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 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

    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我生在北京，最早的时候家里住在平房区里面，大家可能认为平房就是四合院，其实不是，真正的四合院非常宽敞且错落有致有排布标准的平房建筑，而我小时居住的地方最多叫做大杂院，人口密度大、环境恶劣。那时候北京城没有几栋楼房，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住进楼房。

    后来开始有了简易楼和红砖楼两种楼房，这两种楼房建造速度较快又结实耐用，很受老百姓喜欢，我家十分幸运地分到了一套红砖楼房，记得第一次站在阳台上我发现自己可以看得那么远，兴奋无比。与此同时小区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变，开始有小花园，花园里种上参天的松树，夏天的晚上许多楼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会围着小花园溜上几圈，唠唠家常。

    再后来北京开始盖商品房了，楼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加，原来的老房子开始不够用了，于是，决定买一套商品房。商品房比原来的红砖楼住的更加舒服更加安全，有地采暖、有物业、有门禁系统、还有保安24小时巡逻。

（摘编自《百家号·从住房看改革开放40年变化》2018年11月28日）

材料二：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

材料三：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以及“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一个完整整体，不可割裂来看待和理解。“房住不炒”提供了思路，住房制度的建设要求指出了发力方向，“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最终目标。“房住不炒”，除了加强住房需求的管理和调控，包括坚持限购限贷、降杠杆、遏制商品住房过快流通来平抑炒作之风、让房子变得难炒外，更主要是标本兼治，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让一部分房子变得不可炒、无炒作价值。可以增加住房供应品种，分流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针对刚需者提供只能住不能炒的房子。比如2017年北京推出的共有产权房，即可长期居住，但限制转让，只能内部流通，大幅度降低了牟利空间，真正是面向自住型刚需者，是实现“房住不炒”的一个有益探索，已经在社会舆论中产生良好的反响，对于推动我国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结构性改革产生很大的示范作用。在引导共有产权房这类新型品种的住房向“房住不炒”发展的同时，也要探索落实“多主体供给”，可以尝试引入社会组织和机构成为供给主体，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供给。政府更多的责任是作为政策提供者、规范制定者和市场管制者的角色，出现在共有产权房等新型住房品种的供应体系中。还要牢记，无论“房住不炒”，还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归根到底，都是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服务，要以这个目标为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8年2月28日）

    材料一 

    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和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基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的新的社区管理形态。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社区是社区治理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是构成智慧城市的基层“细胞”。然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概念都将自身局限在某一领域。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谋划经济社会的智慧化发展。智慧社会就是将城市、社区以及其他治理单元结合起来，将整个社会作为对象进行整体性思考。

    （摘编自高奇琦《建设智慧社会要把握三大要素》，《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2 日）

    材料二

    智慧社区的基本构成图

    （摘编自乔俞豪《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研究》）

    材料三

    智慧社区的概念源于美国，2009 年 9 月，迪比克市和 IBM 启动了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个智慧社 区项目，运用传感器、互联网等技术帮助居民实时监测并调整其用水量、用电量。继 IBM 之后，思科、微软等科技公司成为推动美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2015 年 9 月，美国联邦政府将智慧 社区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发布了《白宫智慧城市行动倡议》；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智慧 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

    欧洲也是全球智慧社区起步较早、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欧盟拟定相关倡议时，注重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在具体项目实施中，德国慕尼黑则成立智慧社区实验室让公民参与智慧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不仅如此，每个项目选取二到三个城市或街区、社区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向欧盟国家其他城市、社区推广。

    （摘编自李德智《典型发达国家智慧社区的建设经验及启示》，《建筑经济》2017 年第 11 期）

    材料四

    目前，北京市智慧社区的建设普遍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智慧社区难以推广、普及和融合。由于缺少国家统一的社区信息化法规，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缺少数据采集、设备接入等方面的统一强制性标准。一些网络服务商以及智能安防厂商，又纷纷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智慧社区。行业局限性和企业角度的不同，导致这些智慧社区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腾讯的智慧社区侧重云服务端，奇虎 360 侧重安全智能家居，这些都不能完全满足社区智慧物管和居民智能生活的多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社区居民还没有深入参与到智慧社区建设中来，特别是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另外，智慧社区建设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但目前北京市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性工作，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部分人员的素质不符合智慧社区建设要求，致使智慧社区落地应用不够好。

（摘编自梁丽《北京市智慧社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电子政务》2016 年第 8 期）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5时7分，科技人员发送指令，两器分离开始。22时22分，巡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踏上月球表面。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表示:“飞几十万公里， 关键是着陆，要不翻车，月球车要安全走下来。苏联连续失败16次，主要是下去的瞬间翻车了。”

    （摘编自《半月谈》2019年1月3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登月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不只涉及技术，嫦娥四号的成功就像伴随登月向世界分发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张名片。只有坚定地自上而下制定目标和指挥实施项目和推进进程，才可能成功。

    中国人隐忍而系统地为这次成功做了准备。他们先发射了绕月运行的探测卫星。成功后，又于5年前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上了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嫦娥三号甚至还携带了名为玉兔的月球车。

    航天业迄今的重要参与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正是这种持之以恒行动的反面教材。它们费力地说服政府提供太空任务所需的预算，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只能惊讶地旁观中国人的太空行动。虽然单纯从技术角度看，它们也能做到。

    （摘编自德国《明镜》周刊2019年1月3日）

    材料三:

    欧阳自远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此后，“嫦娥计划”从一号到五号探测卫星，全都离不开他的参与和推动。

    中国的探月准备工作做了35年，其中仅是论证，就整整10年，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更难的是如何赢得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初面临的质疑很多，近20年来没有其他国家提过探测月球，为什么中国要去搞探月?尤其令欧阳自远感到压力的是，国人只愿看到“嫦娥”系列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无法想象一旦出现失败会是怎样。 “开汽车有时都会遇到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状况，对于如此复杂的探月工程，问题怎么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要出去就必须成功!”

    回忆往昔，欧阳自远仍然心情激动: “当卫星上轨道，我从来没那么激动过，抱着孙家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在往下流。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9年1月4日）

    材料四: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玉兔二号巡视器成功实现月表 “越野”，令无数中国人激动不已，而“嫦娥登月”背后的航天人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与过去不同，与国外不同，中国飞控中心坐着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一群80后、 90后，筑就了这条长达38万公里的奔月路。

    航天队伍的年轻化，已然成为中国航天的独特优势。今天，中国航天15万研究员中，10万人属于“80后”，平均年龄为31-33 岁。这样的年龄优势，让国外同行感到“恐怖”。美国宇航局研究员平均年龄是42岁，欧洲和日本科研人员年龄更大，俄罗斯还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

    更值得称赞的是，这群献身航天事业的年轻人的意志品格丝毫不输老一辈。 他们既有初生牛犊的闯劲，又有拓荒牛的冷静， 还有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摘编自《长安观察》2019年1月5日）

    材料一：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伴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并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愈发凸显。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看，信息通信产业实力不断增强，为各行各业提供充足的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数字经济与各领域融合渗透加深，推动经济社会效率提升，质量提高。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数字经济中占比为20.5%。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位置，2018年产业数字化部分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在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比高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占比，表明我国数字技术、产品、服务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对其他产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材料二：

    （选自《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趋势解读》）

    材料三：

    当前，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创新持续迭代，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涌现，数字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脑、接入网络，一台缝纫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中枢神经”。“以前一个款式会停留几个礼拜，现在则每天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现小批量灵活生产，市场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了，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从单一制造商转型为时尚平台服务商。

    在数字经济下，改变的不只是一台缝纫机，越来越多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国制造业正用“数字”撕去“代工”标签，从而发生蝶变。

    扫码进店、自动买单，“数字化”销售在实体店展开；智慧医疗、智能教育，“数字化”服务空间不断拓宽……4月，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济同比增长25%。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而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使我国夯实了较为坚实的数字“地基”。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一次对网络提速降费做出部署，提出在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选自《抓住数字机遇打造经济新高地》）

    材料四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中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核心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并且中国数字经济的行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填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管理的空白，如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体系，加快行业与市场的融合等。目前来看，个人隐私和产业隐私缺乏合理完善的保护措施，信息安全保护机制还有待加强。虽然中国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边界在弱化，但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利润模式尚未建立，这将对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出挑战。同时，中国区城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须正视挑战》）

材料一：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当然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但是，劳动依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劳动教育依然是立德树人的基本内涵之一。新时代的社会特征反映到教育上，主要表现为对专业知识和高精技术的需求。基础教育的课程越来越偏重知识和技术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知识和技术的实践应用过程以及驾驭知识和技术的思想意识的基础依然是劳动。劳动的两大特征“实践”和“行动”，以及学校教育的目标指向“实践意识”和“动手习惯”，是贯穿、渗透、融汇在所有培养目标和手段中的基础素养。劳动及实践意识和情感是创新的基础，是把知识技能变为创造行动的桥梁。

在当今时代，创造价值的过程依然是劳动。新时代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然而，归根结底，一切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都是以身体力行为基本特征的劳动。不能因为劳动的多样化形式而否定其本质——创造价值的活动。

随着劳动含义的扩展，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内涵也相应有所扩展。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更应强调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的培养。学校教育需要把握学生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必备的基本劳动素养、基本劳动品质和基本劳动习惯，通过学校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体验劳动过程，培养学生成为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和以劳动为荣的社会公民。

马克思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任何一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基础性关联。

（摘编自耿申《劳动教育的定位及意义》）

材料二：

“大学生邮寄脏衣服回家洗”曾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名大学生连自己的生活小事都解决不了，还怎么指望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不会剥鸡蛋、系鞋带，真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小白”。劳动教育缘何被弱化？一些家长一味地无条件疼爱孩子，向孩子灌输“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不需要管”的观念，导致一些孩子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一些学校片面强调智育至上，劳动教育不被重视，不安排劳动课或劳动课由其他学科取代，即使开设也是蜻蜓点水、走马现花。受金钱第一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一些孩子认为劳动可以雇人，一切都可以花钱买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出台，可谓是及时雨，必将使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焕发活力。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启航地。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须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家长应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从“重知识教育、轻劳动教育，重智能教育、轻体力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注重加强对孩子的劳动教育，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培养其勤劳向上的品格和素养。

学校是劳动教育的操练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当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承担起劳动教育主体责任。开足开好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保证劳动教育课时，不挤占、挪用劳动实践时间。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着重引导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系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

社会是劳动教育的实践台。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担当。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把劳动光荣作为新时代的价值尺度，宣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劳动，是人生的第一堂课。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让我们通过实打实的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真正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摘编自边建军《让劳动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劳动教育。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劳动教育环境的深刻变化，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未能与变化了的环境相适应。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而且与新时代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后，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忽视劳动教育的倾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变得比较薄弱。还有些人有意无意淡化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把劳动教育简单看成一种技能训练。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不仅对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负面影响非常大，而且严重影响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把握育人导向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首要价值，也是最核心的价值。

（摘编自杨业华、王南芳《新时代劳动教育新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