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游戏咨询机构伽马数据估计，2017年第一季度，《王者荣耀》取得了55-60亿元的收入，估计占整个手游市场收入的20%左右。与市场上巨大成功相伴而来的，是社会上的争议不断。小学生沉迷游戏后刷爆家长的银行卡之类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社会关注之下，7月4日，《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上线。系统推出当天，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下跌4.13%，市值蒸发151亿美元。

    《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被众多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目前，各大网络游戏厂商都制定了相似的防沉迷系统规则。

    实际上，网易、暴雪等各大游戏厂商所遵循的防沉迷系统标准版本已有超十年历史。2005年到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游戏防沉迷”条例。

    然而，以上政策执行得仍不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的《中国游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自2013年以来，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当年所有测评游戏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而且，2016年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仍占到当年所有测评游戏数量的71%。

（摘编自《澎湃网：防止小学生沉迷游戏，防沉迷系统是最佳方案吗？》）

材料二：

    《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因为家庭关怀缺失、学校教育不足、同伴负面影响等种种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提高在线时长。某些游戏厂商虽然推出游戏防沉迷系统，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因为网游后台没有核查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本落不到实处。以游客身份登录的，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人，但仍然可以凭游客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

（摘编自《凤凰网：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亟须实行游戏分级制》）

材料三：

    武汉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防止沉迷网游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网游的吸引，说明网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进身心健康。

（摘编自《新华网：网游在和我们争时间？》）

【注】游戏收益：指在游戏中取得的经验值和虚拟货币。

材料一：

    2018年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的开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虹吸效应逐步显现。旅游观光、访亲谈友、寻找工作、投资机会……交通的便利化，不仅利于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流动，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让人惊叹是它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长6700米，其中沉管段长5664米，最大安装水深超过40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大桥的建设初期，中国交建与欧洲顶级沉管公司洽谈合作，对方索要1.5亿欧元咨询费。天价咨询费买不回核心技术，桥梁建设者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自主研发。大桥标准沉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约4.4万吨。另外，沉管还要在12米深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世界顶级隧道咨询公司荷兰TEC的执行总裁汉斯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让中国从沉管隧道的相对小国，成为沉管隧道的国际领军国家之一。”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幕后》）

材料二：

    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学习和追赶”，90年代的“提高和创新”，我国桥梁建设迎来了21世纪的“超越”阶段。中国桥梁快速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伴，与改革开放同行。

在世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国；而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高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胶州湾大桥，获得国际桥梁组织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为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大跨径桥梁技术上世纪在美国、欧洲，之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而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著名桥梁专家、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说。

    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经济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大型桥梁建设可有效拉动建材、制造、装备、就业等领域的发展，推动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升级、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枯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桥梁的“第一”、“最高”，对此，专家认为，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我国大桥建设，不能只强调桥长、跨径等表面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内涵上的第一。比如，加大轻质高性能、耐久造桥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力度。

（摘编自新华社《大桥上的中国——我国桥梁建设发展调查》）

材料三：

图表1：2011—2017年我国公路桥梁里程增长（单位：单位米，%）

图表2：2014年公路桥梁调查表

材料四：

    我国桥梁建设空前繁荣，展望未来，桥梁的建设、维护任务依然很重。桥梁是交通的生命线，我们切实加强桥梁安全度和耐久性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梁的使用寿命。在桥梁建设技术上，我们加紧研制大型架桥机械、大型海底挖掘机械等造桥设备。尽快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在建桥机具设备上的差距。在桥梁设计创新方面，坚持“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创新是设计的灵魂”的理念，既要注重经济实用，又要注重安全和美观；既要创新突破，又要体现中国文化。桥梁的维护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完善桥梁自动监控和管理系统，保证桥梁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从多方面进行调整，中国桥梁建设之路才能越走与宽。

（摘编自《我国城市桥梁建设的发展》）

材料一：

人工智能“阿法狗”出自谷歌旗下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最早在2016年1月，《自然》杂志以封面位置报道该程序在和所有其他围棋程序的对抗中获得了99.8%的胜率，并且以5比0的成绩打败了欧洲围棋冠军。随后同年3月，“阿法狗”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经五局鏖战，人类1：4不敌人工智能，引发巨大轰动。但“阿法狗”仍在积攒实力。2017年1月，一个神秘账号Master公布自己正是“阿法狗”新版。该账号在知名围棋平台上先后挑战柯洁、朴廷桓和井山裕太等顶级高手，豪取胜利，随后战赢“棋圣”聂卫平，直至60盘时自爆身份，决胜收官。

    英国《自然》杂志19日最新论文中，英国伦敦深度思维公司“阿法狗”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报告了新版“阿法狗”软件——“阿法元”。“阿法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无师自通的本领，在每次自我对弈中进步。通过3天的训练——包括近500万局自我对弈——阿法元以其100比0的不败战绩，狠狠打击了曾书写历史的前任“阿法狗”。

材料二：

AI和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来自英国，英国可谓是AI的发源地，多年来对AI的研发投入已经形成一套独有机制。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委员会（EPSRC）已经对143个科学项目进行研发拨款，目的是研发出智能技术和系统，其跨学科研究体系有助于AI工具和技术满足伦理和应用需求。估计，在2035年之前，AI将为英国经济带来8140亿美元的产值，其年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5%增加到3.9%。

    2015年，EPSRC联合剑桥、爱丁堡、牛津、华威与伦敦大学学院这5所英国名校，出资4200万美元成立了阿兰·图灵研究所，研究AI在国防安全、健康、计算技术、数据中心工程，以及金融和智能城市等领域的应用，并帮助培训新一代数据科学家。此外，英国还建立了阿兰数据研究集团、开放数据研究所、国家数据创新中心和皇家统计协会数据科学分部等，在AI的一些关键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材料三：

    近日，意大利巴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一种新算法，可以在阿尔兹海默症状出现前10年，发现由疾病引起的大脑微小的结构变化，以达到尽早检测出阿尔兹海默症的目的。

    研究小组通过对67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其中有38个来自老年痴呆症患者，29个来自健康人。研究人员将扫描结果分成小区域，并让他们的人工智能分析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训练完成后，他们通过对148个实验对象进行脑部扫描来测试这种算法。在这些测试之外，还有48次对患有此症的病人进行扫描，48次对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扫描，最终，人工智能得以全面地检测阿尔兹海默症。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材料一：

    （注）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28个区县的112所城乡学校、438个班级、19487名初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老师及学校领导。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虽然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打工父母跟孩子见面和联系次数存在“临界点”，即每年见面4次，每月联系4次，不到这个次数，孩子的心理状态比不见面、不联系的情况还差。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撩拨效应’，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孩子不会再指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遇到问题会去寻求其他人。反之，如果联系紧密，孩子会指望得到父母支持。此外，当每年见面次数超过9次，每月都有联系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基本能够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说。

    （摘自《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及《工人日报》2016年7月）

    材料三：

    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基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职责，首次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帐的制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并且规定了台帐的主要信息来源：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后掌握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监护情况、就学情况；乡镇政府组织的重点核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材料四：

    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把人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摘自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 ) ，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合适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光明日报》）

    附图：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货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并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