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做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语)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致于晚上都睡不着，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就没有去。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走正门

王春迪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丰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一日，海爷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枯瘦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立着贺家的祠堂，迁也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一日，日过三竿，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唯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子挺直地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有的甚至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都低着头鱼贯而入。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子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一副贵人之相。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戴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一别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唯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一手拎着篮子，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儿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万事通先生

[英国]    毛姆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在同仓名单里见到他的名字时，我就讨厌，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键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后来，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绘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有删改）

面具

魏炜

    海森是一个二流演员，他的经纪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大富翁费德诺聘请他去给父亲老费德诺演场戏。老费德诺病重住院了，费德诺先生本该在医院里陪着他，但费德诺先生很忙，根本挤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但他又怕这事传出去会败坏自己的形象，这时他就想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海森。

    海森是个演员，经过两天的练习，已学得惟妙惟肖，就连费德诺先生本人也分辨不出来。再戴上根据费德诺先生的面貌特制的橡皮面具，简直就是费德诺先生再生了。他就和费德诺先生签下了合同，正式演出了。

    第一次走进病房时，海森还有些忐忑，他老老实实地坐到床边。老费德诺先生看到他到来很高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海森不敢搭腔，只是在一边不时地应和一句，或是笑笑。但老费德诺先生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海森看规定陪护的时间到了，就站起身来。老费德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乞怜地望着他，“再陪我一会儿吧，我知道你很忙，但我真的想跟你再说说话呀。好吗？”海森看到老人眼睛里那份热切的期待和隐隐的凄楚，不忍拒绝，就又坐到床前。老费德诺先生又说了10分钟，这才和他依依不舍地告别，并热切地要求他明天准时赶过来。

    一出医院，经纪人就递给他一张支票，海森高兴地收起了支票，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声称是《太阳快报》的记者，听闻费德诺先生放弃了很多生意，每天都赶到医院来陪伴父亲，很是感动，特地来采访的。

    海森不愧是一个演员，很快就酝酿出了情绪，来了一个现场表演。他诉说了自己对父亲的爱，诉说了父亲对自己的好，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几滴眼泪，感动得记者眼圈儿都红了，不失时机地给他拍了一张大特写。

    第二天一早，费德诺先生就打来了电话，说《太阳快报》登出了那篇专访，非常精彩，有很多人打电话对他表示敬意，还有几个合作伙伴要尽快跟他签订供货合同。他要提高付给海森的酬金，还要把合同期延长。

    之后，海森继续如约赶到医院，慢慢地他不仅听老费德诺先生说话，还给他讲些笑话。老费德诺经常笑得前仰后合，像个孩子一样兴奋。

    这天下午，海森像往常一样赶到医院。老费德诺脸色很不好，主治医生告诉海森，老费德诺的血液化验中发现了一种病毒变异。这种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药物可以抑制它，它会要了老费德诺的命。

    海森立刻给费德诺先生打了电话，通报了老费德诺的病情，恳求他抽出一些时间到医院去陪陪老费德诺，这可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了。

    费德诺连连推辞：“我没有时间，希望你能多陪陪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海森生气了：“费德诺先生，在你的眼里只有钱吗？他是你的父亲，他现在需要你。”

    费德诺也生气了：“不用你来教训我，我知道该怎么做。请你按照合同做，不然……”他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海森将面临巨额合同赔款。

    海森给气病了。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海森开上了玩笑：“你不会是说在我的血液里化验出了变异的病毒吧？”医生点了点头。海森猛地一惊，愤怒地吼道：“费德诺，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他是制药公司的老板，是赫赫有名的病理学专家，他一定猜到了老费德诺身体里的病毒有传染性。这个混蛋，他让我替他得了病！”

    第二天下午，又到了他该去陪伴老费德诺的时间。他本来已经恨透了费德诺，下定决心不再替他装下去了，但时间一到，他就再也坐不住了，还是悄悄溜出医院，换上了行头，戴上了面具，赶到了老费德诺的病房。

    老费德诺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海森笑了：“为什么不来？我听到了好几个笑话，一定要讲给你呢。”

    老费德诺欣慰地望着他，点了点头，眼睛里竟闪烁着泪光。他一挥手，从门外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老费德诺的律师。老费德诺对海森说：“先生，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已经立下了遗嘱，要把财产全部转给你。”

    海森一愣：“你早就看出了我不是你的儿子？”

    老费德诺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辛酸：“儿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自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是假冒的了。但我很喜欢你，孩子。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来呢，就连那个可怕的病毒，也被你的快乐赶跑了。我真要谢谢你啊，孩子。”

    海森更是惊愕了：“你都好了？那，那个病毒……”老费德诺得意地笑了：“那是我和医生合演的一出戏，就是要考验考验你，我的孩子。”

    海森心下一松，伸手准备去揭下脸上的面具。

    老费德诺拦住了他：“别揭掉它，孩子。”

    海森愣住了：“你都知道我是假冒的了，我还戴着它干什么呢？”

    老费德诺痛苦地摇了摇头：“你就给我留下这最后的一点儿希冀吧！”

    海森点了点头，重新又把那个费德诺的面具戴好。

挂在塔尖上的记忆

蒋 殊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段时光铭刻在一个特定节点上。郝生荣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武乡县城段村。1944年他走进军营之后，在这个古城里肆意挥洒过他青春的血泪。

2015年10月份，他88岁的秋天，我在段村见到他。

段村的这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既有上班族匆忙的脚步，也有一排一排的老人靠在墙边的暖阳里沐浴着晚年时光 

如约去到郝生荣住的儿子家，却不见他。问胡同里坐着的一圈老人，他们指着下面的马路说，转过去就看到了。

果然，就在我们刚刚经过的马路转角处，一个超市门口，郝生荣拄着棍子，与另一位同伴并排靠在墙边。同伴不时在他耳边说着话，他却似乎心不在焉，眼神更不时盯了远方，出神。远方，他的目光尽头，一座塔尖，立在四射的光芒里。我知道，那个塔尖上，挂着他满满的记忆。

塔叫千佛塔，耸立在武乡县城中心宝塔广场中央，建成于清康熙年间，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物。它，镇定着一代又一代武乡人时而涌起的一颗颗或狂躁或不安的心。

然而1945年，这塔几乎被毁。

1940年夏天，日本人在段村安下据点后，繁华古镇段村就成了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城墙上修筑了密集的射击孔，四角的碉堡高高耸起。日军不仅占领了段村镇，把千佛塔当成重要的工事建筑，在城外还设了多处外围炮楼。 日军的一个加强连屯集在这里，居高临下，以凶猛的火力封锁着进入段村的我方部队。古老的千佛塔，被困在古镇望眼欲穿，默默等待着亲人的到来。

对于千佛塔，郝生荣的记忆总是停留在从前。对于眼前的县城，也是.正是他风华正茂的那几年，这里却不是自己的，整整五年。那时候，郝生荣与战友们沟上岭下，雪里泥里，为的就是抢回属于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他叹，可惜咱的武器不好，有时已经瞄准了，枪却打不响，干着急。他只开心地乐，后来打了几次日本人，缴获了一批好枪，都是三八式，戴盖盖的。好枪毕竟不多，却越缴越多；自己的武器虽然不好，却越磨越刚。随着战士们坚韧的脚步，一寸一寸收复着自己的土地；一步一步逼得敌人节节败退。 1945年8月25日晚上，他们逼进段村，逼到千佛塔前。

坚固的古塔，成了敌人负隅顽抗的唯一筹码。

千佛塔内的40名日军，已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他们在坚固的塔内，还是清晰地闻到越来越密集的战火，听到中国人民欢呼抗战胜利的声音，就要走到尽头的他们，开始了可怕的垂死挣扎。

外围的王家垴炮楼，正被769团二营一部发起攻击，新兵小王憋着一股气，一连投完放在箩筐里的手榴弹，然而就在他乘胜再取弹药时，却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周围的战士清晰地听到，他18岁的热血汩汩流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

随后的呼啸排山倒海：31 团一营奇袭城西主碉，决九团占领东村山，突击排一连二排在烽烟战火中搭梯登城。 日军的抵抗也是前所未有，我方云梯被打断，城下遇火力封锁，甚至凌空投下燃着火光的被褥……

天怒了，一场倾盆大雨，随着轰隆隆的巨雷声于次日凌晨倾泻而下。雨水、血水、泪水、汗水，泥水，郝生荣说，这些统统都得扒开，只将敌入聚在视线里。

8月的高粱，高高挺着脊梁，像一个个无声的战士……尽管伤亡不小，我方还是连续攻下王家垴碉堡，攻破南城墙地，冲到千佛塔下。

塔里的日军借助地理优势，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让我军想要靠近塔的愿望一次次落空。

万般无奈，八路军决死第九团请求，调重炮，轰击千佛塔，保证不用两响，就让塔内的敌人粉身碎骨。郝生荣承认，那个时候，杀红了眼的战士们都忘了塔。是啊，血肉之躯都敢顶在枪口，哪里会考虑到一座无声的塔？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塔的重要。”郝生荣说的是实话。这些被从田间地头直接拉上战场的人，哪里会知道一座塔对于后世的意义？ 他们心里想的，仅仅是夺回家园，赶走敌人；仅仅是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样平凡的日子，是那时的奢望与梦想。于是，郝生荣每每坐在街边，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与人流，①再抬眼看到空中的塔尖，脑子里就会急速回荡起一些人，一些事，也总会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有时候，与他在一起的同伴问他缘由，他也是轻轻一句：说出来，你也不会懂。没上过战场的人，自然不懂他们多年掩着的心事。

日军或许也觉得，八路军不可能轻易炸毁古迹，于是蜷缩在塔中，侥幸寻找最后的生机与突破。

对于决九团调重炮的要求，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没有答应，并派人告诉他们，古塔是文物，要保护，坚决不能用炮轰。于是将千佛塔全面围困。郝生荣说整整五天，断了日军的吃喝。在敌人战斗力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战士龚金来、张顺瞅准机会，冒死利用射击死角绕道冲进塔内，高举手榴弹，迫使躲在塔内的日军重机枪班全部投降，夺回千佛塔后，决九团又乘胜抢占了伪县公署、打击了龟缩在城东北角炮楼里的日本鬼子，粉碎了日军指导小队“或运长久”的妄想。高高耸立的千佛塔，重新映射在太阳的光芒T千佛塔，也除去束缚，含泪高高舒展在它深爱的土地上。直到今天，直到永恒！我要走了，他目送我过马路，上车。②之后 ， 目光重返塔尖。

(有删改)