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朝治理天山南路地区（及“回疆”）的政令、条规由理藩院负责汇编成《回疆则例》，共八卷，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等法律条规。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天山南路地区的政治制度，确立了清朝对天山南路地区的管辖。以伯克制度为例，《回疆则例》对伯克设置、执掌、任免、待遇、年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权力掌握在清朝手中，对伯克官员的升迁、任免由清朝各级官衙负责。对于归顺较早、平叛有功的哈密、吐鲁番等地维吾尔贵族，清朝封以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实行札萨克制度，《回疆则例》对于维吾尔贵族爵位的承袭、待遇等规定甚细。《回疆则例》还体现了清政府对回疆实行政教分离，严禁宗教干政的原则，规定了慎选阿訇，禁止莫洛回子念黑经等内容。

——王东平《论题：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

材料：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顺治八年施琅与郑成功反目，郑成功诛杀施琅父兄，施琅再次降清。康熙三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但因飓风所阻，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没有采纳施琅再次上疏要求征台的意见，将他调入京师为官。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康熙二十年，施琅再度被任为福建水师提督，他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全心筹措征台计划。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统率大军进军台湾，郑军投降。施琅并不讳言“窃意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但他收复台湾之后，礼待郑氏集团，公义私恩清清楚楚。这对于稳定台湾的局势，争取台湾军民的拥护，使清政府有效地控制台湾起了重要的作用。收复台湾后，康熙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施琅上疏力谏，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指出，纳入大清版图可“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同时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无所不有”。施琅还指出：“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康熙终于采纳其建议，设台湾府，隶属福建行省。

——摘编自施宣圆《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

材料一：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有蛮夷曰道。

——摘自《汉书》

材料二：（贞观四年，针对东突厥问题）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可以化胡奴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温彦博则提出，“请准汉武故事，直降匈奴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为中国幸蔽，策之善者也”。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

——摘编自《资治通鉴》

材料三1691年，清朝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但保留蒙古三大部首领汗的称号，在行政上依照蒙古之例编旗。蒙古原有若干部会盟的传统，编旗后盟长作为会盟的召集人，由皇帝在盟中诸旗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起到代表朝廷监督各旗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