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傲然苦不谐

在红学的道路上，沿着学术与大众接受、趣味阅读的交叉重合地带，他走出了一条奇异的人生之路，终成一代红学大家。这，有时看上去几乎是神话，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1947年，这是他在红学上扬帆起航的年代，他作为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得到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赏识和垂顾，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充实了大家对曹雪芹的认识，使考证派获得文献上的新支持，得以昂然前行，因此受到胡适的推崇。再比如，2005年已是年近八十八岁的他，一年中有八部著作出版，在耳聋目盲的情境下奋笔快写，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被称为是罕见的学术“大跃进”。他，便是周汝昌。

红学之路，是风雨路，也是显学之路，二者，周汝昌先生可谓兼得。他因研究《红楼梦》而处于聚讼纷纭、是非争议的中心，也因红学而成为少见的学术畅销书作家。从1953年他的《红楼梦新证》开始，他就处于红学的论争中心。他的文献资料总被引述，但他的观点也总是飞矢追逐的靶子。周汝昌先生曾不无自嘲地说，我的衣服已经被撕得褴褛不堪，但他们却是使用我提供的材料编制了自己的盛装。

周汝昌先生认为，他在为人之怪（乖僻）上，与曹雪芹相似，都是不同俗流，也不愿意从善如流，他们都是有满腔积愤难以自诉，需要发愤著书以自遣。这种自比，使他钻入曹雪芹的心灵深处，与曹雪芹展开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对话，创作了无以收束的雄文。其实，我们不妨把周汝昌先生所有的红学著作都看作是与曹雪芹的心灵秘语，这里充满了对话的私语性。他自负与曹雪芹心灵相通，与曹雪芹所赞颂的人物一样，都是正邪两赋之人，出离于俗界凡间，一方面万人嘲谤，一方面又超于万万人之上。他曾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如此描绘曹雪芹，“倘若细究起来，雪芹是大智慧者，他那话（“愧则有余，悔则无益”）含蓄的内情恐怕还深还厚得多。那‘无益’，也许并不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死不回头；而是这种悔者，本来丝毫没做什么错事，倒是做极高尚极善美的事——可结果呢？做错事坏事的万人都功成名就，位高禄厚，洋洋乎自得，而这个做好事的曹雪芹，却落得‘万目睚眦，众口嘲谤’，一生忍辱负垢，受尽了欺侮贬抑、诬陷伤害。”“狂于阮步兵”的曹雪芹，孤怀难鸣，周汝昌自信是他的旷世知音。

正是他感觉到“世人待他太浅薄、太恶毒”，所以“要为雪芹鸣冤”，因此，“我不幸之至——当上了‘红学家’。”周汝昌在媒体界已经成为红学泰斗，而他则说红学正是他不幸的选择。为什么不幸？“受了那些魍魉蛇蝎的那么多的明枪暗钺，可谓遍体鳞伤，若不当红学家，何至于此？”

可是他又不后悔，并且“永远不悔”！正像在大多数场合他语气坚定、铿锵有力一样，个性倔强的他向来是一副坚毅面孔，傲然不群。他认定，因为不但是“悔则无益”，而是“为了给雪芹、脂砚洗雪奇冤，受了这等人的欺侮伤害又算得什么？”

周汝昌不愿意人们称他为红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观念超出了《红楼梦》小说的范围，“以红解红”不是他的路数。周汝昌“研红”给人的最大感受是诗性浪漫，这里抒情大于说理，心灵对话超越了形式逻辑，散论并不来自严格的层层推理。对于《红楼梦》的博闻强识，对于《红楼梦》相关文献的精研细读，使他能天马行空、左右逢源，余裕自如，触境生春！他以《红楼梦》为依托，追求的是崇情文化，一种新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诗性创造中的文化。他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下，将一部小说和民族的历史、人生的价值、美好的信念等结合在了一起。他一直说，还有一个“真”的《红楼梦》，这个“真”的《红楼梦》存在在他的感悟里。

所以，与其称周是一位红学家，不如称他是一位诗人。其实，他更偏爱后一个名字！

诗人是个大艺术家，也时常有点儿“怪”，与世俗人不甚谐调。他总有被人误会和嘲谤的遭遇。

（摘编自韦科《一生傲然苦不谐——纪念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在房间里，現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裝，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远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敦煌，黎明中升起

许实

    清晨，第一缕曙光照在敦煌市中心的雕像上，新鲜而明媚。这是敦煌的飞天女，衣袂飘逸，花朵一样的笑容，她刚刚从夜里走来，反弹琵琶的声音，使漆黑的夜里翻腾咆哮的沙漠，此刻像天空一样宁静。

    沿着绿色铺开的道路，我穿过敦煌街道。夜雨早停了，屋檐上，灌木上，电线上，树上湿漉漉的，麻雀叫着，抖掉身上黑夜，蹲在树上观察日出前每一个细节。此时，我也像麻雀抖掉黑夜，游荡在敦煌大街上。一辆辆早起的出租车穿梭在大街上，偶尔刺耳的喇叭声，唤醒睡梦中的旅客。可是在阳关，干裂的阳光晒得脸皮疼，滚烫的风吹干了身体里的水。莫高窟绚烂的壁画，精美的彩塑，精彩的故事，九色鹿舍己救人，丑公主变美，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还在脑海里浮动，还想伸出手摸一下，惊讶地张大的嘴还没有合拢，让脑仁疼的喇叭声就钻进了耳朵。

    党河水安静地流淌，河岸上草木舔着水花自顾自地灿烂、摇曳、生长，还有鸟雀的栖息，这些繁盛的树木只想着在太阳出来之前吸足水分。我沿着河岸前行，荡荡的河水仿佛东汉“草圣”张芝^①家的墨池。张芝、张昶兄弟俩每天清晨就开始练习书法，他们在临河的墨池里蘸一蘸笔尖就把水染黑了，还有他们家的庭院，到处挂满布，写着黑字的布在风里飘扬。这些集“月之阴柔，日之阳刚，地之宽厚，天之崇高”于一体的字，像篝火呼啦啦燃烧在黑夜，像七月敦煌的天气滚烫、蒸熟生硬的果实。

    河岸上传来牛的哞叫声，几条狗在撕咬、打架，岸上是一排排土坯房子，有烟囱冒出了烟，是出租车司机刘家的，昨晚回家迟，几个来自远方的年轻游客租车去了雅丹。这是古丝绸路南道北干线，由此向西沿白龙堆沙漠穿越罗布泊直到楼兰，再从楼兰到若羌转入丝路南道，这条道为沙漠路。他们正值青春，对荒无人烟、没有生命、岑寂的沙漠充满梦想，记忆里肯定流淌着许多五彩缤纷的故事。中国古代旅行家法显，欧洲探险家斯文·赫定，就像天边升起一抹霞光，倏地扩张到整个天空，然后在他们心灵深处扎根了。

    年轻的斯文·赫定第一次从喀什到若羌，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走进沙漠后，目之所及，全是荒芜贫瘠的黄色沙丘，茫茫沙海铺在眼前。干得能当火种的沙，掀起了干热的风，疯狂吸食身体里不多的水分，皮肤干成了牛皮纸。干渴让他的队伍分崩离析。在见不到一丝绿色和动物的痕迹、只有冷峻的星光划破死寂的夜里，斯文·赫定抽出沙里的身子，听着自己在沙上发出的沙沙声，趁着凉爽的黑夜前行。当他靠吃野草、树叶、芦苇芽、苦水里的小蝌蚪走出沙海，把最后一盏点亮的灯放在沙丘上时，多么希望失散的人员、骆驼、狗儿能跟来，沿着他留下的足迹，找到于阗河……就这样，百年来，斯文·赫定也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故事，吸引着无数人去寻找。他留下的足迹、灯盏像航标、浮标在沙海上漂动，像一枝水莲立于沙浪上。

    党河岸上，土坯房上，许多烟囱冒起了烟，人们在告别昨夜的梦吗？我听见有音乐从窗户里流出，有诵读声飘在村庄上空，这些美好的声音，让缀满果实的杏树心花怒放，让李广杏子像海绵球在墙上蹦跳。天空万里无云，无边无际，向四面舒展开去，丰沛、连绵、密集的阳光赋予敦煌灿烂无比的早晨。

    光焰四射的晨阳，漫过党河岸，洒向熙攘的城市、丰饶的村庄。在燃烧的阳光里，棉花裂开坚硬的外壳，纷披的李广杏子星星似的闪烁在绿叶里，大片大片杏林就是深邃的夜空。

    敦煌已经醒来，而且喧嚣起来，我听见有人诵读：

    敦者，大也；煌者，盛大也

    黎明中起身的敦煌——

    鸣沙山就在前面，太阳这个大火球，早把那点湿气舔干净了，沙子开始发烫，远处沙丘脊线上腾起火焰。这片沙漠背对海洋，这里的人们多么希望面朝大海啊。人们还记得大海的、海草的味；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水花溅在脸上热辣而冰凉，激起尖利的惊叫声。来自海边的人们在鸣沙山上逍遥，胀鼓鼓的风扫过一尘不染、炫目的沙丘，裹着花色披肩的年轻人吹着口哨，光屁股的孩子们在沙上厮打，从山脊上滚下来再爬上去。有马厩的气味飘来，有清脆的铃铛声传来，浩浩荡荡的驼队从更远的沙脊上走来，训练有素的骆驼，驮着欢乐的、唱着歌、尖叫的、互相拥抱汗津津的人们，穿越喷着火的沙丘。

    整个白天，鸣沙山持续不断的喧嚣、欢乐、呐喊，让平日里心情沉郁的人，此时容光焕发，心里不禁产生一种明媚的期望。

    黄昏降临，血色的太阳蔓延到身边。月亮升起，天边上星星亮起来。凉风吹来，沙丘上起了微波，似细细的音乐，轻轻踩过梦境。

（选自《人民日报》）

【注】①张芝，东汉时敦煌酒泉人，曾在敦煌苦练书法。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一）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住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不感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到。

    ……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人家会聚在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垭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  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                   ”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                   ”，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                   ”，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                   ”，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借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节选自郁达夫《江南的冬景》

    （二）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