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不能缺位

李建凤

    任何生命的逝去都会让人痛惜，一个年轻生命的凋零尤其让人扼腕不已。

     9月7日上午，陕西省城固县第一中学一名高一学生在校内学生宿舍楼内上吊自杀。据了解，这名男生只有15岁，今年刚刚考入城固一中高一年级。该生还留有一封遗书，大致意思说：由于父母对其期望值很高，在考进城固一中后，感到学习压力非常大，学校的环境无法适应，所以选择了离开。

    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频频发生，屡见不鲜：

     2014年8月30日，西南林业大学一名大二学生代同学补考时被监考老师发现，在写下检讨书后，跳滇池自尽。

     2015年6月1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庄园小学一名五年级学生，放学后在家中上吊自杀。

     2014年12月17日，深圳市光明新区长圳社区一出租屋内，一名13岁的六年级小学生在家中用校牌绳上吊自杀。

    ……

    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辛辛苦苦养这么大，一夕之间失去，痛苦可想而知。但在悲痛之后，不禁沉思：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为什么对自己的生命这么不珍惜？

    尽管每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透过事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生命教育的缺失。若有到位的生命教育，他们又怎么可能如此决绝地将最可宝贵的东西轻易抛弃？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家长大都把孩子捧在手心里，在教育上不惜重金，给孩子报这样的补习班，报那样的特长班，目的是想让孩子多学知识，多掌握些本领，以期将来孩子能出人头地。但很多家长往往会忽视了最为根本的教育——生命教育。如果生命都没了，何谈成龙成凤？

    生命教育，当是唤起生命意识、培养生命智慧、追求生命价值的教育。它首先是“人最重要、生命第一”的教育。人为万物的尺度，生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故而生命高于一切，一切必须为生命让路。对于任何人来说，自己的生命最宝贵，他人的生命最应敬畏。生命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让这样一个生命意识深入骨髓。

    先有生命意识的觉醒，然后才有生命智慧的摸索与习得。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甚至会遭逢命运的大起大落。生命意识觉醒的人自然懂得，不是任何东西都值得以生命相搏。要教育孩子在遭遇挫折时，直面困难，而不是选择逃避和放弃。作为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自己的事，不仅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亲人负责。

    热爱生活，珍视生命，绝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

(摘自2010年9月10日《东营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好感度提升。在文化接触动机方面，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成为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伴随中国文化的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受到地域、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点和接触动机呈现盖异化特征。文化内涵的丰厚程度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有着双刃剑效应，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也会因为文化差异成为金砖国家民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障碍。

    调查发现，与旅游体验相关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文化演出、旅游商品、影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金砖国家青年最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类型；而具有中国哲学观念、社会样态抽象化表达的音乐、报纸杂志、书籍的选择意愿整体较低。

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分类表

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喜爱程度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

材料二：

    随着整个国际交流的拓展，青年人群是否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是否有情感上的亲近性，是否有价值观上的默契和生活方式上的好奇心决定了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实施调查中，在调研对象构成上我们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青年人群体。

    从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国人物在外国青年时中国文化符号认知的比例中是最低的。

    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种整体结构的认知需求了，他们对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会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

在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的渠道选择方面，互联网（62.9%）成为首要信息渠道。调研发现社交圈中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4.1分；社交圈中没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3.6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激发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扩散作用。

    当前我们的对外传播中，行政为主导的文艺演出、现场节事活动比较多。但是线上的活动数量少，种类偏单一。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

材料三：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井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中国人要走出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有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取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以摩族猎人为例》）

材料一

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纸质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大众化，网络阅读铺天盖地闯入人们的生活。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貌和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打开一本书，“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我国数宇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 6%，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

专家预测，5G时代的来临，为全民阅读的数字化带来新机遇——戴上虚拟增强现实设备，读者马上“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影像现场；翻开一本秦兵马俑画册，屏幕上立即展示各种秦俑立体造型……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能化出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读体验。

70年，中国人的阅读从“有没有"升级到“好不好”，不仅阅读书目走在百花齐放的路上，阅读场所从家庭、阅览室换到兼具“颜值”和“内涵”的新型阅读空间。书从纸质变为电子，而且阅读与各个领域跨界，衍生出“阅读+行走”“阅读+话剧"“阅读+科技""阅读+互联网”“阅读+公益”"阅读+摄影"“阅读+音乐”“阅读+电影”“阅读+社交”……阅读，让生活更加多彩。

    (摘编自《触摸国民70年间读轨迹》.2019年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阅读情况调查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材料三

从免费阅读到花钱“追更”，消费者正在读书类APP"诱导”下，逐渐接受付费阅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已达254.5亿元，六成数字阅读用户愿意为电子书付费。

纸质载体也好，电子书也罢，本质上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对任何一个运营机构或者运营商而言，都不可能永远“免费”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户开始愿意付费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只是还需要有关部门在规范方面做更多努力。

目前，数字阅读市场还处于崛起阶段，鱼龙混杂。在运作模式上，一些在筑“付费墙”，一些则在摸索“免费阅读+广告”模式，一些则以分享、点赞、组队等作为激励机制……这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抢占市场做法，虽没有什么不好，但客观上造成了行业无序竞争，滋生了一些乱象。更有甚者，一些新媒体为在迎合中争取读者，使出浑身解数拼碎片，置起码的原创精神、作者权益于不顾；一些营运平台，在利益驱使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戏法推出一些色情、暴力作品，置起码的社会责任于不顾。

这些现象显然不利于数字阅读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鼓励、扶持数字阅读市场时，及时注意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数字阅读只有在规范上下功夫，才能赢得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摘编自《数字阅读市场有待规范发展》，2019年8月12日《经济日报》)

    材料一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可以说，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同时，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徘徊不前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创新活力。毋庸置疑，在数字经济这一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排名世界第一”，经上海社科院研究分析，预计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15%左右的水平，而美国则会保持在6%左右。

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场始于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变革正在从技术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成为重塑经济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甚至国际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力量。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早已不是科学家实验室里的理论模型，而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和共享设备。以电子商务为例，10年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已经超过40%；目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已经超过法、德、日、英、美五国的总和。

    (摘编自王法治《发展数字经济，中国不止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有待克服的障碍、有待消除的不良影响，这些问题有待各方采取措施逐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重。数字鸿沟既包括基础设施接入层面的鸿沟，也包括数字素养方面的鸿沟。在接入方面，至今全球仍有40亿人不能上网，很多国家也制定了各自的普遍服务计划，但短期内仍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在数字素养方面，各国普遍存在数字技能不足的情况。欧盟2014年的统计表明，高达47%的欧盟人口缺乏足够的“数字能力”，成为欧洲数字化发展的最大障碍。相对于欧洲，发展中国家数字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各国急需加强数字素养教育。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安全威胁也日益增多，高危漏洞数量有增无减，网络攻击越演越烈，关键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金融领域、能源行业成为重灾区。据互联网监控公司ArborNetworks的数据，2011年至2014年短短三年内，全球DDoS攻击量增加了30倍以上。一项研究估计，每年各种网络犯罪、攻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安全问题的存在大大阻碍了数字经济进展。

数据是教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但数据的极大丰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数据洪灾泛滥”的现象，给我们带来了极大挑战。例如，在数据产权方面，数据所有者、拥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权责如何确定?

    在知识产权方面，一些国家致力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但也有不少国家和研究机构认为，技术的变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产权的界限，原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已与数字经济发展脱钩，造就了一个由专利流氓和专利持有人构成的寄生系统，阻碍了创新。目前，知识产权的调整仍在缓慢进行中。又如，在用户隐私保护、“被遗忘权”等方面，各国也未达成共识，这些问题导致目前各国数字经济监管政策千差万别，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冲突不时出现。相关法律建设的滞后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摘编自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崛起：未来全球发展的新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