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元代以来中央政府推行的土司制度，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街，以进行间接统治。明清时期，这种制度落后性日益显著。土司统治，赋役无名，刑杀任意，而且土司之间经常互相攻伐，给土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领损失。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接纳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在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在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主张“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土司改土归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者；有必应改者而不得不缓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到雍正八年（1730年），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

——摘编自马亚辉《雍正朝云南改土归流再探》

材料一：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一些论述：

《商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荒、七敏、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

材料二：清朝前期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东北、北部与西北）的“边患”变成和平的边疆；把一个横行大草原的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把一个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民族拉近了距离，密切了与汉满民族的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陈昂曾担任广东右翼副都统。他时刻不忘祖国海防安全，在病危时令其子代上遗折，提醒清廷警惕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殖民强盗的入侵。“红毛一种奸宄（奸诈）莫测”，（前述四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请敕督、抚、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入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入，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未雨绸缪，不失为先见之明。“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立坛）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乞饬早为禁绝”。清廷下令查禁天主教，但对加强军事防御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摘编自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

①削弱地方，加强中央

②削弱相权，加强君权

③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不断加强

④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