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别处

    在盛夏的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他土头土脸，相貌丑陋，怪怪地穿一件很厚的褪了色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破旧的毛衣。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

    他很少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我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陆上的河马。

    如果是中午，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面前，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

    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和衣而睡。

    我观察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的街头，连最炽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

    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

    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奖券使我感到心安。

    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和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红塑料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和他并不相配。

    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料套，由于手的笨拙，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也十分艰难。

    “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有空缺的几颗牙，说出充满乡音的话。

    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着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

    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你这样会冷吧！”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

    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纯净的善意，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发酸。

    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

    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品质，它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它美丽地落下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青天白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消失在大车后边。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天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低空飞行

万晓岩

    ①这次，在梦里，我又飞了起来。

    ②这个情境是如此熟悉，如此清晰。以至于我飞累了，出了一头汗，醒了。意识回过来了，知道躺在床上，我重新打理意念，还把镜头重新回放了一段，在回放与断片中慢慢睡回去，再回去，飞翔，就没了。

    ③生活里，满满当当的那么多，能记得住的，已是少之又少。唯有这种飞翔，在梦里多次循环，反复强化记忆，我不得不回忆它，审视它。通常是某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被追赶，或遇到障碍，没有翅膀，也没有扫帚，我只是疾跑起来，而后，总在紧急关头，眼看被抓住，眼看要踏入河里，跌下深渊，接着一提气，凌空而起。梦里，我总为自己设定化险为夷的本事和运气。飞行的姿势也是有别常规，没有翅膀，无法矫健地升空或者俯冲，多数时候，我都是慢镜头一样的大跨步地空中奔跑。跑着跑着，还担心这样重心会下垂，一想，越发快掉下来了，赶紧改成双臂划行，像在空气里自由泳或者狗刨。所以每次飞行醒来我都特别累，连偶尔滑翔，我都心累，觉得自己该减肥了。这就注定无法高入云端，只能低空滑行。

    ④庄周梦蝶，醒来了他很疑惑，不知道是自己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想到最后，认定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分别的，这就是物我合一。他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也会与蝶化身合一，所谓大无穷，小亦无穷。我一介俗人，连做梦都没得志向，离地三尺，茫然四顾，看不清山水，记不住乡愁。

    ⑤在地上久了，会向往天空。在城市久了，会向往乡村。像城市越来越厚，农村越来越薄一样，一片片的村子，慢慢衰败，跟守着它的那些人一起，日渐老去。能给村子制造活力的人，都离开村子涌进城里，要与命运一决高下。暮色四合的时候，村子里炊烟四起，灯火次第燃亮，是人世的基础温暖，凡漂泊在外，或劳作归来，这层暖意是人心灵的安放之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炊烟一缕一缕地瘦下去，灯光一盏一盏地暗下去，村子是如何渐渐冷去的，谁还能记得清。巢空了，声响也减少，村落就沉寂下去。人少了，野草就会疯长，一些破旧的房屋，断墙，半掩在旺盛的野草丛里，这样的绿草，叫人害怕。城里的草，得伺候着长，人太多了，草就失去了精气神，好像天地精神都被人吸了去，草争不过人。在荒芜的乡村，草就反过来了，做了村子生命力的主宰，在断墙烂垣里，在风烛残年的咳嗽声中，放肆生长。还有各种花，开得命不足惜。一架低矮的草屋，调子灰暗，屋前却轰轰然开了一树桃花，热剌剌的，遮掩、矜持、娇嗔，城里桃花的这些词，她全用不上，无论有没有人注视，驻足，她只是一口气把整个春天都开够了。人和自然，相持相守，从来都是此消彼长，稍微找一个平衡处，便是佳境。正如村里人拼命出去，城里人被挤累了，也总想田园牧歌。想归想，不一定当真，都是被城市绑架的人，愿望是附条件的，给他一个院落，他未必看得见星空。

    ⑥说到底，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里活着，是渴望起身的。这或许是我反复在梦里低空飞行的缘由。我在潜意识里，是希望离开生活现场，站在一个高度，刚好看得见生活背后那一张张底牌。张爱玲在云端看厮杀，曹雪芹俯视了白茫茫一片大地，我没有资本，却妄想重回天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古至今，总是有那些高出生活现场的人，庄子逍遥齐物，见千年树木因不材而寿，故友之雁因不鸣而被杀，故而说，自己浮游于材与不材之间。这尺度刚好均衡，通天地之道也。或许，只有双脚离地，跳得出惯有的视线，才会有新的视角。至于材与不材，是我一直混沌不明的。

    ⑦离开现场，除了获得其他视角外，剩下的，算一种自我救赎。世界每天都在运转，快或者慢，都是不会停的，不会为谁大喝一声而停。车子爬满了街道，蝗灾一样。我坐在车子里，不敢幻想车子能凌空而起，变形金刚一样生出翅膀。我知道蝗灾如乌云蔽日，这种念头想象一下都觉得恐怖。以前过年，都在家里守岁，如今呢，人过年不如说是手机过年，人早成了它的奴隶。初五破五求财神，武汉归元禅寺里人头攒动，财神若是有密集物恐惧症，不知道得吓昏过去几回。万千人聚集，每个人心里却是虚空，若是置身于这样满满的虚空里，这个绝望，何异于大兵压境？能亚于如临深渊？能不希望整个人像一棵葱被连根拔起么？扫帚、翅膀不指望，来一阵风直接刮走多好。

    ⑧有时候我们需要宏大叙事，把镜头拉开，不纠缠于细节。像老树画画，五官表情都省略掉，只有轮廓。如果风大，把我们吹高了，我们且按下云头，回到离地三尺的位置，把世界展开来打量。世界在我的眼前，寒来暑往，虚虚实实，倒空了故事，又被故事塞满。

（有删改）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米缸山下播绿记

白莹

    每年初夏的育苗工作，对于我们护林员来说，是一件大事。早上七点多钟我们已经到达离场部十多公里的二台苗圃地。山谷里晨风清凉宜人，天空蓝得像是刚刚被擦洗过；此起彼伏的鸟语，清澈如露珠；岩生忍冬小小的淡紫色的花朵正在吐蕊，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米缸山是六盘山的主峰，南北走势，巍峨高耸，山的东坡落叶松林浩瀚如海，那是西峡林场的前辈们历尽艰辛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营造起来的。如今站在山下仰望，峰峦苍翠，林海茫茫，针叶林与天然林林相迥异，林界清晰，却又融接为一体，像穿在大山身上一件裁剪合体而又别致的绿罗裙。山谷幽深宁静，除了清脆的鸟叫声，几乎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我们的到来让山谷里热闹了起来。

    育苗工作最能检验一个团队的协作精神，在这个作业流程中，大家忙忙碌碌却又井井有条：开沟、撒种、覆土，各司其职。这里是近几年新开辟出来的一块山地，土质并不好，属石块较多的杂质土壤，要把这样的一块地整饬成平整松软的苗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把土里大大小小的石块用耙子细细搂出来，还要把它们彻底从地里清理出去。从林畔筛出来的用来覆盖种子的森林土，也是女职工们用袋子一点一点背到地里的。这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活，实际干起来，若不是亲自劳作，真的是没法理解个中的艰辛。

    另有人员正在紧锣密鼓接微喷水管，育苗一经结束，浇水要马上跟上，经过催芽的种子大多已经露白，若在干土里经过长时间暴晒，会导致种子回芽而影响出苗率。大家心里都鼓着一把劲，所以育苗进度也很快。西边的山头上飘过来几朵闲云，朝忙忙碌碌的我们张望了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飘走了。日影一点一点朝我们的头顶移过来，长时间重复弯腰的动作，大家的腰都有点受不住了，但育苗工作向来是一件辛苦又开心的事，接踵而来的笑声又冲淡了疲惫。腰疼，那就忍着，谁让你不把腰放家里呢？——相互之间的调侃和打趣是最能解乏的。

    午餐很简单，蒸馍就榨菜，还有白开水。开水是二台护林点供应，驻点护林员马连成是一个行将退休的老牌护林员，在这个点上已经十多年，由于管护人员紧缺，他是这个点上唯一的一名护林员，独自守护着这片林区。看到我拍照，便乐呵呵地说，多给我拍几张。我知道，在大家心里，自己的工作太过平凡，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正是这一个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岗位，支撑并筑牢了六盘山区的森林资源安全屏障。

    风来了，一阵吹得紧似一阵，唤醒了阵阵林涛，草木们也随风舞动，像在普天狂欢。日影在移动，时光在奔走，地塄上一株株白色的绣线菊热烈地播曳着花球；山洼里地埂上像繁星一样缀满白色的野草莓花和黄色的蕨麻花，每一丛叶子都在合力擎起一朵朵小花，每一朵小花的脸庞，都在灿然仰望着太阳。风来，它们欢舞；风去，它们静默。像是听到了风的召唤，云也渐渐聚拢了过来，太阳躲进了云层，山谷里变得阴凉起来。

    育苗进行了一多半，我们停了下来，开始给育好的苗床盖遮阴网。桦树种子的顶土能力比较弱，种子播撒下去之后，只覆盖了薄薄一层土，容不得暴晒。盖好遮阴网，浇上水，种子们就可以在这张舒适的“席梦思”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待哪天睡醒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一伸懒腰，然后相互招呼上一声，就纷纷把小小的脑袋从土里探出来了，然后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出叶瓣，待它们有了直面风雨阳光的能力，我们就会掀去遮阴网。那时，它们一定会惊呼着，舒展小小的叶片，来拥抱这个世界。

    下午，育苗工作早早结束。风慢下了脚步，太阳也钻出了云缝。微喷管已接好，细雨般喷洒的水滴迎着西斜的阳光开始滋润这块土地。我爬上山洼，坐在树荫下，眺望我们的苗圃地。清凉的风从米缸山上吹过来，吹动绿波荡漾，吹来了丝丝的寒意。

    终有一天，这些种子会长成小树苗，会被栽植到有待绿化的山川峁梁，或是被移植到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成长，撑起一片绿荫，携送一缕清凉，而每一片随风而舞的叶子，是否都保留着一份最初的记忆？

（有删改）

蒲香永远流传

七色槿

    兜兜他爹带着兜兜从安徽老家一路讨要来到小蒲河村的那天，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村里的贫协主任到镇上开会正好看见，就把爷俩带回村里，让他们在饲养处边上废弃的铁匠棚里住下了。

    再后来改革开放，兜兜去了南方，一时间跟小蒲河村失去了联系。十来年后，没有消息的兜兜又回到了村里，大婶们叫他搬到村外河边上的机井房去住。沿路上看热闹的大婶们亲热地跟他打着招呼。走到村东头，狗剩他爹在家门口叫住了他，抱出来几棵白菜给他装在车上。

    第二天清晨，当房顶的烟囱第一次冒出炊烟的时候，兜兜和媳妇跑出屋外观看，高兴得像两个孩子似的。小蒲河满槽的春水哗哗地在身边流过，河水淹没了河边的卵石和草地，西岸边干枯的蒲苇茎中已经冒出了黄绿色的嫩芽。太阳还没有露脸，远处的杨树林子后面喷射出耀眼的霞光，河水被早霞映成了粉红色。一群鸟儿在河边觅食，听到他俩的欢笑声，它们像喊齐了号令似的扑啦啦飞起来，随即调转方向向东飞去，在霞光中由灰褐色变成粉红。

    小屋的门前传出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每到集日，兜兜会带着他做出来的物件往蒲河桥那边的集市去卖，平日里也会在河堤上的柳树下摆上几个。这让村人们有些不是滋味，村街上闲唠嗑的人们就有了新的话题。

    有人说：“他一个祖传逃荒要饭的也想发财？祖坟上没那根蒿子。”

    有人说：“没良心的兜兜，跑回来空手套白狼赚咱们的钱来了，当年青黄不接时候他爷俩来咱村，我可是给当了两瓢苞米的，算是喂了狼啦。”

     接下来的几天，先是兜兜家摆在柳树下的水壶丢了一个，第二天又丢了两个簸箕。兜兜媳妇不敢在河堤上摆摊了，她把东西都搬回到屋里。接下来兜兜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是镇上工商所的，要兜兜拿出营业执照。

    那天夜里，睡在温热的火炕上，兜兜跟他媳妇闲说话，兜兜说：“从我爹那辈起，我们就把小蒲河当成老家了，安徽的老家倒没怎么挂在心里。出去那几年也一直是想着它，念着它。可我现在心里慌慌的，闹不清是咋回事了，也没做错了什么，村里人为啥待咱跟以前两样了呢？”

    兜兜跟村里人疏远了，村街上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安静地生活在村外小蒲河边上的房子里。

    中秋节那天，一个背着三个相机的艺术家来河边拍夜景。他看见月光在波光粼粼的小蒲河上铺了一条谁也不能走的路，河面上水雾弥漫，天上一轮满月明媚而安详。河岸边有一长溜的稻田，随着秋风摇摆的稻秧像海浪一样，有一间小屋子就像停泊在海上的船。小屋的窗子透出鹅黄色的灯光，窗玻璃上长出一排蒲草，还有两个肥壮的蒲棒，还有栩栩如生的蝴蝶、蜻蜓挺立在蒲草上。美呀，真美，艺术家惊呆了。

    第二天，艺术家带来了他的老朋友，一位研究民俗的学者，也是艺术馆的馆长。那位研究民俗的学者看到了兜兜媳妇压在炕席底下的全部剪纸，老先生像对待珍贵文物一般，带上白手套一张一张捧起来欣赏，他说从那些剪纸中闻到了醉人的蒲香，他从中挑选出几张带回去，并坚持留下五千元钱作为定金。他让兜兜媳妇剪一套小蒲河的四季。

    兜兜家几张破纸卖了五千块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村里，这下子村民们彻底愤怒了。全村空前一致地统一起来，要共同对付那个异类了。

    河边上的那间小房子像磨盘一样压在村民们的心上，人人都觉得沉甸甸的。人们盼望着河水暴涨冲垮那间房子，盼望着平地起炸雷炸塌那间房子，盼望着那块地面裂开一道缝再合上，让那间房子彻底消失。

    不知从谁开始，晚上有人到河边挖沟了，就对着兜兜家的小房子挖。全村在家的汉子们晚上都去了兜兜家屋外挖沟。沟是挖得够深够宽了，但是渗出来的水却不多，村民们等不及了，把手上的锹镐换成了水桶，从河里提水往沟里灌。女人们也加入进来了，小蒲河的夜晚充满了令人心悸的泼水声。

    人们往河那边看去，那间房子黑着灯，窗户大敞着像睁大的眼睛，玻璃上的窗花撕得乱七八糟的。

    兜兜两口走了。

    很快就是冬天了，没有遮掩的小蒲河显得更宽了，被灌水的人们踩烂的蒲苇没来得及长起来，露着干枯的根。

    小蒲河村又恢复了祥和平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