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匀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皆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浑，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_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_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又体差井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币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这种霉菌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德尔斐神庙铭刻着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警语。正是因为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现代人或蹈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造成一个又一个悲剧。克服人类各种危机，需从这个根源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其追问和塑造的恰恰是人的灵魂。

    首先，文学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建立自审意识要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伟大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隐喻着人类的进步，也隐喻着个人的成长。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了“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罪。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甚至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要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这种思考极为深远。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应该具有人类良知。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别样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入睡了。

（摘编自叶廷芳《文学当助人识己》）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从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节选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人正面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然而古籍汗牛充栋，应该从何入手呢？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

    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描绘生动的历史画卷。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时代动荡引起词坛风气的巨大变化，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