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企业创立于2014年。2015年国内共享单车初步发展，到2017年，用户数激增700%，预计未来三年仍将大幅增长。

    共享单车用户以在校大学生，年轻的上班族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学校、公交站、地铁站等附近的共享单车给使用者提供了最快捷的“最后一公里”行程方案。共享单车不仅使用方便，而且也有绿色出行的好处，在城市内快速普及。

    在用户的使用频率方面，大部分用户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当前共享单车企业也在靠着补贴的形式获取用户，培养用户。

    从当前主流的十家共享单车APP用户评分上看出，共享单车行业整体的用户评价并不是很高，一步单车超过9分，小蓝单车超过8分，更多的共享单车APP评分惨不忍睹。

    当前，共享单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一部分来自产品本身，包括车辆的损坏等；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用户，包括一些用户盗取共享单车、恶意损坏、换锁等，这还需要平台与政府共同监督，行业只有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发展。（改编自《速途研究院报告》）

材料二：

    2016年，已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扫码骑车、手机付费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了安全隐患。在不少城市，非机动车道、步行道、主次干道转弯、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产生了影响。

    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处理？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仅仅这样简单收缴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与城市公共自行车有固定车桩不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如何保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都出台了信用惩戒条款，提醒使用者停放在规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分系统，一旦停放不符合规范，下一位使用者可以举报，扣除这名违停者一定的信用分。当用户过低时，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使用权利。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见正加速出台。（摘自《山西日报》）

材料三：

    最近，广州共享单车用户接连收到商家推出的“免费骑”、充值返现活动的通知短信。23日上午，摩拜单车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红包车”，不仅骑车“限时免费”，还向用户倒贴钱，正式将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带入“血拼时代”。24日，“摩拜红包车”在广州上线。

    记者从摩拜单车了解到，今后，用户打开APP时，除了能看到周围可供使用的共享单车，还有可能发现红包图标，也就最新上线的“摩拜红包车”。只要找到这类“红包车”并有效骑行超10分钟，即有机会获得100元以内的现金红包，金额累计超过10元即可通过支付宝提现。

    实际上，过去两个月，共享单车企业的免费大战持续升级。上周末，小蓝单车率先宣布开展“免费骑”活动。随后，摩拜、ofo立即“迎战”，各商家的充值返现活动也颇为频繁。

    免押金、骑车免费，甚至还送红包……对于此前引起业界热议的共享单车盈利模式问题，各家企业似乎已“放弃了思考”，直接进入名副其实的“烧钱”模式。不过，这当然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运营成本。一方面，不想丢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对手“分蛋糕”，这也让单车企业陷入份额与烧钱必须二选一的“囚徒困境”。（摘自金羊网）

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看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8月8日，九寨沟地震发生18 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的机器，写了篇新闻稿，写作用时25 秒。稿件用词准确，行文流畅，且地形天气面面俱到，即便专业记者临阵受命，成品也不过如此。再考虑到25 秒的写作时间，人类完败了。

    人工智能正在向高端职位进军。有人预言，除了华尔街的交易员，像律师、会计、医师等高端职位，也将大量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埃隆·马斯克说在未来20年，全球12%至15%的劳动力将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李开复则认为，10 至15 年之后，也许50%的人要面临工作部分或全部被取代的局面。

    “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一轮工作革命，人工智能将大量淘汰传统劳动力，很显然也会有不少行业，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起而消亡。”陶庆华说，“但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会创造高端的新型的产业需求，从而带来劳动者的转型升级。所以，只有新型劳动者，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摘编自《人工智能来了，你的饭碗会被拿走吗》，2017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近年，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全球关注和辩论的焦点。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会导致人类的工作机会大量缩减，甚至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冲击。但戴尔表示，他本人对人工智能并不恐慌。他认为技术就是要推动人的潜力最大化。任何一种新技术或者新工具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坏的用途。“技术发展不应成为我们害怕的理由。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人与机器合作的世界。”戴尔还谈到，新的技术使我们拥有更好的商业、社会和教育环境等。就如同劳动力和资本，数据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投入要素。“数据是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摘编自《迈克尔·戴尔：人工智能时代是人加机，而非机减人》，9 月29 日新华网）

材料三：

    预计到2020年时，与全球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行业增加值将达到近20万亿美元，中国约有69%的企业将数字业务发展作为未来一年内的首要任务。对于企业来讲，数字时代已然来临。在未来，个性化和预测将成为消费者客户服务需求的主题，依靠类似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将把渠道内的客户服务与效率提升到极致。可以预见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识别、智能匹配、智能解答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推送。

（摘编自《AI将改变客户体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2017 年9 月29 日环球网）

材料四：

    目前人工智能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毫无疑问都只是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建立在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知识成就基础之上的能真正解析人类智能之谜的理论。诚然，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类能达到的智能水平，从理论上讲，通过相应的渠道机器完全可能达到。可是，当前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差距显然是存在的，智能机器与人的本质差异可能就在“个性”方面。理论上讲，软硬件完全相同的机器之间，是无所谓“个性”的，而人的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拥有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个性。

    就技术而言，不管是智能实体还是网络虚拟人，如果不能深入解析人类心智本身，则雷库兹韦尔预言的奇点，即在2029年我们将在机器中实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的梦想就不可能到来。因此，深入解析人类“自由意志”和“个性”的本质是实现强人工智能目标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一旦机器具备自由意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新的伦理与现实的问题。

（摘编自《人工智能发展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2017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

材料一：

    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 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  中国交通新闻网）

材料一：

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自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中医文化传延几千年，出现了神农、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药名家，留下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学著作和《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药学著作。中医药并不局限于汉族医药，还包括中国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他们各成体系，各具奇效。20世纪50年代，小儿流脑、乙脑流行，中医成功地运用白虎汤和白虎加苍术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疗。在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以及2009年的甲型流感战疫中，中医药再次让人们见证了其特殊疗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中，中医药及时参与病毒感染群众治疗，其治愈和康复效果更为明显。张伯礼院士团队观察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为5.15天，比单纯西医少2天；体温恢复时间为2.64天，比西医少1.7天；平均住院天数少2.2天，CT影像好转率高22%，临床治愈率高33%，普通转重症比率低27.4%。

(摘编自王守富《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谈增强中医文化自信》)

材料二：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激起“中西医之争”。否定中医的理由集中于“不科学”。那么，“科学”能等同于“合理”吗?谁也不能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于欧洲之前，人类的想法和做法从来没有合理过。也不能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后，实践中就只有这一种“合理”。而且即便在科学领域之内，其方法和结论也在不断分化和变革中。做科研的学者和从事临床治疗的西医医生并不轻易否定中医学，部分原因他们在长期的专业训练中成“科学精神”只说证据支持的话，对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事物保持审慎。倒是一些并不从事科研临床工作的“科普作家”，生搬“双盲实验”“安慰剂效应”等概念，以医书里有蝙蝠粪便这类耸听的药材为由，急吼吼地来“反伪科学”了。这体现了他们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迷信。所谓迷信，不必是某种“信”的内容，而应是一种“信”的方式，比如：不承认有科技控制能力之外的事情等。

“合理”也分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质疑中医的人倾向于将其无法否认的治愈效果归为心理暗示。这虽是以偏概全，但中医的确不排斥心理效应，“情志”是重要的诊疗因素。

心理效应被视作对实验室科学研究的干扰，但如果安慰剂会增强人的求生意志，若在生死一线间起决定作用，是否要采用呢？但凡进过手术室的人，都会给出跟登台演讲、键盘作文的人不同的回答。此次抗疫中，重症患者的意志力是关键性的疗愈因素。

中国传统医学与基于近代科学的西医学确有思想观念的分歧。西医的思维方式基于身心二分的哲传统，将“身”拆分为组织、细胞、蛋白质、基因等物质对象和转氨酶、血糖等物质指标，追求不断增强对物质对象的精确认识和人为控制。治病的思路是把病毒、癌细胞或者其他不良的物质实体精确定位，然后用药物、手术刀等人工手段把它们清除。中医则更仰赖每个生命体的自组织能力，方剂和针灸都旨在激活和加强生命本有的免疫和自愈能力，并把积累的经验凝固在其理论和操作体系中。这种思路擅长的不是定义和消灭病原体、癌细胞等，而是效变小环境，使其干不成坏事。

在此次疫情中，西医有时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尤其在涉及个体免疫力、自愈力和体质差异等方面，而中医则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最激烈的争议倒不在这些实践效果，而是在观念上能否相信中医合理。

不过，专精于研究物质实体的西医有其难以企及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可积累可传播的知识体系。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最新成果，一旦公布于权威期刊，全球的医疗界都能了解和应用。相对而言，传统中医的实践和理论都更支持个别化诊治。每个人，包括患者和医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度差异化的。大夫要摸索自己独有的模式并愈加精熟，所以“老中医”貌似更可靠。但这个特点让“可重复”“可证伪”和“可交流”变得困难。“说不清楚”在理想状态是“妙不可言”，但流于平庸则文过饰丑。不世出的高手因医术高超被传为神话，但水准高却不能只靠讲故事。意象化的概念体系要由扎实的技艺训练去承载，技艺怕失传，更怕“道”“气”等词语被各路“大师”用作蒙混的话术。

(摘编自孙焘《文化反思中西医之争》)

材料三：

根据经合组织(OECD) 2017年数据， 我国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人) 为2.0， 美国2.6，日本2.4，欧洲国家多在3以上，奥地利则为5.2。即使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短期激增需求，我国的医疗服务供给也是相对不足的。此外，我国自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进程迅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7.0%已上升到2018年的1.9%。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50年，我国这一数字将达26%。

根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而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中，更是只有少量的中医从业人员，且主要工作于中医科，并未真正融入各个专科，实现中医的全面参与。据2017年教育部数据，在医学教育供给体系中，医学类在校生数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为17万人，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13.7%。在西医院校或综合大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尽管中医学在防治疫情、慢性病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课程体系设置中，通常只有《中医学》一门课程，多则100学时左右，少则30学时左右。

(摘编自翟双庆《疫情“大考”背景下对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