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据新华社电 国家汉办昨天在京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三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昨天上午，由国家汉办组织成立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在3天会议期间具体商讨翻译的进程安排。

    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在几位知名中外学者的倡议下，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许琳指出，《五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迄今为止，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却不存在。“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她说。

【材料二】施舟人领衔译《五经》

计划3年半推出英译本

朱静远

    因为缺乏现代译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国家汉办近日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3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是此次《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记者日前采访了施舟人。

是中国重要文化遗产

记：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五经》？它似乎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

施：所谓《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它们的起源大多早于后来被称作“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很多外国人读过中国文学的译本，但他们却不了解《五经》，甚至根本买不到《五经》的译本。

从年代、文化背景来看，《五经》和世界其它重要文明的经典有相似之处，但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关于神的作品，而《五经》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有很多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之一。

多次呼吁翻译《五经》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五经》的？

施：上世纪70年代，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在我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当饶宗颐先生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他流泪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饶宗颐先生的眼泪使我深受震动，看到这种情况，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感到不安，我心中翻译《五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在后来的30多年中，我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

记：《五经》翻译有怎样的重要性？

施：我对重新翻译《五经》的评价是：责任很重，难度不小。每一个学者的翻译都有其个人的色彩在内，因此要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关于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国内外的学者都会参与进来。

记：《五经》翻译对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施：《五经》推广到国外一定会对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有帮助。《五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

【链接】施舟人（K．M．Schipper），生于1934年，法国人，曾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先生研究中国道教史，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现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福州大学特聘教授等。

材料一：

    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安卓手机预装软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安卓手机平均预装软件数量约为9.2款，占用存储空间达634.4兆，同时近八成用户表示，虽然某些预装软件会带来一定的便利，但一般不会使用或仅会使用少部分预装软件。

    从现实情况看，大量的预装应用不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更成为手机功能正常体验的绊脚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认为，过多预装应用的弊端很多。“一类问题是占据容量、消耗待机时间和偷走流量；另一类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侵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干扰。前者是显性的但潜在危害相对较小，后者是隐性的但潜在危害大。”

    专家指出，有的手机预装70个以上的软件，甚至占到手机内置存储器80%以上的容量，它们在开机默认启动后会因占用CPU时间多而缩短待机时间，同时造成流量浪费。

    然而，用户私自卸载手机预装软件又成了另一大“雷区”。专家指出，在不能正常卸载预装软件的前提下，用户会选择“刷机”破解系统(获取ROOT权限)，之后就可以对任意的软件进行卸载。可是，这种操作会导致误删、误改手机系统必要的文件从而使手机难以恢复正常使用，也会使更多的病毒、后门软件侵入系统，极大地影响手机此后的安全性。“尽管手机生产商可以把上述风险归咎于用户自行破解的行为，但是厂家预装太多软件才是问题的起因。”陈江说。

    时隔数年，手机预装软件仍如同顽疾困扰着广大用户。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表明，近半厂商预装App数量超过了30个。

    “手机预装软件有较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很难杜绝。”陈江说。据了解，预装一款手机应用，手机生产商可以获得1到10元的收益。另外，预装软件对于软件商来说也是一种获得用户数量的手段。更有甚者，还会通过预装软件或者帮助用户“刷机”窃取用户信息进而贩卖，牟取不义之财。

（摘编自蒋其光《新规实施一月，软件仍难卸载，手机预装应用咋成了“钉子户”》，2017年08月0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工信部2017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检测和治理情况

（摘编自《二季度42款手机应用软件涉恶意“吸费”等被下架》

材料三：

    7月1日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载。新规实施一个月来，市场上部分手机预装应用已经可卸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的预装软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用户依旧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暂行规定》的制定者——工信部的力量来督促是不够的。业内人士表示，手机出厂后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中，其中难免有软件商要求预装软件。对手机厂商、软件商和渠道商这条利益链，工信部也难以做到百分百、全覆盖式监管。

    专家认为，现阶段最为可行的模式是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即政府有关部门和消协加强合作，拓宽用户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工信部应尽快完善《暂行规定》，制定细则来界定可以预装、不可以预装和能够卸载的应用种类，并出台违反规定的具体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新规落地生根。

（摘编自尹志烨《卸载难》，2017年08月0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根据教育部数据，201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2万人，较2014年增加3万人。

    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学龄学生人口的下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中国的出生人口在1990年达到峰值，超过2500万人，此后，全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从2001年至2014年，新生儿教量进入个平稳期，长期徘徊在每年1600万左右。根据适龄人口统计以及在校生存量分析，未来一个阶段，高考报名人数基本探底。截至目前(5月28日)，包括北京、江苏、湖北、浙江等22个省(自治区)公布了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13个省份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北京、辽宁、江苏等省份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河南、江西、新疆等省(自治区)高考报名人数则有不同程度上涨。然而，无论是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还是上涨，各地高校招生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52.37万人，同比增加6.39万人，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开放报告数据，2014-2015年赴美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24552人，较前一年增长12.7%，且首次超过同期赴美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据媒体报道，已有包括悉尼大学在内的数十所国外大学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考生凭高考成绩即可报考该学校。随着国外高校强有力的竞争，中国高校内外交困，提高自身质量与竞争力已经刻不容缓。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几年，国际班和国际学校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热捧。从《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中得知，中国目前己有597所国际学校。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逐年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国际班录取线已超过校本部。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基础教育调查报告》)

材料三：

    3月31日，清华大学召开大类培养领导小组会并对外宣布，并对外宣布，从2017年起将全面推行大类招生，纳入本科招生的所有专业将整合为16大类，包括数理类、化生类、能源类、计算机类等，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也将会按照专业类来填报。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高校都在尝试推进大类招生。部分985、211高校将不得不面临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低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情况，而高校中社会认可度不高的专业甚至会遭受无人报考的境遇。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7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一：

    无人驾驶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谷歌、英国 Venturer联盟和阿联酋的“EZ10”等，到中国的百度，无人驾驶都已经进入到路试阶段。虽然无人驾驶汽车也属于移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一种，但是在市场应用上，与普通机器人及通用人工智能相比，无人驾驶汽车将在更短时间内得以普及。

    无人驾驶汽车的各单元性能已满足当下的物流市场需求，其精度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导航技术的提升。配合互联网、物联网及持续提升的信息化平台技术的智能导航系统将会进一步提高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应用能力。当然人工智能发展虽然神速，但无人驾驶汽车依然处于技术储备期，其性能全面提升尚需时日。当路试完成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物流业降本增效，提升物流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政府一纸行文全面鼓励无人驾驶或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无人驾驶汽车极大地提升运输速度和运输效率，将会给物流业和物流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智能装备替代有人司机，货运车辆变成了自动化运输网络中的智能装备。无人驾驶汽车带来物流的网络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改善超限超载的低价运营状态，由此成为物流企业竞争的核心手段。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2018年5月29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2024年中国互联网+无人驾驶行业市场监测分析报告》）

    材料三：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表示，无人驾驶落地除了技术，还需考虑到车辆、人员的保险和理赔等问题，在未来交通解决方案中， Hyperloop公司的高铁、 Kitty Hawk的飞车都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创新工场目前已经投资了4家无人驾驶公司。无人驾驶是以高效、便捷和可靠为具体目标的驾驶行为，需要人、车、路高度协同。广州公交集团董事长谢振东表示，无人驾驶整个生态是由各种产业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目前无人驾驶的产业链尚未建立起来，未来需要从技术等各个方面做更多工作。在广州联通总经理廖江看来，无人驾驶要求车路协同，特别需要可靠的网络，5G技术和5G网络非常契合车路协同的要求。他说：“5G网络建设对自动驾驶发展很重要，然而5G本身建设有难度，它要求建更密集的基站，对运营商有很大的挑战。”广汽研究院郭继舜透露，广汽即将量产第一辆L3智能驾驶汽车，“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主芯片由国外的一个供应商提供，有延期的风险。我们非常需要中国能先研发出合格的人工智能芯片，拥有足够的算力和功能安全。”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1月28日）

    材料四：

    人类经过驾校训练，相对容易就可以掌握驾驶技能，但是用机器并非如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说，对计算机而言实现逻辑推理等人类高级智慧只需要相对很少的计算能力，而实现感知、运动等智慧行为却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人类思维是在记忆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預测模式分类以及学习的。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预测的模型，对于驾驶行为而言，预测能力非常重要。”郑南宁表示，针对这些难题所开展的尝试，需要整合在基于认知计算引擎的自主驾驶系统中，这是无人驾驶研究领域值得研究的方向。

    郑南宁表示，未来需要从脑认知和神经科学研究中得到启发，发展一种新的学习机器。“将神经科学和脑认知作为新的机器学习算法的灵感来源，使用这些知识来帮助我们思考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如何实现同样的功能，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之一。”郑南宁说，“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发现受脑认知和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突破点在哪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7日）

材料一：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貿增速，雨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貿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材料二：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摘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

材料三：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莱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材料一

    全球的博物馆正出现“集体上天猫潮”。现已有24家博物馆入驻天猫，仅故宫就在淘宝天猫开了6家店，《故宫日历》一个月可卖6000余本。

一直以来，博物馆都面临着文创产品品类单一供应链薄弱的难题对此，天猫平台提供了一个互联网化的解决方案，即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给文创IP的开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调动这些品牌商与博物馆从设计开发到生产营销的深度合作，解决博物馆供应链的问题，最终推进文创IP的商业化落地。

    在这波博物馆“集体上天猫潮”中，有不少外国博物馆的面孔，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进驻天猫的海外博物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荷兰梵高博物馆、RMN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等一串博物馆都已经在来天猫的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拥有的数千家博物馆数量相比，目前入驻天猫平台的博物馆数量并不算多。对此，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家洛认为，天猫的目标和理想不是把博物馆全部搬到线上做旗舰店，而是如何把博物馆有价值的文化和IP有效的传递给消费者。天猫要跟每一个文化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内真正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机构去做深度开发，树立起文化开发的商业化标杆，以此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摘编自《24家博物馆入驻天猫》人民网2019年08月16日）

    材料二

    故宫今年599岁，颐和园269岁，英国大英博物馆26岁驻电商平台后，这些古老的博物馆们开始“逆生长”，也因此收获了更多年轻粉丝《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仅在淘宝天猫逛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就达到16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的1.5倍，其中有1亿用户是“90后”。

    记者注意到，目前入驻天猫的博物馆中，有不少外国博物馆的面孔。英国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进驻天猫的海外博物馆，仅仅16天，在天猫首发的所有商品就全部售罄。

    围绕历史文化IP的开发和授权，在国外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丰富的历史文化IP开发成为博物馆运营收入中重要的一环数据显示，仅在2015年，大英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营业收入就达到年均2亿美元。相较之下，中国的这项事业尚在起步阶段。

    比起博物馆的自营文创产品，年轻人更喜爱博物馆与其他品牌的跨界产品《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跨界衍生品在整体文创产品市场份额高达72％，也就是说，博物馆跨界衍生品的规模是博物馆自营产品的3倍。

    今年以来，故宫口红、江南四大才子春茶中国探月计划棒棒糖3款跨界产品，成为网友抢购的“爆款”。其中，江南四大才子春茶是苏州博物馆和茶品牌的跨界合作，中国探月计划棒棒糖则是中国探月和棒棒糖品牌的跨界合作，上线当天就卖出10万份。

    “我逛博物馆，一定要考察它的文创商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发的很多文创产品中看不中用，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太远《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总编辑、故宫文具董事长王翔坦言。

    摘编自《博物馆文创跨界“逆生长”》《北京日报》2019年08月16日）

材料三：

    在当代影视产业中，可以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对我国固有文化充满由衷喜爱、尊重乃至敬畏。无论是《延禧攻略》里博物馆级别的刺绣，还是《长安十二时辰》里学术级别的对长安生活复原，都在引发作者和读者在文化和审美层面共鸣以致共情。影视行业里由文化自觉深刻体现出的文化自信，让人们对未来涌现更多富有民族文化审美的影视艺术精品充满信心。

    如何在当代电视剧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要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创作的一种根本性联系。”中国传媒学教授倪学福认为，“融入”不是指“古香古色”的场景布置、“仙风道骨”的人物造型，甚至也不是“之乎者也”的台询风格“这些都是比较外在的。我更推崇的是内在的、精神性的融合与传承。这虽是一种润物无声水过无痕式的转化，但一定是内在的精神性传承”。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何监将贺知章诗句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剪”和“裁”抽炼出来，烘托出故事杀的背景；将李白诗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中恰当地嵌入了激烈、残酷却侠义的剧情，对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转换。此外，剧中许多人物、名词、言语、习俗诸如李必、、靖安司、叉手礼等，都在网上引领了一股“长知识”潮流。这些剧集中传统文化的成功转化，都有很高匹配度和话题性，在多元化现代传播中创意袭人，还难得地使传统文化获得了鮮活生动的当代性。

（摘编自《电视剧如何打通文化血脉》《济日报》2019年0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