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昔周公吊（感怀）二叔不咸（通“贤”），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清代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伴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政府首脑的地位空前加强。清朝皇帝都亲理朝政，这在历代最高统治者中也是少有的。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三：中国古代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君主集权于上、行政体制分权于下的权力制衡体制，或是实行集体宰相制度，或是在正式行政体制之外另设机构，以达到分权的目的。

——摘编自赵沛主编《中国古代行政制度》

材料一：明朝的监察体系可以分为中央监察系统、地方监察系统和厂卫系统三大部分，把除皇帝以外的所有人和事都纳入到监督的范围内。各监察系统独立地履行监察职责；同时又是另外多个监察系统的监察对象。通过朝臣评议、严格考试、任前试用、重赏重罚等手段，明王朝吸引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到监察队伍。明朝的监察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当皇帝勤政有为时，监察体系能够有效运作，确保吏治清明。而当皇帝出现惰政、乱政之时，监察机构就会产生异化：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具；监察官员整体的堕落。

——摘编自人民网《浅析明朝监察制度的成败》

材料二：19世纪，英国政府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收效显著。从那之后，腐败问题在英国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这得益于道德教育、严格立法和比较健全的反腐败机制等多方面原因。但是，英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对政府的监督分散于议会、司法部门、审计部门、公众与舆论监督，以及政府部门内部，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反腐败网络。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反腐法律的国家，英国二战后通过的多部法令中均有针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法律条文。

——摘编自李清《英国的反腐败机制》

材料一：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党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奉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