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出现。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步入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进入21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2015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 2020 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

（摘自《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二：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态势，2017—2021年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界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乃至引领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三：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4.87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的四分之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2005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22%，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不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与“边富边老”甚至“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未富先老”，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人口负担比加重，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高龄、患病老年人增多，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并且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身体较弱，有病的相对较多，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应对策略》）

材料一：全国各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率情况

材料二：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了《国民健康视觉报告》。研究估计，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高达1.1%左右。

    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

    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视觉健康危机。李玲建议，应系统地制定公共政策，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将青少年视觉健康同国家发展、公共安全联系起来，将减少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点项目。其次，将视觉健康纳入国家健康保障计划。最后，加强视觉健康的社会宣传、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摘编自李玲《国民健康视觉报告》2015年6月9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查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表示，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近视患病率仍在上升。

    中小学生群体中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而课内外负担过重一直被当作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更是雪上加霜。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避免在孩子学习和娱乐活动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摘编自《我国近视患者已达6亿 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2018年08月20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在个人属性中，学习成绩、城市户口、东部地区、一二线城市正向影响青少年网络素养，年级对网络素养的影响为负向。数据显示，初中生的网络素养水平高于高中生。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也显著提高。东部地区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青少年网络素养出现“凹陷”状况。以城市来看，一线城市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水平最高。从性别上看，在上网注意力管理和自我信息控制方面，女性青少年优于男性青少年；在网上信息搜索与利用、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网络印象管理方面，男性青少年优于女性青少年。

    在家庭属性中，上网设备数量、与父母亲密程度、与父母讨论频率对青少年网络素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双亲居住，对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和自我信息控制能力的提高有显著影响。随着家长对青少年上网行为干预频率的提高，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显著下降。与父母讨论的频率越高，青少年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信息分析与评价、网络印象管理方面的能力越高。

    在学校因素中，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与青少年网络素养呈正相关。数据显示，学校开设有关网络（信息）素养课程对青少年的上网注意力管理、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以及自我信息控制有显著的正影响；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少年网络素养越高。

（摘编自《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有待提升》）

材料二：

未成年人在家上网的比例最高，且从81.1%增加到94.6%，网吧上网比例从37.6%下降到17.7%。这与青少年整体上网地点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同。从网络接入方式看，手机上网使用率从63.0%上升至81.2%，台式机上网选择率从75.0%下降到70.2%，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相比于传统的PC（台式机）工具更加适用于碎片化的场景，未成年人更加青睐高度自由化的手机终端，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PC时代或许将没落。在使用行为上，未成年人的搜索引擎使用率有大幅提高，已经从70%左右提高到了85%左右，网络游戏和论坛使用率出现了同步下滑趋势，但网络游戏的使用率仍然处于69.2%。笔者认为：将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作洪水猛兽是不合理的，只要进行健康的引导，不失为缓解学习压力和提高情商智商的有效工具。网络购物使用率从16.1%增加到了43.9%，超过4成的未成年人有网购行为，这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非理性购买行为，未成年人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网购的现象层出不穷，这需要家长、电商、政府的共同努力，从家庭监管，行业自律和法规完善等角度多管齐下，以保护未成年人网购权益和引导其正确进行网购。

（摘编自《青少年网民群体特征与上网行为的动态变迁》）

材料三：“历年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统计图表（单位：%）

（摘自《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注】“娱乐、沟通”是青少年这一群体的主要上网动机，青少年对于网络新闻的关注度相对较低。青少年倾向于简单、互动性和社交性强的信息互动方式，QQ、微信等即 时通讯网络软件迅速快捷的优势也是电子邮件、博客使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网络视频能够以电脑或者移动设备为终端，进行可视化聊天，这能够有效满足青少年即时交流和学习的需要。随着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很多家庭都给子女更多的零花钱。

    材料一：

    2018年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反映出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发展趋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是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

    材料一：

    如果说要找出共享经济的最大亮点，那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引领了波澜壮阔的创业浪潮。自2011年以来，每一到两年都有一些领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如2011年到2013年，诞生了以在线短租为主的住房共享创新浪潮；2013年到2015年，有了各家资本裹挟下的网约车烧钱大战；2015年到2016年，产生了直播、短视频等知识共享的创业潮，以及2016年至今骤然从高潮到低谷的共享单车等。此外，还有生产制造共享、劳务共享、科研资源共享等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创业潮，搅动了原有的商业格局，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模式，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但若要总结共享经济的一些教训，那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享经济产生了许多“泡沫”，造成了虚假繁荣。拿这一波“风口”上的共享单车来说，就在去年还“风生水起”，转眼间就遇到寒冬，原因何在?是因为市场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竞逐，甚至为抢占市场采取恶性补贴，却忽略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改进，轻视了和地方管理之间的磨合。更有一些“共享经济”，只是炒作概念而没有实质，如共享宿舍、共享衣服、共享马扎等，实际是人为制造的“伪需求”。还有一些“共享经济”概念，言必称颠覆传统，态度十分激进，但是却忘记了传统产业也有自身特点和优点，如果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敌视传统，就很容易闭门造车、凌空蹈虚，造成“空中楼阁”。

    材料二：

    共享经济拉动就业成效显著，助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员工数达716万人，比上年增长22.3%。

    2015—2017年我国经济平台员工数

    材料三：

    资本退出之后，谁来填补空缺?这可能是共享经济下半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用户的押金并非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互联网租赁企业，生存之道不是要盯着用户的押金，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这样资本退出之后，才不至于有釜底抽薪的感觉。”上述共享汽车平台投资人表示。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收取押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消费者不去故意损毁单车，维持运营秩序。而此目的，还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和正向鼓励等多重手段实现，不一定只依赖于押金。”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部主任刘岱宗说。

    “要防止共享经济的异化，警惕那些只为吸引眼球，而无法探索出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共享经济项目。”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弘认为，共享经济发展已背离共享初衷，不但没有利用闲置资源并使其流动起来，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材料四：

    共享经济主要通过对资源的共同分享，实现资源利用效果和程度的最大化，促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更加开放和互动。然而，在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的过程中，空间作为资源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般物品的资源共享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这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背景，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分享，从而达到大多数人参与的目的，但由于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监管并不全面，信息在分享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泄露等问题，导致相关主体利益复杂化。比如，一些企业打着“发展共享经济”的幌子，堂而皇之地从事非法集资、窃取用户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其本质而言，资源拥有权与使用权的界限、界定是十分清晰的。然而现阶段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大多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源提供者与个人需求相互联系，平台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设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雇佣模式，更多是偏向于联盟的作用关系，这就导致部分企业企图以单纯提供信息平台为由规避风险与责任。

    材料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代表说：“我国要实现2020年规划提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平均每年必须实现1000多万人的户籍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带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需求，使巨大的需求潜力转变为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既要‘面子’好看，更要‘里子’实在。”河南省信阳市市委书记乔新江代表说，“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进城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人‘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要让他们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在城里过得更加体面、活得更有尊严。”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鹤龄委员说，要提升城镇化质量，还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人选择在中小城镇生活，解决人口在大城市扎堆的问题。”

    乔新江说：“城镇化要培育配套产业，要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城镇化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就业，”王鹤龄说，“有了产业，才能吸纳就业、容纳人口，有了产业体系的发展，才能推动城市设施不断完善。”

    李建春说：“从国家层面看，城镇化战略很清晰，就是‘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摘编自齐志明、李坚、许晴《城镇化不能重“面子”轻“里子”》）

    材料二：

    自1950年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已从7.51亿增加到2018年的42亿，城镇化率从30%提高至55%。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材料三：

    2016年5月，我国整体上并不存在“逆城镇化”的现象，但需要采取措施逐步消除不正常现象。一是对城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信心。我国城镇化进程远未结束，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与发达国家甚至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城镇化率依然较低，而且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还包括了2.5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已完成的城镇化进程也还不完整，城镇化仍然是我国广阔发展空间和不竭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城镇化。二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中小城市优先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人口吸引力，使得“让落的地方也想落”。

    （摘编自相伟、谷宇辰《中国出现“逆城镇化”？》）

    材料四：

    美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做法：

    一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着力打造大“都市圈”和“城市带”。美国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整体统筹区域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集聚度高、开放式、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形成了国际性大都市、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地方小城市和中心镇等不同层次、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二是整合各种要素，培育提升龙头城镇的聚集效能。在小城镇的建设中，美国注重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培育龙头城镇和城镇群，提升聚集效能，以点带面、渐次连片，在城镇群向都市圈和城市带的发展中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三是建立农业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秉持以农民为本的理念，尊重农民利益，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用工业剩余反哺农业，妥善处理农民的困难和问题，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完成城镇化，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摘编自李军国《美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