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 鞭

（节略部分内容提示） 天津城西挑担卖炸豆腐的“傻二”用头上那根粗黑油亮的大辫子把惹是生非的大地痞独眼“玻璃花”抽了个鼻青脸肿。“玻璃花”栽了面子，发誓一定要报仇，结果他将天津很多名声响亮的奇能异士甚至东瀛武士找来帮忙，可这些人一一栽在“傻二”那辫子上，从此人们称他的大辫子为“神鞭”。几年之后，大清朝亡了，要剪辫子。这时的“玻璃花”混进了“巡防营”洋枪队，不但剪了傻二徒弟的辫子，还上门来要和傻二算旧账。傻二一声不吭，闭门不出，不久就失踪了……

①一年，才刚开春，草木还没发芽子，远远已经能够看见点绿色了。南门外直通海光寺的大道两边开洼地，今儿天蓝水亮，风轻日暖，透明的空气里飘着朵朵柳絮。这时候，要是在大道上放慢腿脚蹓跶蹓跶，四下望望，那才舒服得很呢！

② “玻璃花”来到道边一家小铁铺，给营盘取一挂锁栅栏门的大链子。他来得早些，铁匠请他稍候一候。他骂一句街，便在大道上闲逛逛，逛累了，在道旁找到一个石头辗子，翘腿坐在上边。他见道上行人不少，忽然想到要显一显自己才弄到手的小洋货，便打怀里摸出一根衣兜烟卷，叼在嘴上，还模仿洋人，下巴一用劲，烟头神气地向上撅起来。跟着他又摸出一盒纯粹洋人用的“海盗牌”黄头洋火，抽出长长一根，等路人走近，故意手一甩，“嚓”地在裤腿上划着，得意洋洋点着烟，嘴唇巴巴地一口口往里嘬。就这当儿，忽然“啪”一下，烟头被打灭。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啪！”又一下，叼在嘴上的烟卷竟给打断；紧接着，“啪”帽子被打飞了。三声过后，他才明白有人朝他开枪。他原地转一圈，看看，路人全吓跑了，正在惊讶不已的时候，他看到前面开洼地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阔脸直鼻，身穿宽宽绰绰的蓝布大褂，纯黑的土布裤子，紧紧打着同样颜色和布料的裹腿，头上缠着很大一块蛋青色绸料头布。他见这人好面熟，再瞧，唷，这不是傻二吗！怎么这样精神？脸上的糟疙瘩都没了，一双小眼直冒光。可是“玻璃花”立即也拿出十足的神气唬对方：“傻巴，你是不是想尝尝‘卫生丸’嘛味的？”他一撩前襟，手拍着别在腰间的小洋枪啪啪响，叫道：“说吧，怎么玩法？”他拿傻二最怕的东西吓唬傻二。

③谁知这傻二淡淡一笑，把双襟的褂子中间一排扣儿，从上到下挨个解开，两边一分，左右腰间，居然各插着一把六眼左轮小洋枪，他双手拍着左右两边的枪，对瞪圆眼睛的“玻璃花”说：“当下，我也玩这个了，你既然要玩这东西，我陪着，我先说个玩法──咱们一人三枪，你一枪，我一枪，你先打，我后打。你那两下子我知道，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我要是不告诉你，那就算我欺负你了！你看──”傻二指着前边，十丈远的一根树杈上，拿线绳吊着一个铜钱，在阳光下锃亮，像一颗耀眼的金星星。

④“你瞧好了！”

⑤傻二说着一扭身，双枪就“唰”地拿在手里，飞轮似的转了两圈，一前一后，“啪啪！”两响，头一枪打断那吊铜钱的线绳，不等铜钱落地，第二枪打中铜钱，直把铜钱顶着飞到远处的水坑里，腾地溅出水花来。

⑥“玻璃花”看得那只死眼都活了。他没见过这种本事，禁不住叫起来：“好枪法，神枪！神枪！”再一瞧，傻二站在那里，双枪已经插在腰间。这一手，就像他当年甩出神鞭抽人一样纯熟快捷，神鬼莫测。“玻璃花”指着傻二说：“你那神鞭不玩了？”

⑦傻二没答话，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抬手把头布一圈圈慢慢绕开取下，露出来的竟是一个大光葫芦瓢，在太阳下，像刚下的鸭蛋又青又亮。“玻璃花”惊得嗓音变了调儿：“你，你把祖宗留给你的‘神鞭’剪了？”

⑧傻二开口说： “你算说错了！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决不输给别人。怎么样，咱俩玩一玩？”

⑨“玻璃花”这才算认了头：“三爷我服您了。咱们的过节儿，打今儿就算了结啦！”

⑩傻二一笑，把头布缠上，转身走了。“玻璃花”看着他的身影在大开洼里渐渐消失，不由得摸着自己的后脑壳，倒吸一口凉气，恍惚以为碰到神仙。他回到营盘后，没敢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怕别人取笑他。不久，听说北伐军中有一个神枪手，双手打枪，指哪打哪，竟说一口天津话，地地道道是个天津人，但谁也说不出这人姓名，“玻璃花”却心里有数，暗暗吐舌……

（节选自冯骥才《神鞭》）

天幕上的舞蹈

刘明霞

    当单位门前那可硕大的木棉树一马当先，开的热热闹闹纷纷扬扬的时候，我就知道春天来了，春天匆匆地、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来了。

    上班下班从树下走过，不经意间，“啪”的一声，一朵红艳艳的木棉花就会砸在你的脑袋上、脖子上或脚边。躬身捡起那多水灵灵的花儿，它肥厚丰腴，娇艳无比。我不由伫立仰望：那伸向天空的树枝上，点缀着红彤彤的艳丽，如舞女的长裙凌空飞起，姿态翩然，在天幕上飞舞、摇曳，挑逗着阳光。哦，木棉，如果说那些低矮的灌木开出的叫花的话，那么，天幕上开出的你定是花的精灵了。我想，大喜大悲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而有的时候，灵魂的震撼既不是喜也不是悲，而是一种晕眩，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我与木棉只是萍水相逢啊，而我却仿佛等了她很久很久……

    木棉在晴空里蕴足了那种如梦如幻的气质，点染出闹春的意境，这个时候，该有一首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婉约优美的歌来伴随她的舞蹈的。木棉，这所有的魅力是源于哪一天呢？是谁亲手把你中在这的？在狭窄的街道上，在对视着屋顶与屋顶之间，你显得独立又不会太孤寂，但你似乎总是在超脱。也许，人们不理解你为何总要高高在上，难道华丽高尚的你喜欢这样曲高和寡？你独树一帜，是不想与俗颜争宠，还是喜欢独自享受孤独？这里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只是一树艳红。红花还要绿叶配，你是真正的红花，真正的红颜，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娇艳没有丝毫造作。你违反了花与叶的辩证关系是想证明自己没有依附心理，还是为了宁缺毋滥呢？你独挡风雨的侵袭又守住生命的质量，你是花中的君子啊！当我看到你舞动长裙在风中吟唱时，我终于明白了你的选择。

    把蓝天当背景，把白云做道具，你的舞姿梳理着时间和音乐。木棉，你实在是一个高洁而空灵的舞者啊！

    也许，人间意味浓烈，世俗气息浓郁的灵魂，终是不能升入天堂的，所以，你摆脱世俗，奋不顾身地冲向云天。当春风吹开尚在沉睡的你的惺忪的双眸时，你张开一朵朵圆润饱满鲜活生动的花儿，在天幕上跳起优美的舞蹈，一会儿如慢板徐缓轻悠，一会儿像快板恣意奔放。你那独特的舞蹈词汇是在诉说生命的故事吗？生命的初始该蕴藏着多少的神秘而动人的细节啊！你这活泼灵动、伸展舒畅的生命，你的舞姿搅动了生命的奥秘和底蕴，平淡而单调的生活因了你而有了一丝亮彩，你告诉了我一个关于生命的秘密、关于岭南的秘密、关于花的秘密。那“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的，是你的红舞鞋吗？木棉，你的人生如此脆弱又如此美丽，花开花落，全是自己的热闹。伴着风儿翩翩起舞的你，舞出的是现代还是古典？

蚕儿

陈忠实

    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组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以前的老师，从来不在学生面前说自己的姓名。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有一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说。我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

    走进小房子，他从来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的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养蚕的同学多吗？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几条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萝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萝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级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萝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这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金，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他本来要教我们唱歌的，但后来他自己唱不出来了，就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来边，强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后来才听说，老师被调走是有人把他反映到上级那儿了，说他把娃娃惯坏了！

    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籽儿了。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

（有删改）

夜哭

吴佳俊

    我在夏夜里听到过各样的哭声。

    那哭声，有时大，有时小；有时缠绵，有时悱恻；有时孤绝，有时冷寂；有时如流星划过天幕，有时如蚊虫嗡鸣耳畔；有时似夜风摇撼大树，有时似月光照临池面；有时像乡村基督徒唱诵的赞美诗，有时像吃斋信佛者念诵的经文……

    这些哭声，曾让我彻夜难眠。我躺在床上，被各种哭声深深地包裹着，酷似黑夜包裹着村子。苦痛和忧伤如同明灭闪烁的繁星，布满了我大脑的天空。我睁开眼，望着漆黑的屋瓦，耳边不自然地响起艾青在他的《诗人论》里发出的诘问：“如果你听见深夜里还有哭声……你的嘴还能缄默吗？”然而，我的确只能缄默，在这个沉闷的夏季的夜晚。我不缄默，又能如何呢？

    在回乡居住的这些日子里，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被众多的密集的哭声所恼过，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不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是一个有着哭声的惶然的“子夜”。我一定要出那些哭声的来处，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深夜里哭泣，以便使我的内心获得安妥和宁静。我的锐敏的听觉的雷达，顺着那声音的频率，在黑夜里四处探查，像一束微弱而幽冷的光，穿梭于夜的深渊里。遗憾的是，我探查了整整一个夏季，还是未能彻底搞清楚那些哭声的来源。只有极少数的几种哭声，我是确凿地知道它们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为此，我愿意将它们简略记述在这里。我希望我的文字不再缄默，尤其在听见深夜里的哭声的时候。

    树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树的叶片都是纷乱的，有的甚至变得焦黄。我居住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树——有感情的树，会欢笑也会流泪的树。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看到过它们那或悲伤或祥和的样子。印象最深的，是我家菜园旁土坎上的那棵洋槐树。每年春天，帮上都会缀满繁密的白花。那是蜜蜂最欢欣的季节，却是洋槐树最忧愁的季节，现在，洋槐树早已枯萎了，再也开不出洁白的花朵，然而蜜蜂仍会年年飞来围着枯树转，有时，蜜蜂还会带来鸟雀、蝴蝶、蜻蜓随着它们一起转。转着转着，蜜蜂就开始哭了。蜜蜂一哭，鸟雀也哭，蝴蝶也哭，蜻蜓也哭。最后，枯死的洋槐树也哭了。我至今不明白，既然树都死去了，那它又怎么还会哭泣呢？而且哭声还那么响亮，那么具有穿透力。难道是洋槐树死了，只剩下它的哭声还活着么？

    土地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土地只长荒草不长庄稼。我的村庄周遭全是这类长满了荒草的土地，我每天从原先的土坎走过，荒草都会抓我的膝盖，它们试图覆盖我，我挣扎着，抵抗着，为土地，也为我自己。或许是土地可怜我，才在我脚底下要要地哭。我熟悉它们的哭声，它们的哭声里包裹着太多的盐和太多的碱。

    夏天肯定哭过。因为哭过的夏天总是海热、干燥的，它们会把嗓子哭得沙哑，把喉咙哭得冒烟把田地哭得拆裂，把虫子哭得自杀；它们还会把凉风哭成汗液，把山路哭成血管，把粮食哭成饥饿……我不知道其他的季节是否也会哭，比如春天会哭吗？冬天会哭吗？秋天会哭吗？反正夏天是会哭的，难怪我会在夏季里听到那么多的哭声呢。也许，夏天是在代替秋天哭、冬天哭和春天哭吧。特夏天把眼泪都流尽了，也就不会再有哭声了，那该是多么爽朗而宁谧的季节哟。

    我肯定也哭过。不然我绝不会听到这些夜里的哭声的。只有哭过的人，才会对各样的哭声那般敏感。那么，我又是为何而哭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泪水从没有告诉过我，它也从来不受我的控制。每次都是这样，只要我的双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然后，刮过故乡的野风就会将我的哭声带走，带出我的视线和意识，眷念和哀愁。如今，在这个充斥各样哭声的夏夜，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哭泣的缘由——我哭我的树和土地，也哭我的夏天，更哭艾青那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诗句。

（摘自《流火或寒冰》，《2018中国最佳散文》）

玉色

张玉

一

    1942年冬，临沧出奇地冷，澜沧江上下起大雪，24岁的曾祖父从作坊回来，手脚冰凉。他回到家，曾祖母已经烧好一大盆滚水了，趁热再煮一小锅米线，细碎碧绿的葱花、晶莹雪白的米线，汤清线齐，他热乎乎地吃下去，暖身子。

    那天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曾祖父的堂兄，前几年过河去了缅甸，在那里的赌石场做工，过年时才捎钱回来。

    他的堂兄回来，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堂兄说：“绍田啊，跟我走吧，我现在在孙立人将军的部队，38师……孙将军要带我们去缅甸、印度，把小日本赶回去。”

    曾祖父远走缅甸是那年腊月二十，天寒地冻，澜沧江静得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释放出冰冷的光芒，曾祖父喝了些白酒，在堂屋里生了许久，去厨房盛了一碗酸笋汤，喂一双儿女喝下，把碗放在桌上。

    他搬过一个高凳，从房梁上取下一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昏暗的屋里顿时一亮。那是一条深紫色的玻璃底翡翠珠链，艳如春水，美若朝霞。长长的小粒珠链，108颗，细碎的珠子只有绿豆大小，但是颗颗精圆，打磨得莹润无比。这是身为琢玉匠的祖父从无数的边角料中挑出来，一颗一颗琢成的；链子下面坠着一块满绿的玉牌，只有小手指大，精雕细琢地刻着一对鸳鸯，羽毛纤毫毕现。曾祖父把珠链给曾祖母带上：“玉罕，我这一去不知何时回来，你带着它们，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还缺一副手镯、一副耳坠，我原想着做齐了再送你的……”

    曾祖母拉着两个孩子将丈夫送出镇外，曾祖父深吸一口澜沧江上清冷的空气，自言自语：“多美啊，我的家。”他又回头嘱咐妻子：“柴火要烧得旺哪，快过年了，烧得旺，明年才好过呢。等开春我兴许就回来了，明年我和你们一起过泼水节。”

二

    明年，曾祖父没有回来；后年，他还没有回来；大后年……抗战胜利是1945年，他离家已有3年了，杳无音讯。曾祖母把院子临街的厢房开了一间小店，给街坊邻居做衣裳维持着生计。

    每年冬天，家中的炉火都烧得很旺，可曾祖父始终都没有回来，也没有音讯。日子一天天过去，曾祖母把老人们都送了终，又拉扯儿女长大成人；她有了儿媳、女婿，有了外孙、孙子，然后孙子孙女也有了儿女，我的父亲是她的小孙子，我在80年代出生，是她最宠爱的曾孙女。这一年，她已年过花甲，她的丈夫离开她整整40年了。

    上世纪末，我家搬到市里，想接了曾祖母到家里住，她执意不肯，要留在小镇度过余生。她说她要等曾祖父回来，如果他回来我不到她怎么办呢？

三

    2005年，我带男友回到嘉禾镇去见曾祖母。到达时正是腊月二十，小镇很冷，天早早地黑了。

    院落外的山茶树上挂着一对红灯笼，它们随风摇着，温暖喜庆，提醒我们快过年了。西南边陲的嘉合镇民族众多，各有各的年节。因此虽然年关将至，小镇也没有多少年味，只有我的曾祖母，年年都挂着灯笼等候良人归来。

    堂屋里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是几年前我父亲买回来的，曾祖母终日开着它，说屋里有声音，热闹些。

    晚饭是酸笋汤，清亮的汤水没有一点油星，上面飘着一些切碎的雪里红，雪白的笋丁在下面隐现，绿白相间如翡翠，我小口小口喝着，笋汤清香异常，洋溢着满满的年的味道，曾祖母爱怜地看着我，看着男友，絮絮地说：“那一年也是这一天啊，你太爷爷喝了一碗笋汤，还喂你爷爷和老姑喝了一碗……”我知道她是把我们当作她当年的小儿女了，我抬头笑一笑。

    吃了饭，我们在炉前围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辑里，播放的是中、印、缅二次会战纪录片，并有字幕在滚动：会战情况，日军在我国南部所犯的滔天罪行，一长串死难者的名单。我看到曾祖父的名字，流水样漂移着，消失在无数名字中间。

    我看向曾祖母，她神色平静，我的心落了下来：没事的，她是傣族人，不识汉字。

    曾祖母是在一个多月后去世的，离泼水节不远了。地的遗物存放得很整齐，衣服都在柜子里，重要的东西分门别类地装进一个个小箱子，在一只黄杨木匣中，我翻出一本泛黄的账册，一幅一尺见方的小像，还有一大叠零碎的字条。

    账册是我曾祖父玉店的流水，上面有往来账目，账目之后是他的签名：林绍田。

    小像是他画给我曾祖母的礼物，画中的少女娉婷而立，左下角是曾祖父的字迹：“爱妻玉罕小影，林绍田辛巳苦夏手绘。”沉静的中锋运笔，清秀无比。

    我又翻了那些零碎的字条，上面全部是三个字：林紹田。那却不是曾祖父的字迹，是一笔稚拙的字，起初是不连贯的，每一笔都歪斜细弱，后来就流利了，渐渐像方块了……

（有删改）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