴棍，从柴垛上用力拽出一捆柴，斜抱在腋下一路小跑，一股脑儿堆放到灶膛前。她伸出右手拧开水龙头，冲洗着手掌上的血迹，转身去屋内取出一贴邦迪，小心缠到左手的食指上。

    李婶低头搓一搓自己的双手，发出木锉一样的窸窣声。她从衣兜里摸出电话来打，那端却传来电话关机的声音。李婶失落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将整座老房子都吞了进去，一道闪电钻出来，顿时撕开了黑幕，紧接着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滚石一般翻滚过来。

    李婶赶忙将鸡鸭鹅一起赶进圈窝里。再回屋时，衣服已经湿了半截。还没等她站稳脚跟，窗外的雨水哗啦一声，从空中整个倾泻下来，白亮亮的一大片，分不清天和地的界限，只剩下一个雨水的世界。

    墙上的时钟响了几声，李婶回过神来，意识到该做晚饭了。她麻利地打开那捆干柴，蹲下身子，将一大把干柴塞进了灶膛，点燃书纸，放到灶膛里。干柴碰到了火星，晃晃悠悠地燃烧起来，火苗越来越旺，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李婶将锅洗刷干净，添上半锅水，转身去淘米洗菜，熟练而又有序。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李婶赶紧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那端飘过来，妈，爸的手机没电了，爸在医院挺好的，您照顾好自己就行，千万别担心。

    李婶眼睛里又满是泪水，嗯嗯，有你们在，妈一百个放心。

    她挂了儿子的电话，擦了泪，凝视着窗外。雨小了，院子里浑浊的积水淌成了小河，汇聚在大门口处，一转弯撞进门外的壕沟里，哼着歌溜掉了。

    李婶搬来一个小板凳，不停地添柴。灶膛里的火越来越旺，没多久，厨房暖和了起来，铁锅吱吱啦啦地响，四周冒出白色的热气，很快便飘出了一阵诱人的饭香。

    李婶起身去打开饭桌，熟练地摆放上两双筷子，随后又摇了摇头，失落地拿下去一双，心里默念，快好起来吧，别总牵累孩子，俺在家等你健健康康地回来。

    雨停了。李婶将目光挪向窗外，两道明亮的霞光射了进来，刺得她睁不开眼，再看时，仿佛老头子笑呵呵地站在大门口。她心里一惊，擦了擦眼睛，方知是自己看花了眼。

    李婶推开房门，一片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也染红了她的半边脸。她低头拍了拍衣兜里的手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