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声音》

       那是发生在一次煤矿透水事件中的故事。

       他被困在矿井下，四周一片漆黑。卧在一个几十米高的工作台上，两天两夜了，他的精神已经临近崩溃。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身处千米以下的矿井中，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更没有一点声音，不说饿死，憋也会把人憋死。

       他听老矿工说过，以往煤矿透水事件中死亡的人，很少是饿死或窒息死亡，大都是精神崩溃，在救援队伍还未到来之前，先绝望死去。一般人是肉体死了，而后精神随之消失；而精神绝望的人，一般都是精神死去，而后肉体也随之死去。

       他就属于后者。他放弃了，与其这样孤孤单单地熬下去，这样在孤独中无望地等，还不如早些死了，早些解脱。

       黑洞洞的煤坑里什么也没有，除了死亡的影子紧紧地跟随着他，咬噬着他的肉体、咀嚼着他的灵魂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若有一点儿声音，哪怕是对他最恶毒的诅咒，不，即使是一双手打在他脸上发出的声音，也会让他欣喜若狂，从而从恍恍惚惚中醒来，重新振作起来。

       但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连一块垃圾滚动的声音都不再有。

       迷迷糊糊地，他感到光着的膀子上有点痒，下意识的用手去挠。同时，有一个声音响起，声音很小，若有若无，但在他耳中听来，却如巨雷一样惊天动地。

       嗡——分明是蚊子的声音。

       他悚然一惊，忙坐起来，听着这天外之音，细细的，一波三折，时断时续。一会儿离耳朵近了，很是清楚，如二胡的尾音；一会儿又远了，像梦的影子，让他努力侧着耳朵去寻。

       这大概也是一只饿极了的蚊子，已临近死亡的边缘。他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当这只蚊子再一次落在他的脖子上时，他一动不动。他清晰地感觉到这只蚊子几只长长的肢在皮肤上爬动。接着，是一只管子扎了进去，吸他的血。

       他如老僧入定一般，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蚊子吸饱了，飞起来了，嗡嗡地唱着。真好听。它飞向哪儿，他的头就转向哪儿。一直到它飞累了，停了下来，他也停止了寻找。他想打开矿灯去看看，可又怕惊吓了它。

       这一刻，他的心宁静极了。

       他知道，他还活着，他不孤单，也不感到黑暗，至少，这儿还有一个生命陪伴着他。虽然它那么小那么小，可此时，他们互相是对方的全部，包括希望，包括精神，也包括生命。要活下去，他想，生命之间是相互关心的，尤其在患难中更是需要相濡以沫。他相信，外面的工友们一定在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自己，他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他没有别的吃的，就将煤撮着一点一点往胃里咽。他听说过，有人在煤坑里就曾以吃煤救过命。

       此后的五天，他就以听蚊子叫和吃煤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第六天，一道亮光倾泻而下。他得救了。

       当他被救出时，耳边依然听到嗡嗡的唱歌声。

       他的眼睛被包着，看不见，但分明感觉到了蚊子飞走的姿势，矫健，优美，绝不拖泥带水。他想，生命是多么美好啊，正是在相互支撑相互扶持中，才显得丰富多彩而毫不孤单。

桌与案

马未都

    ①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的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的为桌。

    ②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比如我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而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

    ③中国人把承具分得清清楚楚，这正是我们文化的独特之处。我们平时不注意，跟“案”相关衍生出来的词语非常丰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议案。因为我们过去办公，大都使用案，通常情况下与桌无关。

    ④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有一种叫作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张，过去都是在寺院或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案，这里的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如今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语就有“案件”，原指案子上的文件；后来把在案前审理事情，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

    ⑤文人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它非常温和，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感觉去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吗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我曾遇到一个附庸风雅的人，得到一幅手卷，急忙在桌子上打开，手卷的轴一下滚到桌边，一把没抓住，轴咣当就掉下去，画被撕破了。如果他在案头上看，轴滚到案的两头，就停住了，不会掉下去。

    ⑥由于案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小。所以，桌与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

    ⑦桌子在越来越突出实用功能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出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后来才把“卓”字底下的“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现在的“桌”字。

（选自《读者》，有删改）

董家子女

殳 儆

有一天，鲍医生跟家属谈完话回来，对我长叹一声：“主任，这‘6床’，真是史上最麻烦的病人!又来了一堆子女!谈完了不算，还要再进来看看。”正在电脑前打医嘱的赵医生和正在填写病历的金医生马上一起点头：“前天值班时就是这个样子，一遍一遍有亲戚按门铃来询问病情，他家的人真多!”

接着就看见，董家的老大带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批一批进来，在老董床前站立片刻。

6床老董，是个85岁的老爷子，两天前突发脑出血，脑内的出血量非常大，根本没有机会手术，人很快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靠呼吸机和升压药维持生命。病人已享高寿，治疗过程中感知不到痛苦，病情又已成既定事实。此时，一般家庭都会很快接受现实，开始准备老人的后事。

董家子女却好像面临很大压力。一得知病情，就立刻提出要请上海的专家进行会诊，看看病人还有没有存活的可能。我的困惑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董家的老大和老二都知书达理，已经完全了解病情，态度也温和客气，并没有给我留下不信任医生的感觉。

既然董家强烈要求，我们就请了国内顶级脑外科专家来会诊。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简单而肯定：病人没有存活的可能，可以让老人安静地离开了。

董家的老大和老二频频点头，接受专家的建议。但是旋即，又带了一堆子侄来看老董。董家的子侄都是扶老携幼来一大家子。一会儿是来自北京的夫妻俩，一会儿是来自广州的一家三口，第二天又是全家带着小孙子从加拿大特意回国的。

这些亲属都是远道而来，风尘仆仆，面容疲倦，估计下了飞机都没有来得及梳洗。还有从南半球回来的，冬衣都未来得及准备好。病人的确时日无多，负责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不断地通融，放远道而来的亲属进来探视。董家的老大，总是点头哈腰，谦逊万分，就怕打扰护士和值班的阿姨，引起工作人员的不满。老董那些远道而来的亲属，在探视完之后，会反复询问老董的主治医生，问病情，问预后，问到自己失望叹息为止。

一个星期没到，家属再次提出会诊，并且，一个“学医的女儿”借了CT片，电邮给自己广州的导师寻求帮助。

重症监护室门口的秩序，维持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家要求探视，其他病人的家属也会效仿，否则会质疑这个病人是不是特殊人物，享受特殊待遇。

鲍医生说老董是“史上最麻烦”的病人，大家都非常认同。

一个星期以来，重症监护室门口人来人往，其中最多的就是董家的“亲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啊?

我终于忍不住好奇，问出了口：“你们这么多人，真的都是老董的子女吗?”

老董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沉默地点点头，表示认可。那个“学医的女儿”开了口：“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家境富裕，一直行善积德，收养了很多穷孩子，供他们上学读书。所有这些人，都是幼年时受他恩惠的苦孩子啊。”

老董的大儿子说：“由他养大的孩子，都像他的亲生子女，跟他特别亲。所以，我们弟兄俩根本不敢擅自做主，要等他所有的‘孩子’都来了，见见他，才能决定怎么办。”

年纪比董家老大还年长一些的高个儿男人说：“我是老大，老爸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来做主，我们兄弟姐妹一起给他过85岁的寿辰……”

这个“老大”是举家从加拿大回来的，还抱着自己的小孙子，天天在监护室门口停留很久，似乎只是为了离老董更近一点。

此时，老董的“孩子们”或沉默，或点头。

这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瞬间，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原谅了这一个星期以来不胜其烦的谈话和探视。瞬间，不再有人视这一家子为“需要特殊对待的特殊病人家属”。令人敬仰的善行，让人无法割舍的养育之恩，已是最好的解释。

我们的重症监护室在角落里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墙上贴的是类似家里的杏色壁纸，有碎花被褥和真皮沙发及接近日光的照明，温馨而安静。老董的85岁生日，就是在那里过的，他的十几个儿女，拿着香槟色的玫瑰，围在他的身边，祝他生日快乐。

老董，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躺在悲戚和感念、感恩和铭记充盈着的花香中。

(摘自2022年《读者》第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