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神眼

    从起初遥远的一点，到依稀模糊的轮廓，再到清晰可见的机身，减速、放下起落架、稳稳在某军用机场降落。“奖状”飞机又一次执行特殊任务凯旋了。

走近它，“小”是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机身长、宽不过数米，差不多一人多高。而让人很难想到的是，眼前这小小的“个头”，竟能在13000 米的高空飞行，最大巡航速度0.72马赫，可连续飞行6个小时。一进入机舱，才发现这小小的“身板”还着实能“装货”：在直径不足1.5米、高只有1.45米的狭窄机舱内，就装有3个固定座椅，两个座椅在驾驶舱，1个长椅在后舱，各型电子设备占据了舱内大半个空间。而这也给驾驶“奖状”飞机的机组成员带来了麻烦，狭小的舱内空间，使得除两名驾驶员外，机组其他人员只能挤坐在一尺见方的小长椅上，蜷缩着直不起腰、伸不开腿，时间一长，腰酸背疼不说，想方便也找不着地方。但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每次执行任务都要连续飞行四五个小时。

    谈及飞行经历，机长张凯如数家珍，“自1986 年配备‘奖状’号，我们中队已先后7次入藏，20余次进疆，飞行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协助完成10余项重大科研攻关，完成抢险救灾任务160余架次。”

    多年的飞行，让“奖状”中队满载殊荣，也使他们不少人患上了“职业病”。副教导员孙文奎说，“每晚7点半要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不管有没有任务，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天。”“一有灾情，无论天气如何，我们都会自发处于待命状态。在那种情况下，灾情就是命令，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一次，张凯机组飞往重灾区北川遥感航拍，电瓶温度指示灯突然报警，温度直线上升。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造成空中断电的危险。千钧一发之时，机长张凯脑海中掠过了一个个特情处置预案，一个个处置口令也脱口而出：

    “下降高度！”

    “跳开X 号保险丝！”

    终于，飞机从7000 余米下降到6000 米，故障被机组成员镇服。

    让机组成员终身难忘的是2011年7月的西藏航拍任务。当时，西藏正值雨季，动辄狂风骤雨，天气变化无常，气象条件非常恶劣；每个成员都出现了较强的高原反应，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体力飞行，大家只好边吸氧、边打点滴、边研究飞行计划，最后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

    飞险区、闯禁空、测山河、赴震区……一次次的枕戈待旦，一次次的受命飞行，这支“奖状”中队屡建奇功，满载殊勋。在这光环的背后，蕴含着的是一份大爱。

    除日常的训练外，“奖状”飞行团队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外执行飞行任务，陪同家人的时间自然也就少了许多，有时接到紧急任务，还会和事先安排好的“家事”“撞车”。

    或许在有些人的眼里，他们不是合格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但在家人的心目中，却有着不同的答案。

    一位飞行员家属说道：“选择了飞行员，就是选择了寂寞，为了‘大家’，一点牺牲不算啥。”一个轻松的回答，一个灿烂的微笑，折射出的是一份包容与关爱。

    “总觉得平时亏欠他们的太多，在家的时候就多给老婆孩子弥补一点。”一机组成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位飞行30多年、6000余小时飞行员的氤氲柔情。

（摘编自苏银成等《探空测地的“九天神眼”》）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排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本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2010年11月4日“人民网”《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

材料三：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原载201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只有连锁，才能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元/半年。“如今已有100 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5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平教授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原载2013年12月16日《工人日报》)

材料一：

    2018年1月17日，中国银联发布《2017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中国银联连续第十年跟踪消费者支付习惯及风险偏好的变化情况。

    手机闪付成为2017年市场份额增速最快的移动支付产品，6成受访者表示使用，较2016年增长1倍。主要原因在于手机闪付无需解锁、只需指纹验证，更加便捷，并具有金融芯片级安全防护，获得苹果、三星等国际知名手机品牌及华为、魅族、小米、中兴等国产手机主流厂商的高度认可。同时，使用人群结构变化更为明显，从中高端人群走向社会大众。随着手机厂商的大力支持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手机闪付的普及程度或向扫码支付看齐。

    数据显示，传统密码验证方式的使用比例较2016年下降25%；动态验证码的使用比例连续两年下滑，2017年再次下降20%。与此同时，以指纹识别为代表的生物识别认证因安全与便捷的独有优势获得青睐。本次被调查者中使用指纹识别万式的比例为48%，呈现出逐步替代传统密码的趋势。

    （摘编自中国银联发布《2017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有删改）

    材料二：

    调查显示，5成以上的消费者通过手机支付完成线下购买实物、信用卡还款、外卖、打车及充值缴费等日常支付。其中，打车、叫外卖是90后、80后常用场景；买电影票、发红包是70后常用场景，资金转账则成为60后的首选。值得注意的是，外卖消费场景崛起迅速，移动支付比例超过6成，而80、90后男性群体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报告显示，70后、80后是网络消费主力军，其中男性月均网上消费额超过5000元的比例（23%）首次超越女性（15%）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事，调查显示，90后收入情况虽不及其他年龄段人群，但每月网上消费金额高于5000元以上的比例（23%）却高于其他所有年龄段人群，年轻群体在移动支付领域的消费具有巨大潜力。

    移动支付使用场景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月，有删改）

    材料三

    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代际特征一览表

    （摘编自“搜狐网”，2018年1月18日，有删改）

    材料四

    90后人群在使用移动支付时，往往看中便捷性，对安全性有所忽略，如泄露注册金融账号并透露银行卡号等重要信息，在Wi-Fi网络下输入移动支付密码等。

    70后、80后中仍有超过一半人群并未购买账户安全险，对于账户安全险的重视度不够，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被盗刷的可能性低，没有必要办理。

    60后人群容易受优惠信息的吸引，对于不明二维码防范意识差，对于任何渠道有优惠的促销的二维码都会去扫一扫。

    调查显示，相比2016年，自行承担所有损失的消费者占比下降12%，其中商业保险、风险赔付、欺诈资金与货物拦截等产业风险保障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遭遇诈骗后，及时联系银行挂失卡片可帮助减少损失。受访者中，拨打银行客服挂失卡片，遭遇诈骗但未蒙受损失的比例为47%，而通过第三方挂失等其他方式止损，该比例仅为30%左右。

（摘编自“搜狐网”，2018年1月18日，有删改）

    材料一：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地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材料二：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次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方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需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阙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材料三：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Horrible Histor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色列Armoz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s aski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Tim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面》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