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 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材料二：

    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 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 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至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在里约奥运会上，一个名为“张小明”的新闻机器人小试锋芒。在奥运会开始后的13天内，共撰写了457篇关于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的消息简讯和赛事报道，每天30篇以上。不仅涵盖了从小组赛到决赛的所有赛事，且其发稿速度之快，也让人惊讶——几乎与电视直播同时。

    “张小明”的核心——“写稿模块”由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同北京大学计算机所共同研制。其工作原理是结合最新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视觉图像处理的技术之后，通过语法合成与排序学习生成新闻。作为第二代新闻机器人，“张小明”不仅可以通过检索图片自己选择图片，还能模仿人类的语气，使用诸如“笑到了最后”、“实力不俗”等词语。

    新闻机器人，或者叫AI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的最新应用。其实，在“张小明”出现以前，新闻机器人就已被世界上的主流媒体关注并加以使用。例如，国外有美联社的WordSmith、华盛顿邮报的Heliograf以及纽约时报的blossom等。国内则有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的dreamwriter等。这些写稿机器人无一例外都运用到了大数据处理技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将其录入数据库中，再将这些数据按照语句出现频率以及新闻要素关键词进行分析加工。其次是制作出一套符合该媒体发稿风格的模板，最后是将新闻元素5W1H代入其中，一篇新闻消息就这样产生了。

（摘编自《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应用及前景展望》）

材料二：

    机器人跟记者并肩工作，写新闻，已经是一些媒体机构的现实。有些体育消息， 如果不加作者名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机器人新闻”不是关于机器人的新闻，而是机器人做的新闻，在人类世界普及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对于此刻正在电脑前写稿的记者们来说，似乎饭碗受到威胁，形势不太妙。

    然而，写稿只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机器能就特定话题做电话采访吗？能写出有文采、直抵人心的报道吗？技术上这是可能的，可以事先把问题拟好，让机器打电话采访。但编辑是否愿意这么安排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更靠谱的判断是，机器人或软件将很快成为记者们手里的一个工具，用来搜寻新闻线索或生成内容。

    记者的核心职责是从采集到的数据和信息中筛选、掂量、分析、权衡、组织，写出有理有据、有血有肉、全面平衡的报道。这是一门活技术，代代相传到今天，经过百余年的演化。如果说机器人最终也能掌握这门人性比重极大的技术，那也不大可能是现在。

（摘编自《机器人都能写新闻  记者真要失业了吗》）

材料三：

    如今，“机器人新闻”在全世界的新闻编辑室里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出版商们正在努力应对报纸发行量日益减少以及资本向在线广告转移的残酷现实。尤其在美国，机器人写稿越来越普遍。2014年以来，《洛杉矶时报》的地震警报讯息一直由机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数据自动生成。这中间也出过岔子。去年6月，《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加州海岸发生6.8级地震的报道。但它实际上依据的是USGS错误发布的1925年地震记录，于是闹出了一个地震预警响了92年的笑话。

    但这些风险并没有降低媒体机构对机器的热情。《华盛顿邮报》去年宣布，开始由机器发布有关高中橄榄球比赛的报道。这些稿子每周都会自动更新，资料来源是高中橄榄球教练提交的净胜分数据。在欧洲，各大新闻编辑部在算法的帮助下，去年每月生成数以万计的稿子。荷兰的一个机构甚至使用一种算法，用更简单的语言改写稿子，为儿童“量身定制”新闻报道。牛津大学的亚历山大·芬达坦言，虽然这些系统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但仍不够精密。虽然人工智能无疑会越来越多出现在新闻编辑室，但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本顿认为，专业记者们写稿时应对的真正困难和最严格的部分——仔细权衡信息和呈现平衡的、情境化的故事——将很难被机器掌握。

（摘编自《好新闻需要专业技艺——机器人“记者”难取代“本尊”》）

材料一：

    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地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糟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嚣尘上，改说法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民心理上“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得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支付的需要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广州日报》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图一  消费者对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

    图二  智能手机轻度使用者与重度使用者占比

    图三  智能手机使用者年龄段分布

    （资料来源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到底何为“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编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裹挟之下， 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睡觉的他们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玩游戏、聊微信、刷微博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生理周期，并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编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  可使身心受累》，中国经济网2018年1月9日）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筹备、建设到通车，历时15年，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经过伶仃洋海域中最繁忙的主航道，该航道目前达到10万吨级通航等级，远期30万吨油轮可以通行。如果在此建造桥梁，必然是跨径很大、净空很高、桥塔耸立的悬索桥梁。但同时该处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对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定。所以，隧道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为了实现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换，故在隧道两端修建人工岛。于是，形成了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超级工程”背后有“超级创新”。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极大，铺设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专利就达400项之多，填补了多个领域的空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二：

    日本《每日新闻》23日评论称，港珠澳大桥开通是大湾区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大湾区经济圈将超过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的报道提到，大湾区进一步整合面临诸多复杂情况，例如相异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中国内地的资本账户仍相对封闭，而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且没有资本管控。报道还特意关注一个问题：在香港和澳门，机动车都靠左行驶，而在中国内地则是靠右通行，如何解决?

    英国广播公司23日载文道，中国开通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但需要吗？此前，他们更是在网站刊长文列出一大串港珠澳大桥在香港的“争议”——逾千亿港元的拨款、实质效益疑问、工伤事故、建筑质量、环保等。

    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3日报道，又一个将香港拉入中国内地怀抱的项目完成，该项目将曾作为欧洲前哨的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联结起来。这个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它将粤港澳大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可与美国硅谷抗衡的高科技中心。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时空距离，从香港到珠海、澳门驱车仅需30分钟的车程。通车前，如果陆路往来三地，只能绕道东莞虎门大桥，车程在3小时左右，水路乘高速客轮也要1个小时。

    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而言，大桥的通车将提升珠海等三地人员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效率，加深香港与珠江西岸的联系，为香港与珠江西岸城市群的产业合作提供交通便利。为港澳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腹地空间，并由此促进港珠澳产业的互动交流和升级。也就是说，港珠澳大桥对于港珠澳大湾区、泛珠三角区域乃至“一带一路”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前夕，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表示，港珠澳大桥对大湾区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会为区内产生几十万亿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远超大桥本身1000多亿元港币的投资，因此他对大桥收回成本很有信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诞生，到2018 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从“无图无真相”到短视频盛行，互联网“景观”也让越来越多人“沉迷”。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流行色”，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无论是校园学子还是城市打工者，在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余，手游、短视频等无疑有效弥补了大家娱乐资源不足的短板，给大家提供了愉悦身心、消遣寂寞的路径，因而短视频的流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直到有更受用户欢迎的网络新产品应用取而代之。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材料二：

8月24日，抖音创作者大会在上海举办。抖音总裁张楠发表演讲说：“从日活跃用户总数的增长速度和未来趋势来看，短视频已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继微信之后，成长最快的产品。就在上个月，我们也对外公布了抖音的最新日活跃用户总数超过3.2亿。而且我们在后台发现，这个数据仍然在不停地增长，完全没有减缓的趋势。”基于此，张楠预测到2020年，包括抖音、快手，以及其他短视频产品在内，可能仅仅在中国，整个短视频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将达到10亿。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昨天，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先后对“快手”“火山”进行依法约谈，责令其全面进行整改。要求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列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网信办解释道：“快手”“火山小视频”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任由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在“流量就是收益”的互联网盈利模式下，视频平台靠增加点击量、拓展传播面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冲动可以理解，不过不能忽视技术无罪、监管有责的基本原则。任何谋利行为均应遵守法律底线，不传播、不热捧有违社会伦理的内容。视频平台应积极采取技术手段，删除、封禁相关视频和账号，不充当滋生和传播不良信息的温床和通道。这才是视频平台的应有担当，也是其避免重蹈快播案覆辙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摘编自《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