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今年（2016）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他细心询问十八洞村的情况。

    这三年，十八洞村又是如何探索习近平提出的“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呢？十八洞村第一支书施金通向记者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十八洞村有225户993人，通过“户主申请，群众投票识别，三级会审，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记”，从全村甄别出136户、542位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5年的3580元，增长115%，减贫61户269人。这些贫困人口已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学生义务教育、家庭基本医疗和住房全部得到保障，学生入学率100%，家庭人口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率100%，住房全部达到安全标准。

（摘编自腾讯网：《习近平牵挂的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如何精准扶贫》）

材料二：

    “扶贫也要抓住痛点、扶出亮点、培育卖点！”公益组织“黑土麦田”的扶贫专员、湘西苞谷酸合作社理事长陶品儒道出他扎根湘西精准扶贫的经验。从澳洲国立大学毕业后，他辞掉高薪工作回国，和正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张雪婷扎根湘西磨老村，带领村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将老玉米加工成城里人稀罕的酸爽开胃的苞谷酸和香醇苞谷酒，找准了卖点。

    “不能让乡亲们守着优质美味的十八洞村猕猴桃、大湘西黄牛肉、安乡时令蔬菜喊穷。”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跃，则分享了红星大市场直销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的双赢经验。自2016年4月全省电商扶贫专项行动启动实施以来，已有7个贫困县成功申报成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内三大电商平台已开通20个贫困县的特色馆和3个市州特色馆，农产品“上行”交易额逾13亿元。

（摘编自2017年11月21日长沙晚报）

材料三：

    近年来，中兴镇立足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据了解，中兴镇为解决贫困群众长久脱贫问题，使“输血”变“造血”。成立夹江县龙井沟果业专合社，以“支部+专合社+贫困户”为模式，成功引进春见耙耙柑，打造万亩柑橘现代园。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依托该专合社，流转土地，发展脆李、柑橘等80余亩，每年可为集体经济实现增收100万元。流转土地100亩，建立中兴镇扶贫基地，他们把这100亩平均分给每一户贫困户，每户一亩，由专合社统一管理经营，受益归贫困户，预计每户可增收1万余元，实现了长期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他们在园区设立“一库五名单”台账，吸纳贫困户就近就业80余人，每人可通过园区就业实现增收13000元以上。

（摘编自2017年11月20日搜狐网：《精准扶贫开良方 脱贫致富拔穷根》）

材料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明确要求，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经济日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材料一：

    人工智能自诞生以来，其发展也经历过大起大落，但在过去几年的发展黄金期，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这都得益于“深度学习”技术开启的新篇章。深度学习旨在模拟人脑结构建立大规模神经网络，在充沛的数据支持下，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训练来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所谓深度学习技术已经默默为我们服务多年了，谷歌搜索、脸书（Facebook）的自动图片标记功能、苹果的语音助手、亚马逊推送的购物清单，甚至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是深度学习的产物。但是这种快速的发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安全和失业问题的担忧。霍金、马斯克等学家都公开发声，担心人工智能会失去控制，上演科幻小说中人机大战的情节。其他人则害怕认知工作的自动化将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曾经的“机器问题”卷土重来，我们需要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摘编自杨宁《终身学习时代已经到来》，2017年9月14日人民网）

材料二：

    人工智能（AI）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业务流程或全新的商业模式，而是对现有业务流程、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造。AI重在提升效率，而非发明新流程、新业务。未来10年，不仅仅是高科技领域，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不尽早为自己的业务流程引入“AI+”的先进思维方式，就很容易处于落后的追随者地位。

    在国家层面进行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这绝不是一件过于超前的事。人工智能发展涉及科研向产业转化的诸多挑战，在各行业应用AI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流程都需要更高层面的信息共享和整体规划，未来的因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革命则亟待新一代教育体制、人才培养与再培训机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的建立和完善单靠企业或社会的力量，这些全局层面的问题是很难得到快速解决的。

材料三：

    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石博盟（ScottBeaumont）介绍，谷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贯穿于各个产品线，包括消费者导向的产品，比如谷歌翻译中的图象识别技术，可以通过相机镜头去翻译标志、菜单等；对数据中心的控制和评估可以提高效率；在医学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医生提高筛查出疾病的准确率。

    “现在来中国介绍和探讨AI是最佳的时机。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科技资产，还有很多的计算机科学家，谷歌在中国也雇佣了很多软件工程师。除此之外，中国一旦有一个想法，就立刻把它打造成一个原型的能力非常强，还有海量的数据作为支撑，所以中国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石博盟说。

（摘自《对话谷歌大中华区总裁：中国人工智能有得天独厚优势》，2017年10月12日新浪科技）

材料一：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显然，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后来大家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联系起来。钱穆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也指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是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长期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为此，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新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不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学理意味极深厚，可惜时人未予重视。

（节选自刘梦溪《国学辨义》）

材料二：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事实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也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都属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最近听一位领导说， 他在新德里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这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节选自季美林《谈国学）》）

材料三：

    究竟何谓国学？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又该如何理解？迄今仍众说纷纭。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国学内容究竟指何方面。吕思勉说：“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吕思勉对国学并未就学术本身予以界定，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国学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尤为强调国学与西学并无绝然不同，而在这方面是有深意的。它表明吕思勉并不认同国学与西学是古今之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击了西化派认为国学与西学绝然对立，不可调和，而必以西学取代国学的观点。虽然就国学本身而言，吕思勉并未讲得分明。

（节选自姜寿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材料一：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八部电影集体上映，当日票房超14亿元，创国内单日票房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春节的“必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上映5天，成为领跑春节档的票房“黑马”。而充满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紧随其后。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地的一项新年俗，很多影城春节期间日均上座率增长十分明显。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有超过1.1亿人次到电影院观影，全国电影亲房超过50亿元。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丰富，品质、口碑都不错，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化观影需求。

    （摘编自于佳欣《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透视过年方式之变》，2019年2月1日新华网）

    材料二：

    《流浪地球》票房已超30亿，收获了票房，也收获了口碑，展现了中国人全球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中国电影开始聚焦人类命运。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认为：“中国电影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正在崛起，但未来题材一直没有突破。《流浪地球》横空出世，极大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观影需求。”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去流浪’， 这样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大片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该片充满着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义，既有家园情结，又透视出家国情怀。

    《流浪地球》的热映，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在专家和观众的如潮好评中，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正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摘编自牛梦笛《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2019年2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月10日18时，春节档内地电影票房累计超过55亿，排名前三的影片票房均破10亿元；《流浪地球》票房19.24亿，《疯狂的外星人》票房14.10亿，《飞驰人生》票房10.13亿。

    实际上，票房创造历史新高并不令人意外，其背后是我们迅速增长的文化市场。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6万家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占我国GDP的十分之一，可见我们文化产业体量宏大；同时从8.2%的增速来看，也高于GDP6.7%的增速。其中文化服务业34454亿元，增长15.4%。

    距离普通民众最近的文化产业消费，就是电影市场。电影是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市场的火爆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从中捕捉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消费信号，即我国居民已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文化产业的消费，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可逆转的消费新趋势。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代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存在问题。虽然我国当前文化产业规模扩张迅速，我们依旧缺乏一些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lP。当然了，推动文化领域全产业链发展，有关部门也需要发挥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文化企业发展的种种束缚，释放出文化企业的真正生产力。我国一些文化事业单位集聚了很多的人才资源，有着非常强的实力与基础，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压舱石”，激活这些资源必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其中不少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或将成为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龙头。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正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不断扩张文化产业规模的同时，还应深度挖掘IP价值，建立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外谋评《流浪地球》称，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好莱坞式“太空竞赛”，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培育出更多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IP。

（摘编自盘和林《春节档电影票房超55亿，我们还缺点啥》，2019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客户端）

材料一：

    近些年体罚现象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上很多人否定教育惩戒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近日，江苏一学校20多名学生家长联名举报一位数学老师对学生进行变相体罚，随后当地教育局对此展开调查并认定为变相体罚，进行了通报批评。

    记者了解到，曾有老师因为学生课堂上顶撞自己，就把该学生带到办公室扇了两个耳光，用脚踢了几下，又将该学生带到班级，让班上学生每人打他一巴掌。

    滥用惩戒权导致惩戒过度现象屡见不鲜，重建家校信任，打破“猜疑链”，双方必须就能否实施惩戒、由谁来实施惩戒、惩戒的形式和程度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教师惩戒权有理可循，但是尚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教育法律法规中缺少对教师惩戒权的明确与规范。

    教育本身含有“惩戒”之意，但没有法律保障的教育惩戒，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存在隐患。给予教师惩戒权立法足够的重视并构建完整的法规体系，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选自2018年5月7日《半月谈》)

材料二：

    记者采访了杭城10位小学校长，每一个人都表达了这样一个相同的观点：表扬与批评、奖励与惩罚是教育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缺一不可。但是现在很多教师对教育惩戒望而却步，在管理学生上采取不作为的做法。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惩戒方式，让教育的这种手段能在老师、家长之间达成共识，这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采访中，多位受访校长、教师反映，长期以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严禁教师体罚等规定三令五申，而对力挺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却“缄口不言”。执纪和维权的失衡，让一些老师选择“明哲保身”，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氛围。

    很多老师被迫放弃惩戒这种教育手段，家长的一些做法是主要原因。

    “你们整个学校都在欺负我孙子!”前不久，一位老人情绪激动冲进了孙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因为其孙子在学校上课不听讲考试不答题，班主任严肃批评了他。孩子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一气之下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从一些新闻中可见端倪：老师批评学生只考3分，被家长暴打致住院；孩子座位被调整，家长投诉要求换班主任；老师通报孩子成绩，被“后进生”家长要求登门道歉；孩子犯错被叫家长，家长带着律师和录音笔来校对峙……

    一小学生家长曹林说：“适度惩戒当然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但我对赋予学校和老师惩戒权持保留态度。”他担心，如果赋予学校和老师惩戒权，老师们对“度”的把握很难统一，每个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如果惩戒不当，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舒曼认为，社会上一些家长的过度维权，导致老师因为担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育惩戒权，这是无奈的自我保护。

    (摘编自2018年12月10日《钱江晚报》)

材料三：

    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2日。

    《规则》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支持教师正当行使教育惩戒权，制止有害于学生或者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言行。同时，还对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以及教育惩戒的方式作出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申素平认为：“它给了教师一份指引，明确告诉教师，当孩子犯错时，你这么做没问题，批评、留校、不超过一堂课的站立、适当的体育训练都无可指摘。同时，《规则》也能让学生直观清晰地知道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对与错，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犯错时被教师教育惩戒也能心服口服，从而能够主动约束自己，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另外，《规则》也为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实施的教育惩戒，给予申诉的权利。”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认为，国际趋势促使我国必须健全教育惩戒的法律法规，很多发达国家都有教育惩戒权的明确规定，比如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了对学生惩戒方式包括罚站、增加值日次数、放学后罚留教室、警告、退学等；美国教师的惩戒权包括言语责备、留校、惩戒性转学、短期停学、开除等；而英国规定，老师有权通过身体接触管束不守规矩的学生，教师的惩戒方法还包括：室外立正反思、罚写作文、周末不让回家、让校长惩戒、停学等。英国中小学生如无故旷课， 不仅会受到严厉批评，其父母还将面临5000英镑以下的罚款；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和新加坡，则保留了“鞭挞”等方式。

(选自2019年11月29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