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地名留住文化记忆

    主持人：地名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含意？

    李辉（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我们很长时间缺乏一种对文化和历史的敬畏，改地名其实也反映出这个问题。地名的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篙单的事情，它的来源、它的延，续发展，它融进了很多经济的、文化．的个人情感，甚至家族的东西在里面。

    我的家乡是襄阳，我父母是枣阳人，我是在随县出生，我长大2 0年期间都属予襄阳地区，对襄阳的印象很深，同时襄阳行署的所在地是在襄樊市，是个县级市，后来叫地改市，过去叫地区一级的改为地级市，就用到襄樊这个名字。我这次回家乡，家乡人说：我们这个年龄的可能有几百万人知道襄樊，但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襄阳呢？一个《三国演义》几十回都写的襄阳，我们看金庸的书，小说里面，杨过、郭靖、黄蓉战襄阳，还有唐诗宋词多少写襄阳，王维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还有社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孟浩然就是襄阳人，杜甫的祖父也是襄阳人。一个地名是和两手年的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

    我们有时候说到乡愁，乡愁不是一个虚的东西，乡愁是和你生活的地方的地名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省的民政厅的干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兵到了台湾一直没有回来，身体不好不能回，后来让他的儿子回到家乡找他住的地名，但是这全地名没有了，孩子找了很多年没有找到，最后通过民政部档案里的地名找到这个名字，更改了。后来这个老先生写了一封信挺感谢他们，说你们可以发展得很好，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主持人：地名的更改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李辉：首先，我们对这个地名要有一种情感，情感刚才讲了，是个人情感、家族情感和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另外，外面的人要改它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地方人表示尊重，对这历史敬畏，因为任何一个地名的形成都是有历史形成的。

    打个比方，前面讲了襄阳，包括那些诗，你们都读唐诗宋词，说这在哪里，襄阳在哪里。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中国文化二三千年一个非常有支撑的东西，比如我去年去汉中一个县，就是武侯墓所在的那个县叫勉县，“勉”用的是勉强的“勉”。50年代是叫沔水的“沔”，过去汉水一直叫沔水的，所以《诗经》时代开始，到诸葛亮时代，包括到30年代、40年代，那个水都是沔水，沔水就是汉江如上游，沔水一直流到汉阳汉口，汇入长江。沔水到了50年代，这个“沔”不太好写，随便改了叫勉强的“勉”，因为我们读沔水就想到《《诗经》，想到诸葛亮。说这个勉强的“勉”也能改，都能改，但是这样改是很草率的。包括湖北还有一个县叫沔阳，和沔县的“沔”是一个字，前几年改名叫仙桃，我们知道，仙桃的来历叫什么，因为有一个镇叫仙桃镇，就改为仙桃市了。沔阳也是很有名的，我们知道，湖北沔阳三蒸，沔阳花鼓戏。恢复荆州以后，沔阳一个著名的作家叫池莉，她就是沔阳人，她认为能不能不要把沔阳叫仙桃了，我们恢复沔阳吧。像这些东西都是草率地更改。把历史都没有了，一想到这个名，就想到当年的美食，都没了。

    主持人：您对于传统地名背后的文化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李辉：每个区域对自身特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很丰富，面也很大，每个区域也不一样。传统文化不是虚的，有一个特定的区域性文化，对特定区域性文化的凝聚力是在他的语言中，在他的教育中。还有美食，吃的东西。传统文化是和这些相关的，教育是有虚有实的。教育是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你的家，这里的语言是你一生的语言，这里的戏你要听，这就好。所谓保护传统文化，我觉得没有别的，从自己的事情做起，包括他们一到节假日就有祭祀活动，这就是文化。过去我们拜祖先、拜祖宗，过去一度作为破四旧的，现在都恢复了，都允许了，这是传统文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原地带和北方比南方可能要差得远，福建、广东，包括浙江那一带的，他们地方性传统文化的保护，我觉得是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这就是靠具体的事情来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当然也要有资金，资金不是主要的，要有热心的人。

（本文有删改）

材料一：河南渑池县段村乡位于渑池县北部深山区，是牛心柿的主产地。这里的牛心柿个大且含糖量极高，已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由牛心柿加工而成的牛心柿饼又称仰韶柿饼，属“仰韶三宝”之一。据了解，段村乡是河南省级扶贫开发重点乡，今年确定以发展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目前，段村乡种植的牛心柿已经超过3万亩，亩均纯收入近6000元。下一步，段村乡还将积极引进牛心柿深加工项目，使柿子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规模不断壮大。

材料二：河南商丘市虞城的穷根在哪儿？120万人口，年产26亿斤粮食。基础设施差，群众“等靠要”，政府兜底弱。因病因残致贫就占三成，然后依次是因智、因老、因婚、因学等。开发虞城，优势在哪儿？毗邻5条高速、3条铁路，有3家上市公司，在全国钢卷尺市场占80%的份额。尤其是开放的虞城人，有看天下的眼光、走四方的精神、闯世界的勇气。牢牢抓住“人”这一关键因素，“日清周评马上办”制度紧紧抓住“三个人”——部门负责人、乡党委书记、村支书，紧紧围绕全县带头的3.2万名党员。每周末的“周评”会是一个增知识、长本领的培训场、练兵场。专家授课，讲规划，讲金融、讲法治、讲扶贫，既讲题也答问，解疑释惑、精准指导。扶贫者脑袋富了，扶贫行动就准了、快了、新了、实了。

材料三：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感受到，不怕“难”字当道，就怕“懒”字沾身。如果没有“靠人不如靠己”的斗志，只寄希望于更好的政策、更多的援助，显然很难根本脱贫。这更证明了“扶志”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脱贫，推动当地发展，其实正如人的身体，不能只是简单输血。输血只能救急，让人体自身可以“造血”，这才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正确方式。“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精准扶贫需要用心扶志。扶贫干部不能急躁，不要埋怨，要多些耐心，善加引导，努力让制定的帮扶措施更加扎实细致，更加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要“多开院子会”“多交政策底”，让贫困群众看到改善境遇的希望，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从而调动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与斗志。

材料四：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进展喜人。然而，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上。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30%，却提出今年要“摘帽”。这些扶贫领域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一些人对扶贫事业缺少应有的敬畏之心，依然抱有功利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帮扶连接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看病上学，即使脱钩后，看着曾经的帮扶对象因为发展能力没有培育起来而再度返贫，那些光授人以鱼不授人以渔的帮扶干部如何心安？打着扶贫的幌子却不干帮扶实事，这样的企业如何承受扶贫济困的道义之重？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地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落，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 ，中国只有16.8 ，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 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 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网资本论》）

材料二：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三：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材料一：

    今天的儿童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环境之中。不过，近年来随着儿童用网上网的普及，由于不当使用、缺乏教育引起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前段时间引爆网上的杭州四年级小学生因玩王者荣耀跳楼事件等，都成社会焦点话题。

    为了实地了解当下少年儿童网络使用状况和遇到的安全问题。今年，来自广州市多所学校的儿童代表组成网络安全调研小分队，去到多家学校进行主题调研。儿童代表们在调研后，发布《少年儿童网络安全广东倡议》：网络安全你我有责。让我们全社会共同携手，一起构建更加安全、文明的网络空间。同时让我们小手拉大手，和爸爸妈妈一起约定好，集聚网上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摘编自“网易新闻”）

材料二：

14岁儿童与家长网络行为的对比

材料三：

    在第四届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上，一份来自广东省儿童网民网络素养状况研究报告揭示不少最新情况。

本次调研显示，有超过23%的学龄前儿童（3～6岁）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5岁时网络使用时间超过30分钟的儿童已达到31.9%。7岁的儿童中，23.5%每日上网时间超过半个小时。24.2%曾研究过网络游戏攻略；61.0%在手机或平板上自主下载自己喜欢的游戏、视频和音乐。8.9%的7岁儿童开始主动加网友、qq群。

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也越来越早。调研显示：3岁就已经开始使用QQ和微信，到了7岁，9.9%的儿童使用QQ，15%的儿童使用微信。在12岁拥有QQ（87.9%）、微信（69.7%）的儿童比例超过一半。

引人注意的是低龄儿童微信的接触率，较以往调查有显著提升。4～9岁微信比QQ拥有更多的接触。9岁时儿童微信的接触率已达到38.0%，超过QQ的31.2%接触率。10岁时，QQ接触率达到52.9%，正式超过微信47.1%，自此之后，QQ成为少年儿童第一社交媒体。

（摘编自“腾讯网”）

材料四：

    “应对少年儿童网络安全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各界形成合力。”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在论坛上呼吁，络安全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的课程，积极推动开展网络安全法制教育。随机的零敲碎打式的灌输或劝阻，效果恐怕不理想。在儿童“触网”低龄化的新形势下，不妨让网络素养教育正式走进学校、课堂、课本之中，即使在幼儿园、学前班阶段，都该有这种制度安排和教育“标配”。这不仅是形势和责任所需，更是社会和家庭的呼唤。

    “现在孩子对网络的探索意识和自主意识很强，但自控力依然不强，需要家长引导。”张海波建议，家长要及时了解孩子的上网行为状况，清楚孩子的“数字轨迹”，及时教育。其次，家长要及早培养孩子的网络安全意识，了解相关知识和法规，并且培养孩子的自控力、辨别力，通过约定的方式和孩子制定上网行为的规则，让孩子养成健康文明的上网习惯。此外，家长还要加强自身学习，及时了解潮流文化，改善网络时代的亲子关系。

（摘编自“华龙网”）

    材料一：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服务了区域经济发展，彰显了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三年前，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学校456所、骨干专业3815个、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1933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727个。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351项国际合作，招收沿线各国的学历教育学生近6000人、培训超10万人次。此外，职业教育不断补齐短板环节：高职生均拨款制度进一步落实，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1.2万元；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等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相继发布。

    （选自《教育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材料二：

    [注]E表预测。

    材料三：

    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较快，但和欧美国家相比，仍然较为落后。目前，欧盟有半数以上的国家职业教育比例在50％以上。我国受经济结构调整、高校扩招和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不强的影响，职业学校招生人数持续减少，同时生源质量有所降低，有的学校报到率仅达60％。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都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更明显。我国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基础薄弱，如我国每万人中职业教育平均在校生，东部地区为115人，西部地区仅为58人；西部地区职校生平均预算内的教育经费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办学条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大。

    另外，欧盟国家职业教育观念比中国的职业教育观念要强，自古以来我国都是轻职业，重学术理论的发展。我国人民传统上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没有普通教育价值高。

    （选自《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材料四：

    目前来看，我国职业教育量大面广，遍布于大中小城镇。且专业一般都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立，目标明确，专业对口，量体裁衣，学以致用，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

    我国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低，比较适合边工作边学习，迎合了普通百姓的需要。高等教育只有在考虑到传统精英教育的同时，也考虑到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教育需求，吸引他们进入高等学校，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我国职业教育正是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它是国家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促使高等教育加速进入大众化的重要因素。

    社会在变革，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和工作岗位逐渐消亡。另一些新技术和新工种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无线通讯、多媒体、图形设计等。在这样的形势下，职业教育也在进行改革，以培养新一代的劳动力。既使学生掌握适应当今社会的专门职业技能，又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在出了校门以后，能够持续提高职业技能，灵活地自我调整。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一片光明。

（选自《职业教育的优势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