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或与伴侣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材料一：数字阅读升级对文化产业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数字阅读拓宽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改变文化产业发展的格局。在过去，以传统出版为主流的文学作为内容的提供方，只占据了产业的小部分，很难聚拢用户，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而“网络文学从作家到读者之间的环节是相对来说比较短。”（中国软件资讯网）

（速途网）

材料二：

    当前，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与百姓生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目前群众文化消费的主产品，在这种文化创作生产和消费形态愈加数字化、网络化的形势下，出台《指导意见》，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高文化产业供给水平、改善供给结构；有利于促进文化消费、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消费新需求，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有利于推动文化与国民经济各门类融合发展、促进“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内容角度来看，《指导意见》在把握数字文化产业瞬息万变的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引领和超前的特点，向社会发出国家鼓励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明确信号，形成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良好预期。

    数字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一领域创新活跃，产业门类包罗万象，产业边界不断拓展，《指导意见》基于对产业发展形势的研判，在整体规划上提出了优化数字文化产业供给、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和引导数字文化消费四个主要发展方向，同时立足于文化部职能范围，对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字文化装备、数字艺术展示等主要产业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和引导，体现出文化部对行业的预期管理，从而坚定业界创业创新的信心，激发社会领域的投资活力。

（中新网）

材料三：

    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建设，数字文化馆“文化莞家”现已正式启用，为群众提供服务，并开放参观体验。

    据悉，“文化莞家”网站平台试运行至今不到三个月，已有2万多名市民注册，网站浏览量（PV）接近100万次。市文化馆与六个试点分馆共在线上推广活动100多场，推出活动票数6500多张；推出培训课程119个，网络报名学位达4300多个。今年市文化馆走进艺术公益培训班招生实行网络报名，最快的班不到一分钟就报满，近两千个公益学位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录满。市民只要通过手机就可以轻松了解和获取这些服务，大大提高了市民参与文化馆活动的便利度，也提升了文化馆的服务效能。

    此外，东莞市文化馆还整理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东莞文化网络电视，让市民通过不同终端都可以观看到数字资源、参与直播互动，领略东莞文化的魅力，参与全民艺术普及。

    为了让数字化服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第一批文化馆数字化试点分馆也同步建设。未来两年，试点分馆还将逐步铺开，直至实现全市全覆盖，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中国网）

材料一：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9.42分。高职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0.72分，本科教育为68.15分。中部地区有88％的省份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全国的省份达64％，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全国的省份仅有25％。

    中央高校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36分，地方高校为69.13分。在教育公平、教育环境满意度和教育期望值方面，中央高校均高于地方高校；但在教育质量满意度方面，中央高校却略低于地方高校，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高校学生的教育质量期望值较高，从而导致教育质量满意度相对要低；二是随着中央高校不断强化研究功能，有可能出现一些研究型大学把学术工作的重点从教学转向研究，从本科教育转向研究生教育，甚至出现弱化本科教育的现象，从而导致本科教育质量满意度不高。

    县镇高职院校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71分，低于城市高职院校（71.33分）和农村高职院校（69.94分）总体满意度。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和教育环境满意度指数，县镇高职院校分别为68.82分、67.92分和67.87分，而城市高职院校分别为71.98分、70.99分和71.56分，农村高职院校分别为71.79分、70.43分和71.21分。

    调查显示，贫困生资助、教师职业精神是高等教育大学生总体满意度最高的两个方面。高等教育大学生最不满意的分别是师生课外互动、参与科研、国际化资源、学生参与权、学生表达权和监督权五个方面。此外，本科生对课程教学、师资力量、教学方式、学术讲座、学习反馈等方面满意度较低；高职学生对专业适合性的预期、餐饮服务、对高职总体状况的预期、升学机会、社团活动等方面满意度较低。这些方面，高校应予以高度重视。

    在本科13个学科门类中，艺术学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最高（71.97分），哲学最低（63.93分），各学科门类得分存在差异且统计上显著。军事学的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得分最高（69.61分），文学最低（63.02分），各学科门类得分存在差异且统计上显著。

    男生的总体满意度低于女生，但某些维度的满意度高于女生。男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69.07，低于女生（69.76分）。教育质量、教育环境满意度指数和教育期望值，男生满意度均高于女生；教育公平满意度指数，男生和女生基本相当。

    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高等教育各维度满意度都更高。担任过学生干部学生的总体满意度得分70.65，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67.79分），其他维度情况也类似。

学习努力程度越高的学生，高等教育各维度满意度越高。学习非常不努力的学生总体满意度为58.16分，学习非常努力的学生总体满意度为78.22分。

（摘编自《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

材料二：

材料三：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各地区、各培养单位学生资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将资助工作落实情况作为相关绩效评价和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各地区、各培养单位要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把好事办好，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时传递给受助学生。

（选自财政部、教育部等《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

材料四：制定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宣传高校师德楷模的先进事迹，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健全师德考评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聘用和奖惩的首要内容，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选自《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材料一：

    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 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  中国交通新闻网）

材料一：

    2016年8月，“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2017年9月29日，连接北京、上海，贯穿济南和合肥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络“京沪干线”正式开通，通过北京接入点实现与“墨子号”的连接，是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重要基础。这条干线可满足上万用户的密钥分发业务需求，已实现北京、上海、济南、合肥、乌鲁木齐南山地面站和奥地利科学院6点间的洲际量子通信视频会议。

    安徽大学校长、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委员说，随着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的开通，以及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圆满完成三大科学实验任务，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也让安徽创新在全国范围内提升了影响力。2019年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委员表示，目前，我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较强的实力，甚至在部分方向上，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是，有些相关领域的优势也受到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冲击。“当前，量子信息科学已经进入到深化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各项关键技术的攻关，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性布局。”潘建伟委员建议，尽快实质性启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以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项目。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12日）

材料二：

    这些年来，针对量子通信的质疑几乎从未中断过，甚至有人认为量子通信就是“伪科学”。对此，潘建伟回应，量子力学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很大不同，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于量子通信的先进理论都未必能很好地理解，所以公众才会对量子通信的科学性产生怀疑，担心这项技术不成熟。潘建伟进一步解释说，创新成果从产生到广泛应用，通常会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公众接触到一个全新领域的东西，最开始的反应通常是：不靠谱。比如最早的照相机，大家觉得魂魄被吸到相机里面去了，都不太敢用。所以早期的量子通信，有人认为是伪科学，当它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又觉得这个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有疑虑。“现在我们确实有很多创新性的成果已经走在世界前沿，我们应该有自信。”不过，潘建伟也表示，目前，量子通信正处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转换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大量的科普工作。“当量子通信被广泛应用后，大家觉得没什么稀奇了，创新过程也就完成了。”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2010年，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组实现了4个量子接口之间的纠缠，代表此前的国际纪录。此次，清华大学段路明团队首次实现了25个量子接口之间的量子纠缠，把世界纪录提高了约6倍。25个接口意味着，接口更多了，能把大家有效地连接起来。就像是在互联网里，用户更多了，把不同的内容都能包容进去了，为量子互联网构建的“万里长征”又往前走了一步。

    那科学家想要实现的量子纠缠是什么呢？量子世界有两个重要特性：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通俗理解常常被比喻为“远程心灵感应”，爱因斯坦也称其为“鬼魅般超距作用”。也就是说，两个量子纠缠，量子A状态改变可以对量子B产生影响，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有这样属性的量子纠缠，是信息传递、信息保密的最重要的基本资源，是实现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的基石。但有效的量子纠缠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有效的量子信息传播需要高纯度的纠缠状态。“我们需要的纠缠是很纯净可控的纠缠，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心心相印。”段路明说。

（摘编自《新京报》，2018年5月1日）

    材料一：

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7亿人、2亿人、2.45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8%，覆盖人口超13.5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褒奖中国“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要颁给中国？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用两个百分比做了形象的解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中国为什么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吗？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材料二：

    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城镇到农村，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我国社会保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保障覆盖群体较小，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不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保障水平也从过去基于免除生存危机的“雪中送炭”式，提高到了保障所有人基本生活的“适度保障”水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制度模式与实践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意志。

    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使得社会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性安排，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摘自新华网《中国为何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社保网络？》）

    材料三：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名列前茅，为社保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夯实了社保基金的“厚度”。

    注：五项社会保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持续15年不间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政府惠民的承诺不是摆在口头上，而且是实实在在做到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社会部主任白天亮说。“因为有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如愿采取有力且有效的社保行动。”郑功成说。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我国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金保工程”建设，“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实施，有力推动了社保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老百姓办社保容易了，社保体系建设加速扩展。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开数据整理）

    材料四：

    70年前，苏联的劳动保险经验为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大量借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和官员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研…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

    利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强有力地覆盖最广大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住上了基本安全房。让百姓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国一直在探索有着鲜明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如郑功成所言，政府动用公共投入为职工之外的居民提供普享的基础养老金，并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才能快速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并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养老金的目标；政府为职工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筹资规模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补贴，才能使全民医保的目标快遠变成现实……

    正是通过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模最大、保障水平提升幅度最多的国家。

（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三次印发关于棚改的专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