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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云南省2019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仿真卷(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从唐宋都市格局及其呈现出的不同气象可见,宋文化相比唐文化,具有“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特点。 B . 两宋都城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市民文化活动丰富而普遍,市民文化的勃兴标志着古典文化走向了近代文化。 C . 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物被宋代士人作为礼品互赠,这种以物相赠的“人事”是比较雅致的社交行为。 D . 宋人整体的精神追求是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藉;在具体文化实践中,他们又能“游于艺”。
    【答案】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第一段强调宋代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的作用,揭示了宋代文化发展的深层原因。 B . 第二段通过唐宋都城的比较,从开敞的城市布局方面指出宋代文化具有的特点。 C . 第三段从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者都有扩大的角度说明宋代市民文化勃兴的状况。 D . 结尾段指出雅俗并存是宋代文学的艺术旨趣,也是宋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追求。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宋代士人群体活跃,关心时事,热衷讨论,大师、精英层出,说明当时思想相对自由,具有开创精神,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B . 宋代活跃在街头巷尾的讲史、说书的艺人,丰富和参与创造一些文学作品,为吸引市井大众,必然要注意艺术趣味的平民化。 C . 宋代士大夫热衷交游聚会,“真率会”这种聚会形式不拘参与者的长幼,不求聚会处的华美,力求俭素,呈现出一种淳朴之美。 D . 文人作品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也可能有书卷气息,这意味着宋代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可以并行不悖。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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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杨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感发扬到精美绝伦的程度。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眩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理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理论上“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作品的主旨,从而经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而现实生活中,“知音”往往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基本内涵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往往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

        ③在文本辨识力方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学作品,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伪存真,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力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学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在参与方式上,粉丝欣赏文学作品,要求突破“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的释放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文学批评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野马广为散布,曾为原始人类猎取为食。距今7000年至4500年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首先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并渐次传入中原农耕区。马匹作为重要的驮畜,春秋以前在中原主要用于牵引战车,赵武灵王向匈奴学习“胡服骑射”之后,更多地用于骑乘。由于自然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区繁衍的马匹不但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需要,且品种易退化,因此需从临近的蒙古高原输入。蒙古马,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体格不大,但身躯粗壮,四脚坚实,耐力好,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

        汉武帝时,为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路过大宛,了解到当地最为出名的物产是骏马。这种马与中原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身长体高,速度耐力兼备,是极为优良的战马。汉使看到这种马前膊流出的汗水中有血,感到奇怪,汉郊祀歌描写道“霑赤汗,沫流赭”,便以“汗血马”名之,又称“天马”。汉武帝为求“天马”,数次向大宛遣使,而大宛不仅不答应,且杀害汉使,引起汉将李广利两次率军征讨,最终如愿获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马3000余匹而归。

        汗血马的引进数量毕竟有限,而以良种西域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汉以后,汗血马仍然不断输入中原。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四记载,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汗血马”在元明两代称为“阿鲁骨马”,又名“小西马”,仍然是中亚各地进献的主要贡品之一。

        除中亚之外,漠北也是中原良马的重要来源。《旧唐书•铁勒传》载,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骨利干,于贞观中“献良马十匹”,“太宗奇其骏异,为之制名,号为十骥。唐代来自中亚的良马在当时口碑中最知名者,乃为唐太宗所喜爱的六匹骏马,太宗逝后,为之刻像陪葬,称为昭陵六骏。

        蒙元是域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其西北与中欧相接,西南临地中海,因此元代对遥远地域的良马有了更多认识,知道除了中亚的汗血马以外,还有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有专家考证,出土于我国甘肃武威的铜奔马即著名的“马踏飞燕”,其原型就是来自大宛的汗血宝马。

        由于看惯矮小蒙古马的蒙元贵族非常珍视“西马”,有些回回商人投其所好,远赴西亚购取,花费巨大。元仁宗即位之初,监察御使哈散沙奏请禁止,得到仁宗的批准。但实际上,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去世后,察合台兀鲁思汗怯别每年都数次遣使进西马等方物,元亦给以年例或回赐,其中仅泰定二年(1325年)一次就赐钞4万锭。

        古代中国兼有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人跋山涉水长途往来的主要载畜,它本身也是丝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

    (选自《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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