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二：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按照他的叙述，唐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则更较汉代进步，它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建设。体制、观念上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此，更是有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王亚南则认为是完全的君主专制。他指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的产物。

——毛凯贤《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评价：钱穆与王亚南的分歧》

材料一：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

——王申《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

材料二：晚清以来，西方近代选举概念起初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刊印的各种报刊、书籍，其中一些介绍西方人文风情、政治选举或者民主制度的资料逐渐被一些士大夫们整理引用，构成了《海国图志》等著作中的西方民主政治知识主要来源。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对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蕴含深刻的文化喻义，与近代中西、中日间文化权势转移的大趋势相关联。

——摘自刘斌《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

材料 ： 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只有靠强权的统治者依据透明、客观的法律来实施奖惩，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统治者自身就是法律的主人。因此，尽管儒家和法家都信奉社会铁序，但是前者提倡自律，家庭和国家要遵循传统的礼制，而后者相信依靠严刑峻法才能确保实现最终的和平。

法家的“法”不仅意指法律，还有方法和程序的含义。最初的法家就承认法律与统治术是有区别的，后者指的是权力的行使。因此统治手段不仅决定了法律的权威或者公信力，还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因此统治社会的权威或者法律源自于术，即行使权力的方法论。韩非子综合整理了他对于统治术的领悟，认为国家统治者与其下属的官像阶层存在利益冲突，而官僚阶层又统治人民大众。因此王道依赖于“势”，即王者的神秘力量。王者能够超然、不偏不倚地通过官僚阶层创立社会秩序与稳定。

法家的悲剧在于秦朝残酷无情地奉行了法家思想，而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导致法家思想无法再成为主流。其后的汉朝在正式场合拒绝法家思想，独尊儒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发现法家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有用。因此，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外儒内法”。统治者不仅要怀柔，也要使用铁腕。

——摘编自沈联涛《外儒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