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为何吐槽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近期荧屏银幕上，改编作品数见不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根据热门青春文学《匆匆那年》改编的电影也已上映。然而在叫好背后，吐槽之声也不绝于耳，不少原著粉丝抱怨这些影视改编“毁了原著”。而知名小说《三体》即将被拍成电影的消息传出后，读者的此类情绪更是爆发到极点，以至于该剧的制片人无奈地说：“《三体》要毁也得毁在中国人手上。”

    那么，为何满意的读者比满意的观众多？改编影视作品是否就是“毁原著”利器？依笔者看，观众纷纷吐槽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和两种艺术形式自身特点不同有关，也与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泛滥的风气有关。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作品的文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后，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个人性的体会，都可以根据作品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空间。面对影视作品时，大部分观众更看重影视作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不会去在意影视艺术本身的剪辑、配乐等技巧。但相较于美国大片营造的精彩画面，中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常简单地选择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和原著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内容相比，影视作品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导演或编剧想要截取的内容，更不用说这些内容还要经过编剧的重构、演员的诠释，实现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的转变。若观众捧着原著对比影视作品来看内容、看情节，发出抱怨之声也便不奇怪了。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眼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维护。抛开情节不谈，作为影视艺术，目前很多作品还没有探索到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品位也常常谈不上，因为影视作品总是要和市场挂钩，难免随市场而动，迎合流行。更值得忧虑的是，当下影视行业正处于“剧本荒”的时代，原创剧本少之又少。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推出影视公司便立即出面抢购，“趁热打铁”赶市场推出相应的改编作品，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成了影视制作流水线上的工具。如此，作品免不了会粗制滥造，“毁原著”也是意料之中。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优秀的影视作品更会实现对原著的推广。想要拍出好的作品，可以如张艺谋一样聪明地选择《陆犯焉识》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如魏德圣一样，十二年磨一剑推出《赛德克•巴莱》。看到原著火了，影视剧不能以着急上马的心态强求改编，对原著情节贪大求全，否则观众吐槽改编作品的现象还将一直存在。

（选自《中園文化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地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按照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转变过程中，总有一段时期，劳动力人口数量比重增大，总抚养负担较轻，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机会即人口红利。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那么就可产生使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前提是经济社会决策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人口优势，经济社会决策则包括健康、教育、储蓄等一系列政策。对1965～1990年东亚的经济奇迹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人口动态变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4～1.9个百分点之间，即东亚经济奇迹约有1/3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

    人口红利可分解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长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沛、社会抚养负担较低的阶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成功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持续周期较长，但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第一次人口红利便逐渐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之后所带来老年人口的潜力。相比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暂时性，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转化为更优质、更长久的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相关因素。

（摘编自《人口年鉴》）

材料二：

    对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学者们说法不一：田雪原教授认为“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教授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的更早……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达到50%，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预计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4.7%，人口红利基本结束。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预计还有10来年，这就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前后，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期，如果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可能失去持续性。与此同时，到204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占总人口的22%，中国人口红利的短期时效性与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性矛盾十分突出。

（摘编自《商业时代：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三：

据美银美林的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菲律宾劳动人口将增加31.3%，达到7500万，马来西亚将增长18.7%，至2200万，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劳动人口要到2042年才达到顶峰。

    而随着劳动力产出和收入的提高，人口红利也将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费市场。外资受东盟地区人口红利的吸引，未来十年进入东盟的速度和规模预计将不断加快和扩大。人口红利有利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发展。

    东南亚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处于早期，而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2年首次下降，劳动力成本却在提高，制造业基地向东南亚地区流动的趋势开始显现。

    据越南《财政时报》报道，全球外资的走向正在从中国逐渐转移至东南亚。目前，全球约8%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东南亚，仅次于流入中国的外资。东盟国家的经济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已经赶上中国，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差异。

（摘编自《人民网-人口红利将托起东南亚经济》）

    材料一

    4 月 26 日，在 2019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8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短视频和网络转载领域版权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但图片作品侵权案件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 5G 发展进入快车道，新技术与内容产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模式。版权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愈加严格，提升了用户的付费意愿，商业模式进一步升级。2018 年，用户付费已占网络版权产业整体市场规模近 50%，用户付费和广告收入双引擎驱动的盈利模式得到进一步稳固。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不能适应产业发展新需求，侵权盗版方式“去中心化”增加版权保护难度，内容产业“重产轻质”，创新能力不足，版权国际应对面临更多挑战。

    另外，2018 年，图片作品侵权案件呈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案件区域集中态势非常明显。刑事案件中，游戏作品仍然是“重灾区”。

    对此，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完善版权制度体系，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创新版权治理模式，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摘编自《网络版权报告：图片侵权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现象严重》，《新京报》2019 年 4 月 26 日）

    材料二

    注释：在线视频广告营销收入指在线视频企业或者门户网站旗下的视频平台获得的全部广告投放金额，包括在线视频企业旗下细分产品平台；版权分销是指公司向著作权人购买独家作品版权后，又将该作品版权再分销给其他公司，然后从中赚取差价的模式；用户付费指企业的视频业务通过用户获得的付费额，包括会员费、单次点播付费等；其他是指在线视频平台在前述几个业务细分之外的业务规模，例如娱乐相关硬件的售卖、电商业务等。

    （摘编自《2017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研究报告》）

    材料三

    走好网络版权保护之路，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建立适应当下需要的版权保护模式。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传播方式，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网络聚合等商业模式的不断发展，智能语言、网络直播、电子竞技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适应网络时代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复杂性、裂变性等特点，要通过健全版权管理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创新技术手段，编织更加严密的版权保护网。另一方面版权交易平台滥用诉权谋取私利的歧途，启示我们，唯有在版权的确权、授权、交易、使用上找准各方利益平衡点，版权保护才能发挥其“保护和激励原创，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繁荣”的作用。

    没有一个良性的版权市场，不会有版权事业的长足发展。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版权保护交易市场，关键在于多方合作。作为监管单位来说，要厘清版权所有者、交易平台、使用者各方的行为边界，以规则意识破除市场交易的乱象，奠定版权市场的基石。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来说，依法依规开展经营业务是底线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要优化产品服务的模式，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交易方案，推动行业风气转变。而对于媒体和公众而言，任何时候版权意识不能丢，尤其是在使用网络作品时，避免“拿来就用”，做到“规则紧绷”。市场参与各方形成强大合力，方能推动版权保护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

（摘编自高兰《网络版权保护，多方合作才能行稳致远》人民网 2019 年 4 月 26 日）

    材料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经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之风，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和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令人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

嘉宾：张连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嘉宾：郭为（神州数码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主持人：冯华（《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主持人：今年以来，我国以数字经济为支撑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别快。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张连起：三次工业革命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原来是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现在数据已成为了一个重要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能所有的行业都需要重构、重置。尤其今年的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治理、数字要素嵌入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郭为：如何通过数据的优化，来重构我们的实体经济，这就是数字经济要发挥的作用。制造强国很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就是用大数据、“云”使得整个制造环节和流程实现智能化。生产的每个环节、每个部件，都实现成本、质量和时间的有效组合，实现一个系统性的有效配置。比如，一辆汽车有两万个零部件，一架飞机有两百万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和系统的组装过程，如何通过数字化的仿真来指导现实的优化，这就是数字资产很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的，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我们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郭为：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认知。为什么我们要做颠覆性的技术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全新的技术，这样在全球就存在着错位竞争，而不是大家都在一条线上去竞争。

张连起：我们在数据治理方面，有天然的超大规模市场，有新的消费升级，还有四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些方面都催生了大量的需求，如用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技术创新等植入进去，可能就会形成我们的长板。

主持人：还有哪些融合创新领域有待我们去突破？

郭为：我们公司在金融领域探索的比较多，比如，一个种苹果的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土地，能不能有一个数字化的手段帮助他找到土地。然后这个土地又能拿到银行去做抵押贷款，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向农业、实体经济提供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又可以和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结合在一起，既是技术上的突破，能够很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也是一种融合创新。全中国有那么多中小微企业贷款很困难，怎么样通过各方面的经济数据来为他们画像，帮助他们建立信用体系，让银行愿意给他们发放贷款。

张连起：我们国家对“三农”确实投入很大，国家对脱贫攻坚力度空前。但也应该看到存在缺少数据的、科技的赋能短板，补上这个短板就是给“三农”发展安上“科技的翅膀”。

主持人：最后，请问两位老师，在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数字经济和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郭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又非常重视教育。有着最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张连起：我们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完全可以锻长板、补短板，百折不挠推进高质量发展，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摘编自《数字赋能 共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