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这些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9日，略有改动）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电视媒体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除了观众人群数量的骤减外，更是给电视文艺的创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电视文艺创作与全媒体语境互融，实现自身的复兴已经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在全媒体语境下实现电视文艺创作的互融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其一，电影元素在电视文艺节目中的互融运用。尽管都是以剧情为主要内容，但是电视剧和电影存在很大差异。电视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展现剧情，而电影更多的是通过造型、空间等表现剧情。将电影元素在电视文艺节目当中互融运用，实现电视文艺节目的电影造型化，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尝试。比如，电视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中，演员表演不同的经典电影剧情，通过塑造造型、营造氛围的方式，使观众在电视节目当中感受到电影的氛围。这种做法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对电视文艺节目收视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

    其二，电视文艺节目元素向网络的垂直延伸。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造成当前直播成为热门的现状。电视节目往网络延伸，同样能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电视直播是当时人们能够接触到信息的最快速的途径。这个途径能够生动形象、直接地展示新闻消息。网络全民直播则是出现在2016年，自此，只要你有一台智能手机，能够连上互联网，你也就能够进行直播。这种全民直播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使直播变得没有那么引人瞩目。而带来的挑战是，直播的内容和形式成为点击率的核心，这是电视文艺节目的创作从这一个方面入手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如果有游戏直播、秀场直播，或者是VR技术的应用，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更具有真实感，电视文艺节目也将赢得年轻观众的心。

    第三，电视文艺节目元素向电影延伸。电视电影大家并不陌生，电视剧《武林外传》、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都出了电影版。然而，这需要与综艺电影相区别。综艺电影一般是由一档十分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制作的电影。这类电影没有持续发展的剧情，仅仅依靠综艺节目的品牌效应，以快、准为关键，抓住市场。在一档综艺节目出现高收视率时候就立即打造出同款综艺电影，而不是等到消退一段时间之后再制作综艺电影；同时，该部综艺电影主要针对相应综艺节目的忠实粉丝，通过明星的宣传，实现粉丝经济。例如，《爸爸去哪儿大电影》、《奔跑吧兄弟电影版》。电视电影在借鉴其模式的时候，也不要忽视这类电影情节的碎片化、植入广告形式低幼使得票房并不乐观的问题。

（摘编自《电视文艺创作互融研究》）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数字遗产

    眼下，QQ，MSN，电子信箱以及游戏账户下的虚拟武器装备、宝藏等，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它们也将是21世纪现代人拥有的数字财产。

    人活着的时候，可以随意打开电脑，用QQ，MSN与朋友、同事聊天，用邮箱收发信件，在博客上写文章，登录账号玩游戏……可人去世后，QQ，邮箱、博客以及游戏账号里面的东西，究竟算不算遗产，能否依法继承，又该如何保护呢？

    数字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网络权益和财产，是互联网在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快速成为个人数字档案中心的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网民来说，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还很遥远，但在很多欧美国家，数字遗产继承已经提上日程。迄今最为著名的数字遗产案件发生在美国。一名美国士兵的家人希望得到自己阵亡儿子的电子信箱密码，以整理他的信件。但雅虎公司一直拒不提供密码，直到法院判决后才同意提供。

    数字遗产纠纷也催生了一个新行业——数字遗产守护者。“遗物守护者”“财产锁定”“死亡开关”等网站就是专门用来守护数字遗产的。其方法是用户将登录信息告诉值得信任的亲戚或朋友，在用户遭遇不测之后，由亲戚、朋友登录该网站，手动激活发送电子邮件的程序，以获得相关信息和数据。“遗物守护者”的创立者杰瑞米·特曼说，“数字遗产，你可以不理解这事儿，但不能完全不去想。从现在开始算，我相信5年后大多数人都会将他们的‘数字遗产’列入遗嘱。”

    在中国，个人账号以及相关信息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到底归谁所有，谁可以继承、谁可以进行审查和修改，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中，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一家互联网公司能给出一个明确而满意的说辞。这也就造成一些网民对未来数字遗产继承上的担忧。

    纵观当前网络公司提供的数字产品服务协议，如长期不使用，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会被提供服务的公司回收，电子邮箱3至6个月没登录就会被冻结然后被注销。游戏账号因为涉及“虚拟财产”，情况更加复杂。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网络中的游戏账号、武器装备、经验值、宠物、金币具有财产属性，应当受到立法保护。即便是那些外人不会感兴趣的QQ，邮箱、博客，对于死者家属或亲友来说，也是死者留下的遗物，保留这些网上的虚拟物品，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就像死者的书信、照片等遗物一样，虽然没有财产价值，但谁能说这不是遗产，不可以被人继承呢？

    不过也有法学专家认为，对这些所谓的“数字遗产”立法保护并不现实，而且没有必要。“首先，我国法律保护的财产，只是现实中的财产而不包括虚拟财产，因此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其次，QQ，电子信箱、游戏账号等数字财产大多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即往往只针对专有主人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主人离开了人世，这些数字财产的价值大多会随之消亡，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

    互联网已经成为个人数字档案中心，包括存放家庭相册、文件、信函和视频。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这些“数字遗产”将如何处置呢？相信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遗产的保护问题会逐渐明朗，并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